1.“明治教养人”与帝国意识萌动

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个人的思想意识无法超越那个时代的主流社会意识，个人的思想意识是那个时代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那个时代社会意识的复杂程度，也必然会折射到个人思想意识之中。

本书在此借用了日本现代杰出的思想家竹内好（1910—1977）先生在1952年1月写就的《国家的独立和思想》一文中所使用的“明治教养人”一词。竹内好对他所提出的“明治教养人”概念是这样给予定位和分析的，“所谓明治教养人，是指在日本免除了殖民化的危险确立起主权国家地位的时期完成了人格形成的那一代人。那些得以与国民一起庆祝日清、日俄战争胜利的人们，是在连倡导独立自尊的福泽谕吉也会落下喜悦之泪的时候，即在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最兴旺的时期度过青春期的人们。他们把独立国家日本之万劫不毁的存在视为自明的事实，也是顺理成章的”。^[1]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打败了长久以来的敬畏对象——大清王朝，日本一跃而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日俄战争中日本又击败了帝国主义欧洲列强之一的沙皇俄国，日本成为欧美以外唯一跻身西方列强俱乐部成员的亚洲国家，皇国无敌、金瓯无缺、日本不败的幻觉和意识流淌在那个时代的日本国民的血液之中。

那是一个膨胀的时代，那是一个新兴帝国极度膨胀的时代。疯狂而又膨胀的情境之下，日本社会的各个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对外意识，一方面对欧美列强采取竭力模仿、追赶的低姿态追随政策，“脱亚入欧”论是这种追随政策的理论基石；另一方面初入帝国行列的日本以欧美国家模仿者中的优等生自居，不仅仅是政界人物，即使是知识界、文化界人士也普遍产生一种认识，即日本的近代化远远优于同时代的中国近代化，在强烈的优越感意识影响下，对落后的中国则持有一种理所当然的蔑视心态。

明治维新作为一场改变日本社会命运的大变革运动，其最初的政治口号是“尊王攘夷”（尊崇天皇、排斥外夷），当攘夷运动失败后转向为“倒幕”，德川幕府的统治被推翻之后，新政府的政治口号改为“富国强兵”，并贯穿于明治时代始终。

“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蕴含着对历史传统的一种回归；“倒幕”可以看成是一种代表民众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富国强兵”则被明治时代赋予是一种国家的使命和追求。

这样一种国家层面的使命和追求，在明治时代被普遍接受，成为那个时代日本社会的共同意识。日本近代学者堀田善卫的言论可以佐证这种共同意识的正当性和普遍程度，他说：“如果不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的话，怎样才能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呢？怎样才能成为亚洲民族的盟友呢？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19、20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2]作为知识分子的堀田善卫等人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成为欧美列强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理由。而作为明治时代政治家的大隈重信，在由他主持编纂的记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帝国崛起历程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的序言中，则是如此概括日本之所以能够短短50年就成为与欧美列强比肩的帝国的真实原因，“呜呼世运之变有出人意表者，我日本开国以来，凡百制度取法于西洋，废置变革细大并举，武威文物骎乎日进，国运之昌振古所未曾有也”。“东洋诸民族居世界生齿之大半，而沉沦濒于危亡。其间日本帝国勃然独兴，仅五十年而长足进步，与彼霸驭欧洲之强国战，卒大胜之，以耸动世界之视听者，其故果安在哉。物不结无因之果，盖日本民族其传说与历史苟无以翘异于同洲诸族也者，未必能发此光彩。……试提其要，有三端焉。曰继绍神国久而健存；曰发挥地灵禀有特质；曰封建割据磨砺智能。日本民族发展之故，千端万绪，皆莫不为此三纲所函括者。”^[3]

继绍神国，久而健存，强化了日本作为神国存在的历史独特性，这种皇国历史观并非大隈一人所独有，可以说这种皇国、神国史观是绵延整个明治时代的正统史观。明治教养人的历史观包含这些观念和意识也就不足为奇了。

发挥地灵禀有特质，暗含日本在亚洲诸民族中的特殊性，特殊性即优越感。美国著名的日本问题学者埃德温·奥·赖肖尔是这样评论日本人的民族特殊性的，“在历史上，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如一个钟摆，摇摆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日本整个社会的那种与群体保持一致的倾向和他人判断凌驾于个人爱好之上的特征，都加强了这种特殊性”。

“日本人经历了两次时间不长，但却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的时期。他们每一次学习西方，在最初阶段都是无批判地模仿，并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功，从而使他们以后能够抛弃无关紧要的引进物，转向重新光大日本许多固有的特性。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周期。开始，他们从西方寻求日本民族生存和未来发展的一切答案。但当他们掌握了基本经验后，就怀旧地回归自己的文化，认为日本文化才是产生日本优越性的真正的根，西方技术不过是起刺激作用的肥料而已。”^[4]

优越感支配下的明治政府将邻近的朝鲜和中国理所当然地视为侵略和征服的对象，所谓的大陆政策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侵略有理的社会意识基础之上。

封建割据磨砺智能，表明日本社会黩武的军国主义传统。这种黩武的军国主义传统就成为明治时代日本大力推行“富国强兵”国策的社会基础。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所提出的东洋盟主论和“脱亚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明治政府“富国强兵”国策的理论依据。“皇国”与“武国”的结合，“神国不灭”与“武运长久”的神话与虚幻的融合，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打造帝国的一大特征。

福泽谕吉（1835—1901），近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代著名的教育家。青年时代曾在长崎学习兰学，后又师从兰学大师绪方洪庵研习兰学。安政6年（1860年）随幕府使团短暂赴美，是幕末日本社会里为数寥寥的懂英语的知识人之一。次年，福泽谕吉作为幕府使节的译员旅欧，对西欧国家有所习得，回国后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1866年），影响甚广，成为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必读书。1867年，他第三次随幕府使团赴美考察，感触良多，回国后致力于从事教育和译著事业，积极倡导西学。1868年4月仿效西欧私立学校的常例，开办庆应义塾，以培育具有“独立心”的西学人才为目标。

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甚多，其倡导的启蒙思想影响了明治时代的各个社会阶层。明治5年到明治9年（1872—1876年），他陆续发表17篇文章（后集为《劝学篇》），阐释人权平等的启蒙思想。其“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之语，流传甚广。明治8年（1875年）、明治12年（1879年），出版《文明论之概略》和《民情一新》两部著作，探寻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原因和变迁，阐述日本国民处在文明世界之中应有的生活方式和日本强盛之道。如果说福泽谕吉所倡导的“脱亚论”代表的是当时日本知识界、思想界的主流思想的话，山县有朋作为政界领袖提出的“富国强兵”论，就可以看作是“脱亚论”的政治实践。

明治初年日本社会出现的帝国情结和帝国意识并非无源之水，它与日本幕末以来的国家危机意识、扩张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长期以来，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地理特质，日本民族具有着强烈的生存忧患意识，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异常地敏感。幕末欧美列强频繁压境，迫使日本开国之际，一些幕末思想家和知识人面对外来危机，就纷纷提出日本如何自强以摆脱生存危机的对策，其中所萌动的帝国意识和帝国构想对明治维新运动的政治领袖人物和知识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