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混同秘策》与“满鲜征服论”
16—17世纪，东亚的政治格局处在动荡重组的过程中，日本亦不例外。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德川幕府，经二、三代将军发展与完善，逐步确立了幕藩制，以控制各藩大名、武士及人民。1633—1639年间，幕府连续发布5次锁国令，并最终确立作为幕藩制外部特征的锁国体制，锁国体制一方面有效抵御了来自幕藩制外部思想侵袭，稳定了统治阶级掌控的政权，使日本国内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一次重新的整合，国学以及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思想都产生于锁国体制之下；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日本“岛国根性”的弊端，有学者认为锁国对日本来说乃是一种悲剧的开始。
6世纪开始，日本便努力摆脱大陆文明的影响，及至幕府时期一直努力构筑大君外交体制即脱华夷秩序的小华夷秩序，此举是突破朝贡体系的一种尝试。虽然日本认为已经在东亚的政治格局中，成功构建了小的华夷秩序圈，但文化本质上同中国的认同感并无多大改变。及至19世纪中期，日本的锁国制度已经不能有效地抵御来自欧美列强的侵扰，锁国体制面临解体，而整个德川时代的日本也面临一次全新的选择，在幕末的政治风雨中，很多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放眼日本的未来，提出自己的看法，规划日本在东亚政治格局乃至世界政治纷争中的位置。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要阐论同天朝上国中国的关系，这些幕末的知识分子对待近邻中国乃至亚洲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治时代政府精英分子所选择的道路，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渊源在此亦可觅其踪。
（1）佐藤信渊的《混同秘策》
佐藤信渊（1769—1850），生于羽后国雄胜郡西马音内（现秋田县雄胜郡羽后町），出身平民。46岁时，始学兰学，习天文、地理、历数、测量之术，并同井上仲龙习儒学，且游历四方。文化期（1804—1817），佐藤信渊活动频繁，著述也以兵学、对外政策为重心，他一生著述颇多，较有影响的有《经济要略》、《天柱记》、《混同秘策》、《农政本论》等，凡此三百余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受儒学古学派的熊泽蕃山、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本多利明之影响，多种思想杂糅于间，构筑成佐藤信渊独特的思想体系架构。
1823年（又说1832年），佐藤信渊完成《混同秘策》（后经人校注书名变为《宇内混同秘策》）一书，此书是一部关于日本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的著作，为江户时代的日本勾勒出一幅国际关系的政治地图。此时日本多受西方列强的骚扰，不时给锁国体制下的德川幕府的统治者造成恐慌，正是基于此种情形，佐藤信渊用自己多年调查实践的总结，欲向幕府执政者提出自己对当前形势以及日本所应采取的对策等政治主张。佐藤信渊在书中构筑了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借用日本神道教为理论基础，论证日本对外侵略的可能性及合理性、合法性，并且详细论述攻打中国的方法步骤，凡此种种。
其著开篇写道：“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之成国，为世界万国之本。……然则可安世界万国之苍生，乃主最初皇国者之要务……盖若拯救世界万国之苍生，乃极宏大之事业，必先能明辨万国之地理，遵其自然之事，置妙合天地之自然，得施以产灵之法教。”[5]
佐藤信渊认为，日本乃是世界万国之根本，世界最终的归属都置于日本统领之下，为了能够实现日本有效统治世界，让万国臣服，首要任务是掌握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与知识。这是佐藤信渊为进一步提出政治主张、充显秘策之本质的一个引子。“详察世界万国地理，可知万国乃以皇国为其本，确认皇国为其本，愿论其细”，作者确认地理上的先天条件之后，在他看来首要征服的当属“支那”，如若“皇国远征支那，得优越之条件，不出五、七年彼国当崩溃瓦解”，如若反之“支那倾全国之力加害皇国，必无良策”，佐藤信渊的征服“支那”的信念是坚定的，所以他说：“无论何如皇国出兵虽军费甚多，但彼国（支那）却劳民伤财，且其国人无奈于疲劳奔命是也。故皇国开他邦之门必先以吞并支那肇始也。如上所述支那故虽强大犹不敌于皇国，况其他夷狄乎？故此书先阐明攻取支那之方略。”[6]不难看出，作为幕末时代的思想者，站在政局摇摆不定而致思想激烈变动时代的前沿，面对西方列强不时侵扰日本沿海的既定事实，在治国防御上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主张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以当时日本江户幕府的实力，锁国制下的幕府已迈入暮年，还不足以同清朝一相较量，况胜过清朝更非可能。但佐藤信渊在这部书中所设计的一系列侵略思想，成为明治时代政治谋略家们的思想指路，在20世纪20年代变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理论路线的真实走向。早在1798年本多利明就写成了《经世秘策》一书，确定要把日本建成世界霸主地位的目标。并且他认为应当对外侵略扩张，向西占领中国东北，向北攻占俄国的库页岛，这一点上佐藤信渊与其颇有某些相似之处。
佐藤信渊在书中，对中国的描述用了较大的篇幅，对中国的认识虽称不上全面，有些地方亦有较大偏颇，但对当时幕末日本人的中国认知起到一定启蒙作用。佐藤信渊在书中写道：“经略他邦之法，从薄弱处取易始为其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易攻之地，除支那国之满洲无他。何者，满洲之地，与我日本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地隔海相望，凡八百余里，可知为易扰之地。扰时应以不备初始，西备时则扰东，东备时则扰西，其必奔走相救。于其奔走之间，可知其虚实强弱。而后可避实就虚处入侵，避强而攻弱。未必动用大军也，暂以少许之兵扰之。”佐藤信渊明确提出了侵略中国定当先侵略中国东北的策略，这种策略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尚不能被更多人理解，也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然而在60多年后的日本，山县有朋内阁时期明确了“主权线”与“利益线”，定下基调侵略朝鲜与中国，所设计的对外扩张路线正是佐藤信渊当年所描述的。佐藤信渊对中国的认识与描述，在当时幕末的日本产生了较大影响。佐藤信渊明确认为“满洲人急躁而无谋略，支那人懦弱易恐惧，稍有小事，必动大军以救之。屡动大军，则人力疲惫，财帛靡费，无需论言。况从支那王都至满洲海岸往复，经沙漠辽远山谷乃及其艰险”。[7]这是日本能够占领中国东北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将所有的优势均体现于日本，忽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鉴于可能性的存在，其征讨的步骤也应当明确。佐藤信渊本人也深知这种想法在幕末的历史环境中无实现的可能，但他一开始就将自己作为先知先觉的人来看待，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乃是为“阐明古道”之大业，以著书的形式来宣示自己作为一个日本哲人的神圣使命。
佐藤信渊分析中国北方之所以是容易攻取之地时认为：“满洲指最北端有名曰黑龙江之大河，此大河入海处，与我虾夷之桦太仅隔十余里之海水。此处距支那王都北京有七百里（按中国算4127里）地程之隔，若飞脚疾走八九十日能达焉。然以此处为要枢之地乃为齐齐哈尔，由支那之北京派一人之将军率领镇守。”“故桦太之北支那人居住者不少。而此边完全在北纬55度以北之地，气候寒冷而不生谷物。土人以鱼类、鸟兽、草根等为食物，与我虾夷人无异。军士之食量均以遥远支那本国输送，故常陷缺乏五谷之困。故此地米谷甚于金玉。”而对于日本而言“惟天奉民，惟辟天意乃为皇国肇始之专务，于是乎攻伐黑龙江乃行天罚”，其目的是“拯救浸于恶俗之中的苍生”。[8]
佐藤信渊在论述了攻取中国的可行性与步骤之后，便对进攻中国的顺序以及日本政府所应采取的方式作出安排。“第一青森府，第二仙台府——防守严密之处当不必上陆，由船载大炮火枪骚扰其海岸，对其防守空虚之处则伺机渗入，或战或以食物安抚之。”“第三沼垂府第四金泽府，此二府之兵拥军船数十艘……以上四府之兵力七八千周旋于满洲八百里之海岸，伺机登陆。……如此不出四五年支那人大为困窘，终不能守住满洲，则黑龙江各诸部悉归我所有。其渐征伐松花江攻陷吉林城，抚纳安顺夷狄，以攻盛京。”“第五松江府第六萩府……第七博德府，凭兵船数众多攻至朝鲜之南海。”“第八为大泊府之兵由先岛诸岛而取台湾，直至浙江各地，经略台州宁波等诸州。”“第九为亲征。当以熊本府兵从焉，先头之兵当直取江南地区，速攻南京应天府，一次为临时皇居”。[9]
佐藤信渊为日本设计了一条一个世纪之后才被日本近代的领导人变成现实的道路，在当时来看，这样的设计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这也是幕末时期个别思想者理想中应该对中国所采取的措施，充分体现了对中国的错误认识。认识的本身掺杂着一相情愿的复杂情感，“万世一系”的皇国观念在佐藤信渊的政治构想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将由西方列强侵袭所带来的压力，以西方列强的思维方式与手段，以侵占其邻国中国为转移的最佳方式。同时也是积蓄于日本人心中几千年来一直师事于中华思想的一次清算，试图打破中国文明对日本文化自身影响的一次尝试。佐藤信渊的著述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反而是在明治初年由于“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的关注而使其影响传播开来，在明治初年广为流传。特别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关于佐藤信渊的著书与论文广泛行诸于世，当时被冠以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先驱与倡导者的名号，近代日本所走过的道路同佐藤信渊所设计的道路并无二致。
（2）吉田松阴的“满鲜征服论”
幕府末期，社会面临激烈动荡，是一个时代转折的前奏。虽称不上乱世，但也造就了许多时势英雄。1853年美国人培理的“黑船来航”之后，日本国内政治统治思想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各种政治外交设想充斥于市，这也为众多的精英分子准备了一个展示自己思想的舞台，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人物。佐久间象山的个人价值体现在他对待世界的认识及对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充分认识上，这是他思想体系“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重要架构，而“满鲜征服论”则是吉田松阴的思想内核。
佐久间象山（1811—1864），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兵法家，自幼学习儒学朱子学。1833年在江户师从一斋习儒学，又从江川太郎左卫门学洋式炮术，热心兰学，提倡“和魂洋才”说（日本思想、西洋技术）。在佐久间象山的朱子学理论体系中，用合理主义解释朱子学乃为其最大的特点[10]，基于这种解释，佐久间象山开始学习兰学。1841年松代藩主真田幸贯任幕府老中时，负责海防工作，被任命研究海外事情，并且开始学习炮术，上书《海防八策》。1853年美国培理率船舰来日时，撰写《论时务十策》，上书幕府老中阿部正弘。1854年培理再次来日，并且同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象山的门下吉田松阴因“渡海事件”入狱，其本人也因其破坏锁国之法入狱，在狱中写成了最能完整体现其思想的著作《省諐录》。象山是近代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典型人物之一，是幕末思想的先驱者，也培养了众多活跃在幕末及明治初年的重要人物，胜海舟、吉田松阴、坂本龙马、加藤弘之、津田真道都出自其门下。
佐久间象山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之初，一直奉行锁国攘夷的主张，认为锁国是日本祖法之训，存继200余年必有其价值所在。而且攘夷的主张在日本国内得到了认可。在此期间，佐久间象山由于学习了“兰学、洋式兵学，对欧美诸国的军事实力作出了合理的评价”之后，其思想也逐步转变，这种对欧美军事实力的正确认识成为“思想转为开国的基础”。[11]由此其思想由攘夷论的坚持者转变为开国论者，而且开国论的主要主张体现在其《省諐录》一书中。
象山指出，“驭夷俗者，莫如先知夷情，知夷情者莫如先通夷语，故通夷语者，不惟为知彼之阶梯”，强调不能盲目攘夷排外，欲驱逐外国势力、打败西方，必先通晓其语言与技术，然后再加强海防。而“海防之要，在炮与舰。而炮最居首”[12]。象山认为日本应将炮列为海防之首，特别是西方的炮术比较适用，应该吸取西方炮术之长来弥补日本海防之短，避免因盲目攘夷而致更大的损失。认为执拗于古来的军事科学与军事技术，则在近代的战争中必招失败之命运。故应对日本传统的兵学军事思想不断更新，从而脱离封建体制的束缚。
促使佐久间象山等锁国攘夷论者转变政治立场的关键因素，是培里舰队所拥有的令人震惊的威慑力和打击能力。江户时代日本所拥有的最大舰只是100吨左右的所谓千石船，日本在东京湾的海防岸炮不过是100门射程只有800米的铁炮。而培里所率领的四艘美国舰船中“萨斯克哈纳”号，是一艘2450吨的蒸汽船，是日本最大船只的24倍，其余3艘船只也在1000吨以上，吨位是幕府所拥有最大船只的10倍以上。四艘美国军舰配备了100多门射程在3000米左右的大炮。巨大的实力差距迫使幕府放弃了坚守200多年的锁国政策，向欧美列强屈服，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如果说中国清王朝的国门是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的话，日本江户幕府的锁国大门则是在美国培里的坚船利炮威慑下主动打开的。从这时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就成为日本竭力效仿的目标，成为像西方列强那样具有坚船利炮的国家，就成为倒幕派人士的政治动力。
佐久间象山这样的幕末洋学家，专注于利用兰学技术资料，研制出了射程提高到2000米的大炮和流线型炮弹，成为倒幕势力的大本营萨摩藩的利器。
佐久间象山认为欧美各国的强大的军事实力是远非日本所能抵抗的，与其奉行锁国，莫不如取西方之长来补东洋日本之短，自古日本的文化传统多受中国的影响，在中华以自己为中心视周边国家为夷狄的观念被日本人吸收之后，佐久间象山本人认为日本古来也受圣贤之教，应把夷狄视为“围绕两国周边的诸民族”[13]，这样就把日本与中国等同起来，共同构筑了一个环绕在中国日本周边的夷狄观念。打破了中国的朝贡体系所设定的范围，将日本从传统意义上的以中国为师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佐久间象山从传统的夷狄观念中解放出来，认为中日两国应摒弃夷狄观念之争，不能单单在名称上改变，更应该变革对世界的认识，回归到一种常态上来。在幕末培里来航之初国内攘夷论盛行的形势之下，佐久间象山能够将自己所坚持的攘夷论转换为开国论，则完全是一种勇气与认识上的进步。将日本定位于世界之中，并且打算在日本缔结开国条约和建立邦交的基础上，奠定日本在世界之中的位置，这也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核心所在。
作为佐久间象山门生的吉田松阴，将其老师的思想继续深化，认为日本应该实施对外征服、扩张的策略。吉田松阴（1830—1859），又名寅次郎，通称虎之助。4岁时过继给其叔父吉田大助贤良为养子，9岁时入藩校明伦馆学习，习《武教全书》和《孙子》等书，16岁时学《兵要录》，向饭田猪之助习西洋阵法，从守永弥右卫门习得荻野流炮术，1851年师从佐久间象山学习洋学，并且在开国论上基本承继佐久间象山的思想。1854年吉田松阴企图乘美国军舰赴海外失败后被捕入狱，1856年作《讲梦余话》，1857年创立松下村塾，培养了一大批明治时代的精英人物，其中有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等杰出人物，正是这些人接受并学习吉田松阴的思想后，在明治时代的外交政策体系中，缔造了能够融入西方列强的价值体系与标准。1858年作《狂夫之言》、《对策》、《愚论》等著作，12月份再次入狱，并且于1859年被害。吉田松阴在幕府末期公开反对德川幕府统治，其思想颇受佐久间象山的影响，鼓吹天皇中心主义，倡导日本式的忠君爱国。在吉田松阴的众多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854年在狱中写作的《幽囚录》，这部书阐述了日本处于世界强国包围之中，日本应该采取的方法与对策。吉田松阴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从中国的清末历史与中国的古典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素材与知识，而他所构建的思想对其后一度担任明治政府要员的学生们影响较为深远。
吉田松阴通晓汉文典籍，并且熟读中国兵法，他认为：“孙武论兵，专以知彼知己为要。始之以计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能，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吉田松阴所崇拜的孙武所论之兵法，在近来之日本的情形又如何呢？“近年来，诸夷之舶竟至我邦，而其主果有道乎，将果有能乎，天地果得乎，法令果行乎，兵众果强乎，士卒果练乎，赏罚果明乎。无有先知者也……呜呼海外之事，茫然莫辨，适有来间者，错愕畏缩，谓皆杰物，可慨哉，可悲哉。”[14]针对外国入侵这种状况，吉田松阴提出了日本政府应该采取的对策与方案，《幽囚录》一书正是其对策的集中体现。
在《幽囚录》一书中，吉田松阴认为“幕府应大修武备，先除大船之禁，命兰夷致军舰、火轮舶，命浦贺与力中岛三郎助，依据洋书打造军舰”，并且建议幕府提拔适用人才，向幕府提出“在品川海岸修筑炮台，在江户小石川的樱马场建巨炮，免除识近代炮术的先驱者高岛秋帆之禁，招土佐漂流民万次郎”等比较中肯的意见。[15]吉田松阴的主张出发点是为了日本的自存自立，造军舰大炮表面上是为了日本自身的防卫，然而书中随后的论述则完全变成了对外侵略的工具，将军舰与大炮变成了侵略的武器与手段，施之于近邻中国。
吉田松阴首先指出，“皇和之邦位于大海之中，而万国拱之，凡地之势，其近者为害切，远则次之，是古今之通论也……神州（指日本——笔者加）之西为汉土……汉土土地广大，人民众多，其隔海而近者也。近闻有英夷之寇入侵起鸦片战争，引太平之乱，若西洋贼军占据汉土，其被害甚大”。[16]这段话并不是吉田松阴将自己的主张付诸侵略的具体步骤，而是作为一个日本人对待中国鸦片战争的关注。谈到鸦片战争在此有必要稍加赘述，鸦片战争到底在日本人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鸦片战争的消息又是如何传到日本的呢？
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奉行锁国，但留长崎出岛通商，长崎因此就成为日本人了解外国情况的唯一通道。当时向德川幕府报告海外消息的中国商人与荷兰商人的报告书被称为“风说书”，其中中国商人的被称为“唐风说书”。中国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幕府正是通过“唐风说书”和“兰风说书”（指荷兰人向幕府报告国际形势的资料文书）来了解中国动态的。在日语中“鸦片”写作“阿片”，所以关于中国的鸦片战争通常写作“阿片风说书”。日本正是通过“阿片风说书”及时了解中国国内的变化，同样此时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天朝上国的中国在西方小国英国面前不堪一击，这对日本的知识分子来说，从心理上无疑受到重大打击，这也是对日本人长期奉行华夷秩序观念的一个挑战，促使日本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求一种新的办法、理论，来重新认识中国所面临的境遇。日本人认为“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目塞听，既不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又不了解世界形势，甚至依然把西方各国当做昔日夷狄加以轻视，结果才惨遭失败”。[17]日本人还认为中国的武器军事技术、近代科学的落后也是致使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幕末知识分子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吉田松阴也是在这种思想认识之下，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幽囚录》一书中，吉田松阴这样阐论：
“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亏，国不隆则替。故善保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无之。今急修武备，舰炮略足焉，则宜开垦虾夷（北海道），封建诸侯。乘间夺多加摸察加、奥都加，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不然，坐于群夷争雄之间，无能举足摇手，而国不替者，其几与？”[18]在这段话中，包含了吉田松阴的狂妄想法，修武备造舰船的目的在此也昭然于世。在吉田松阴的论述中包含了为日本近代的对外侵略提供一种道路的思想，而后的事实也就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证明了这个有“先见之明”人的思想的预见性。
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中给久坂玄瑞的回复信中则清楚表达了他的对外侵略的主张：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神功丰国，古能为之，今而无可为乎？（中略）今也德川氏，已与二虏和亲，非可自我绝，自我绝之，是自失其信义也。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靡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诚如能是，二虏唯我所驱使，则前日之无礼之罪，责之可也。[19]
吉田松阴所设计的侵略道路，当时的日本没有能力实现，但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所走的对外侵略扩张之路正是吉田松阴所设计的道路，这同佐藤信渊的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处。作为吉田松阴门生的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正是明治政府的主要领导者，他们秉承了先师的愿望，为吉田松阴的思想找寻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合理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