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霞关外交与“脱亚入欧论”
当明治维新运动完成了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后，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列强争雄的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亚洲被强行带入西方秩序下的殖民时代。
面对激荡的外部世界，日本社会对优越的西方经济和军事技术的挑战迅速作出了反应。
从明治新政府成立伊始所频繁发布的政令、公告中依稀可以透视出构建帝国的理念和目标。1867年12月，明治政府在《王政复古大号令》中宣布“实行王政复古，树立挽回国威之基”[20]；1868年3月《宣扬国威宸翰》主张“安抚汝亿兆，遂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21]；1871年7月，《废藩置县诏书》中再次申明“何以保安亿兆，得以与各国对峙”。[22]
用坚船利炮将东亚世界强行带入西方国际体系之后，西方国际体系始终包含着二重原理以维系，在其体系内部，西方列强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侵略的对象是东亚的弱小国家；对处于体系外部的东亚国家，西方列强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武力为后盾强迫东亚各国接受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
德川幕府与同时代的中国清政府同样腐败无能，在幕末同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与中国一样身陷生存危机之中。
明治政府的政治领袖们和一部分知识人，在面对如此严峻的生存危机时，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要追随强者、与强者为伍；欺凌弱者，远离弱者。前者以霞关外交为代表，后者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为标志性思想。霞关外交与“脱亚论”实际上是表里关系。
明治时代的日本政治家和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部分思想家，为新日本设定的国家战略和目标定位，是如何尽快地将日本提升到美妙的欧美大国圈子之中，速成的方式就是着手构建一个以欧美列强为样本的帝国，他们都属于帝国的构建者；另一方面要像欧美国家那样输出文明，对东亚邻国的落后民族而言要扮演文明开化者的角色。
从明治初期开始，近代日本的外交政策之所以形成了追随欧美、注重与英美协调的一大外交传统，并非出于自然和本意，它是由当时日本与欧美国家间的不对等关系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日本在技术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面前处于屈辱地位所决定的。
明治政府建立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犹如坚韧的绳索，将日本束缚在屈辱的地位上。在为外国贸易开放的各港口中，设有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居留地。日本没有关税自主权、英法两国以保护侨民生命和财产为由，在横滨、江户驻有军队。外国舰队仍停泊在日本港口。日本同样深陷欧美列强的民族压迫之中，福泽谕吉有感而言：“我日本国人因不被欧美诸国人平等对待而感到羞愧、恼怒和愤恨，而且，也因不能实现我们的愿望而痛苦之至。”[23]
追求与欧美列强的平等地位，成为明治初期日本政界、知识界的共识。而平等地位的获得前提，就是修改幕府与欧美国家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岩仓使节团是日本政府为此而进行的第一次外交努力。
1871年末，日本政府决定向欧美国家派遣人数庞大的外交使节团，外务卿岩仓具视为正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为副使，众多军事将领参加。目的是“应修改以往之条约，确立独立之体制”。
但岩仓使团在美、英的修改条约外交均遭失败，美国官员通告岩仓使团说，格兰特总统认为日本单独和各国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在原则上是不对的，这种谈判应在东京同时和所有的国家进行。这样，日本试图和西方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次努力没有成功。岩仓使团转而把外交使团的工作重点放在对欧美国家先进的技术成就和西方文化的考察和学习之上。岩仓使团内的成员分成了数个小组，有研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有研究金融和财政制度的，其中包括税制、股份公司、货币流通、保险事业、运输、通信、工业企业等各种制度；有研究国民教育、社会保障和卫生等制度的。“凡是对我国有益之事，概当研究、熟览。”[24]
岩仓使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当时欧美几乎所有重要国家。这次明治政府大部分领袖人物集体欧美游学的亲身经历和实地体验，极大地影响了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
“始惊、次醉、终狂”，是岩仓使团成员在欧美国家考察过程中的一种精神状态。岩仓一行考察期间，“访农牧于野，览工艺于都，察贸易于市”，“昼间奔于轮响气吼、铁臭煤气之间，满身烟尘，及瞑方归”。所到之处必详问笔录。每到一国，必访政要和各界人物。尤其是在有“世界工厂”之称的英国，历访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伯明翰等25个城市，深受震动。大久保利通在给大山岩的书信中写道：“为巡览英格兰、苏格兰的名迹，四方跋涉……其工厂之盛，比前所传闻者更多，每到一地，黑烟冲天，无不设有大小工厂，由此足以知晓英国富强之所以也。”[25]回国后，大久保利通便提出了《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
德国首相俾斯麦对岩仓使团则提出了这样的忠告，“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外交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含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德国参谋总长毛奇更是明确地教育来访者，“法律、正义、自由之理虽可保护境内，但保护境外，非有兵力不可。万国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利”。[26]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回国后立即提出的“富国强兵”基本国策，可以说是岩仓使团考察欧美列强的重要学习成果。
对西方文明和工业化的极度崇拜和全面效仿，使日本在诸多方面学习引进了西方的近代先进制度，实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但不可否认的是，如同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一样，全面学习、模仿西方的社会运动，使崇拜西洋之风同样席卷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在西方列强面前的民族自卑感同样不可避免地积蓄下来。这种自卑心理，表现在日本的外交文化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鹿鸣馆外交。在国际关系的处理方面，就表现为霞关外交。
从纯粹的对外交涉层面来看，岩仓使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努力，可以说是一次无疾而终彻底失败的外交活动，这次外交活动的失败促使明治政府的领袖们将对外交涉，从原来的“夷务”、“洋务”陈旧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筹办西方国家模式的近代外交体制，成为明治政府的要务。
岩仓使团访美交涉失败，使日本新领袖们深刻地认识到，同西方列强相比日本并没有真正的外交权利，日本如何获得外交权利？英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成为日本构建近代外交体系过程中必须直面的课题。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将修改不平等条约视为日本内政和外交的重点，新设外务省专事外交事务。外务省地处霞关，因此，有霞关外交之称。
什么是霞关正统外交？
明治维新时期的第一次开国，使久处锁国状态的日本社会向西方列强敞开了国门，西方文明和近代科学技术大量流入日本，而岩仓使团的出访使明治政府的领导层认识到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巨大落差，以英美为师，模仿西方国家，努力成为西方文明的优等生并最终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员，是近代日本外交的政策出发点。
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相比，日本的政治家、知识分子都普遍产生异质感和自卑感，伴随着急于成为西方文明优等生的焦躁心理和社会情绪，竭力追随英美，希冀获得英美认同、信赖的种种努力，在外交领域里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亲西方、亲英美的外交理念和思维定式；而急于成为西方列强那样所谓文明国的社会心态，在内政方面就是以富国强兵政策形成为载体，在亚洲以欺凌、牺牲落后邻国为代价，形成东方的日本式帝国主义国家。
日本近代外交中的双重性格由此开始形成，即一方面对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日本外交采取低姿态的亲英美协调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对亚洲落后邻国采取高姿态的强硬侵略政策。这种特殊的外交政策结构，造成近代以来日本外交中形成亲英美是日本外交的唯一出路，与英美协调、结盟是日本外交的终极追求的外交理念和传统。亲英美色彩浓重的霞关外交，也就成为明治正统外交的代名词。
英国在近代日本外交形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影响力，如同德国在日本近代军事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极为重要。
英国作为19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国际体系中具有分量极重的话语权，是西方列强中第一个承认明治政权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中具有示范效应。明治政府在建设以西方国家为样本的近代国家过程中，英国的影响和印记随处可见。明治4年（1871年）政府雇佣的外籍顾问中有119名英国人、16名美国人、10名法国人；各地方政府雇佣的外籍顾问中有50多名英国人、25名美国人、19名法国人，英美籍人士占绝对多数。
而在日本外交界英美的影响力更不容忽视。在新政府的各个部门中普遍都聘用外籍人士充当顾问，而外务省是聘用英美籍人士作为顾问人数最多的部门。在外务省雇佣的英美顾问中，美国顾问迪尼逊尤为重要。迪尼逊从1880年起到1914年一直担任日本外务省顾问，称得上是明治外交的教父级人物，参与指导日本外交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处理，按英美外交理念培养日本外交官，其弟子门生以币原喜重郎为代表成为外务省中的亲英美主流派势力。1933年7月3日，日本外务省专门为迪尼逊举行了逝世20周年追思会，外务大臣内田康哉高度评价迪尼逊对构筑日本近代外交的重要贡献。并有“币原是（迪尼逊）儿子，荻原、阿部两位局长是孙子”的说法。在日本外交界一致认为币原喜重郎是霞关正统外交的开山鼻祖。[27]
立志以英国为样本而起步的日本近代外交一切以英国模式为中心，即便是明治时代的外交电报也全部采用英文，与西方各国的交涉方案、处理对策等，则全部仰仗美籍顾问迪尼逊之手完成。
英国驻日公使班克斯在西方列强均对明治新政权持观望怀疑态度之际，率先率领英国外交使团赴京都拜见明治天皇，以示对新政权的支持，确立了明治新政权的对外地位。而且，班克斯还扮演起对明治新政权的领袖们进行西方文明启蒙者的角色，在明治政府高层人物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正是由于他的斡旋帮助，新政权从横滨英国银行获得金融支持，渡过了财政危机。
在明治新政权的摇篮期，几乎所有领域都有英国的影响存在。因此，明治政府的外交从最初开始就形成了亲英美的传统，具有亲英美色彩和理念的外交官成为主流派，明治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外务省的官员升迁程序是：拥有在欧美履职的经历是必备要素，外务省的核心权力阶层基本上都是在英美两国出任过大使或公使的人，因此，亲英美派成为外务省的主流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币原外交是战前时代日本亲英美外交的顶峰，日英同盟是亲英美外交的最高层次，战后吉田外交可以视为对明治外交传统的回归，而日美结盟则可以视为战后日本亲英美外交传统的另一种方式的复活。
如何对待东亚邻国，是明治政府在外交方面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大课题。
亲英美的追随、从属外交，只是解决了日本同西方列强的关系问题，而建立一个类似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就必须明确日本对东亚邻国的外交政策。明治政府所奉行的是与英美国家低姿态外交截然相反的高姿态外交政策。支撑这种对东亚邻国采取高姿态外交政策的社会思潮，就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的思想理论。
思想往往会引导和左右人的行动。社会上有重大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思想理论，则会促使其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和国民意识。作为明治时代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9世纪80年代所发表的“脱亚论”，无疑对形成中的帝国具有理论和思想层面的指导性作用。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
19世纪80年代西方列强瓜分亚洲的形势日益严峻，大清帝国面对西方列强屡战屡败，频频割地赔款，一幅衰败景象。在福泽谕吉的眼中，中国已从“堂堂亚洲大陆一大国”，变成了“东洋之波兰”，力主日本应与欧洲列强建立同盟，共同瓜分中国。
福泽谕吉的文章中写明：“我日本国土虽然位于亚洲之东，其国民精神却已经脱离了亚洲的陋习，转入西洋文明之中。”“然而，很不幸的是日本近邻有一个曰支那、一个曰朝鲜的国家。”“此两国不知个人或国家的改进之道，在交通至便的世界中，虽不得不去认识文明事物，却耳目闻见而不动心，眷恋古风旧惯之情无异千百年之古。”
福泽提出日本应“谢绝”中国、朝鲜的“恶友”：“虽有辅车唇齿以喻邻国相助，但今天的支那、朝鲜对我日本国毫无帮助。在西洋文明人看来，因三国地理相接而时常被视为相同的国家，用评价中、韩的标准来看待我日本。”“其影响已成事实，的确间接构成我国外交上的许多障碍，可谓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为今之谋，我国不可等待邻国开明而期盼振兴亚洲，宁愿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至于其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为是邻国而要特别加以解释，只能按照西洋人对待两国的方法处理之。”[28]
福泽谕吉“脱亚论”思想可以说是由相辅而成的两种意识构成的。
其一，是鄙视东亚邻国的优越感，他认为经过明治维新以来20余年的模仿西方努力，日本已俨然超过了落后愚昧的东亚邻国，日本虽身处东亚但与中、朝两国已然分属于不同的文明阶段。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竹内好先生笔下的“明治教养人”正是在这种优越感意识的左右下，才会丧失其思想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而像普通日本国民一样去欢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这种对东亚邻国优越感意识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对中、朝两国侵略扩张是正常日本国家行为的帝国意识的思想基础。从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到后入仕出道的青年外交官吉田茂，包括诸多日本各阶层的人，都视日本对中国、朝鲜这两个邻国的侵略战争为理所应当的国家行为，对战争的反省，无论何时都停留在反省那场战争中的太平洋战争部分，认为那是对明治正统外交的一次背叛。
其二，是因自卑感强烈而产生急于与西方列强为伍的追赶意识。同欧美国家的巨大差距，使得连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呼吁日本的国民精神要融入西方文明，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要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19世纪的世界正处于帝国主义国家争雄逐地的疯狂时代，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游戏规则，是因利益趋同而结盟，因利益冲突而反目。日本要想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就要明确自己能够依靠的对象，自身西化要求强烈的日本，被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视为在东亚遏制沙俄势力南下的一个尖兵，扶植日本符合英国在亚洲的帝国利益，因而国家利益的趋同使英国成为日本加入西方列强俱乐部的保证人和引航者，最先在西方列强中开始同意和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谈判，可以看成是英国接纳日本成为潜在盟友的第一步，而1902年签订的《日英同盟协约》，可以说是日本正式成为西方国家伙伴的许可。“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盟，这标志着它第一次被承认是一个欧洲国家的伙伴，并使得日本的领导人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到俄国在满洲和朝鲜的威胁上。”[29]也可以说是福泽谕吉在20年前提出的日本“自行效仿英国”，“未来不久，可望于东洋显现一大英国，与世界万国争富强之锋，使他国退避三舍”[30]理想的实现。
中国有学者曾指出：“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曾经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遗产。‘脱亚论’不仅引导日本走上了宰割和瓜分亚洲邻国的道路，给亚洲邻国造成了无数灾难，而且它还导致日本在其后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一味迷信‘实力政策’，为其后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日本民族最终在20世纪走上悲剧道路的思想基础。”[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