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富国强兵与东洋盟主论

19世纪下半期是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逐鹿亚洲最为疯狂激烈的时代。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野蛮丛林生存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刚刚被强行纳入近代西方主导下国际社会的日本，日本社会固有的神国思想和封建时代的扩张主义传统，在西方文明中寻找到共鸣，1868年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宣布国威宸翰》中明确表露出新政府的帝国梦想，“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烈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汝等亿兆，当体认朕志，相率除去私见，采纳公义，助朕之业，保全神州，以慰列圣之神灵，则生前幸甚”^[32]。

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的“各国交际之道只有两条：消灭别人或被别人消灭”，“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子弹。拥有大炮弹药并非为主张道理所准备，而是制造无道理的器械”^[33]。“富国强兵”政策成为日本新政权实现明治天皇帝国梦想的一个载体。

“富国强兵”与“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并称明治新政府的三大政策。其中，“富国强兵”位居三大政策之首。

明治新政府的核心领袖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在新政府成立之初就出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的考虑，多次提及要实施“富国强兵”的政策。

岩仓使团访问考察欧美列国之后，新政府更明确在军制方面以德国为样本，全力推进“富国强兵”政策。

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所谓“内治优先派”，在政府决策层清除了西乡隆盛等“征韩派”之后，通过兵制和军制改革，初步确立日本近代军事体系，随着急于对外扩张的国权追求，又逐步将“富国强兵”政策转变为“强兵优先”政策。美国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等人在对比研究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现并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在19世纪，有些人认为，在战争中取胜比在市政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更能证明现代化的成果。日本和俄国都把发展陆军和海军放在非常优先的地位”^[34]。

凡是欲保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为此都要承担高昂的财政负担，富国、穷国莫不如此。而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建立在对国民的税收基础上的，凡是实行军国主义化政策的国家，国民的税负异常沉重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以来实行军国主义化政策的日本和沙俄都是如此。

1882年12月，明治天皇召集地方官员，下达扩充陆海军以及为此增加税收的敕令。日本以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为目标，欲建成拥有5艘大型军舰、8艘中型军舰、7艘小型舰只和12艘水雷炮舰的8年庞大扩军计划。据统计，1881年至1887年间，日本国家岁出总额所增无几，但其中的军费开支却成倍增长。1881年军费开支为1185万日元，1887年则增至2223万日元。^[35]

日本国民虽然对沉重的税赋负担产生了怨恨情绪，但集团主义的社会传统和随后对外侵略战争胜利的狂喜，化解了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明治天皇拿出宫廷储金30万日元，文武官僚也被要求捐出1/10的薪俸等举动，也是减少民众怨恨情绪的有效策略。连福泽谕吉那样的知识人也全身心投入支持对华侵略战争的全民狂热之中，不但自己捐款1万日元充作军费，还鼓动学生上街游行以示对战争的声援。

1878年12月，日本明治政府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军事改革，废除陆军省参谋局，设立陆军参谋本部。本部长由天皇“敕任”将官担任。参谋本部统辖各地的参谋将校和监军，策划军政机要，主管边防、征讨之策。在军令方面，参谋本部不受陆军卿和太政大臣的管辖，直接隶属于天皇。

次年10月，《陆军组织条例》公布，明确规定：“凡是有关军令事项，由参谋本部长负责上奏和策划，经天皇亲自裁决后，由陆军卿执行之。”^[36]

参谋本部的特殊存在机理和不受约束的权力职能，完全是为满足对外扩张的战争需要而设立的，日后日本帝国的成长史证明了这一体制所蕴含的弊端和危险性。

同月，明治政府修改《征兵令》，日本陆军分编为常备军、预备军、后备军、国民军等四个种类。从兵员规模上具有满足大规模对外战争需要的基础条件。

首任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的强兵论和扩张思想，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力。

1881年1月，山县有朋向政府提出《军事意见书》，明确指出军事实力是日本维护国家利益的先决条件。“无论从东洋之形势、我国现状及外交政略之任何一点来观察思考，完成军备都是我国最大急务。如要伸张我国国权，保护我国国利，使我国国威光耀海外，受万邦尊重，除了兵力之外，有何可恃？”^[37]

1889年12月，山县有朋受命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其强兵论和扩张理念进一步提升为内阁的意志。他的扩张理念有了更为明确的政策指向，提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在随后发表的《外交政略论》中提出：“窃以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触之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是也。大凡为国，不可没有主权线，也不可没有利益线，而外交及军备之要诀，则专以此二线为基础者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际，要维持国家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业已不足，必须进而防护利益线，不可不经常立于有利之地位。而如何防护利益线焉？也即各国之所为，如有对我不利者，我当有责任排除之，在不得已之时，则以强力来达到我国之意志。”

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帝国缔造者最初是把与日本地域相邻的朝鲜半岛确定为日本的利益线。日后随着对清王朝战争的胜利，中国东北地区即所谓的“满蒙”也被纳入利益线范围之中。

山县有朋称：“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西伯利亚铁路已进至中央亚细亚，不出数年，及其竣工，发自俄都，十数日则可饮马黑龙江。吾人不可忘记，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也不可忘记，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亚发生一大变动之机。而维持朝鲜之独立，有何等保障？此事岂非正是对我国利益线有急剧冲击之惑者乎？”^[38]

1890年12月6日，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再次申明日本控制利益线的重要性。“大凡为国，不能保护主权线和利益线，则不能为国。方今立于列国之间，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还必须保护利益线。”^[39]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帝国的构筑过程，就是在保护利益线的扩张理论指引下逐步展开的，就是所谓的利益线范围在不断变化，最终提升为所谓的生命线。为了帝国的利益线，日本连续发动了多次赌国运的对外战争，而日本外交就成为这一扩张理论和对外战争行为辩护的国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