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战争、战争
明治政府在全面向西方文明靠近的过程中，最先模仿并长期运用的就是以武力为盾牌，向东亚邻国索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所享有的帝国权利。从此，日本成为一个奇特的国家，一方面它与西方列强间有不平等的国家间条约存在；另一方面它又迫使东亚邻国接受同样不平等的国家间条约。这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种国家角色的并存与不断转换，使日本在成为帝国过程中的国家性格具有较大的矛盾性。
作为西方列强的模仿者和追随者，日本同样从西方列强身上学习了构建帝国的经验，即相信任何成功的近代强国都必须是“帝国”，而构筑帝国的基础就是拥有殖民地。19世纪80年代，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海外殖民地最为疯狂激烈的时期。欧洲各列强首先借助地缘便利的优势蚕食瓜分了非洲，1881年法国宣布突尼斯为其保护国；次年，英国占领了埃及；1883年德国的势力开始渗透到非洲大陆的西南部。刚刚完成国内战争的美国也进入了太平洋地区，1893年推翻了夏威夷君主国，然后与英德两国开始争夺萨摩亚、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
在亚洲地区，英国已控制了缅甸，法国通过中法战争占领了越南，而贫弱的中国则完全陷入英、法、俄、美、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等众多欧洲国家分享特殊利益的地方。“到20世纪的头十年，建立帝国的热望达到顶点，非洲大部、中东、亚洲和太平洋都已沦为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在地球上的这一大片地方，只剩下7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40]
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在正处于上升阶段时，大多数是采取顺应周边国际环境，尽可能地避免同强于自己的一方发生正面冲突，以时间的长度来增强自身国力的厚度。但近代日本帝国的崛起历史有悖于近代历史上的大国崛起规律，它是以一种急迫的心态在短短十年间，就连续主动发动了两次极具冒险性的对外战争，以飞奔的速度迅速地跻身帝国主义俱乐部，并完成了帝国的构建过程。
正是由于在短时期内就通过非常规方式构建了一个帝国，明显缺乏历史的沉淀和思想意识的扬弃，因此，近代日本的帝国意识中更多的是充斥着对侵略战争的依赖，刚性的军国主义倾向浓厚，对外扩张的疯狂程度和欲望尤为强烈。当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与英美的亚洲殖民利益相协调时，英美就自然成为其同盟者和帮凶，近代日本两次赌国运的战争能够侥幸获胜，实有赖于此；但当日本的扩张势力危及英美的殖民利益时，英美就会限制和规范日本帝国的行为，近代日本外交传统中的亲英美协调主义，就是为平衡这种矛盾而产生的。从明治维新“三杰”中的大久保利通开始，到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这样的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如此，同时代以外交家身份而活跃其中的陆奥宗光、小村寿太郎等人亦是如此。只是在昭和时期由于更多的军人政治家登台拜相，亲英美协调主义传统只能在币原喜重郎和吉田茂这样的职业外交官身上体现罢了。
“日本领袖中有许多人都视全球国际秩序为‘西方/其他人’或‘现代/非现代’这种文化二元对立的地缘政治学表达，将‘文明’国家视为一个双重系统，一方面是其活力和技术能够使它建立起帝国，而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原始’社会变成它的殖民地。日本领袖们要把自己的国家放在前面那个集团中。……将日本提升到那个美妙的‘大国’圈子中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让它的领导人扮演帝国主义政策中两种笨拙相连的角色：一是帝国建构者，一是那些落后民族的文明开化者。即使没有朝鲜作为外国危险来源的那个一直存在的战略问题，朝鲜如此靠近日本，也使得它成为这种帝国主义进取的首选目标。”[41]
迫切急赶西方的狂躁心理，促使日本政府在新式国家建立刚刚数年，就照搬英美的扩张手法，对东亚邻国采取了扩张、侵略的政策。
日本最先做出试探性对外侵略的对象是台湾。1874年日本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大藏卿大隈重信为长官，以陆军中将西乡丛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以保护琉球属民为借口，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日军在台军事行动受挫，未能如愿。但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协助斡旋，清政府息事宁人百般迁就，双方签订《北京条约》，以“抚恤”为名，清政府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使日本的第一次冒险扩张侥幸有所斩获。并为日后日本并吞琉球提供了依据。
大久保利通为感谢英国的帮助，事后专程登门拜谢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大久保对英国的尊崇感和信赖由此更为坚定。
1876年1月，日本政府委任曾任北海道开拓使的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使与朝鲜交涉谈判。临行前美国驻日公使平安询问明治政府外务卿寺岛宗则，“此次派遣的全权，是否乘军舰赴朝？”寺岛回答说：“不错不错，正是采取贵国培里提督前来下田时那样的措施。”平安给（日本）全权代表团赠送一本贝阿德·泰勒著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游记》（Bayard Taylor，A Visit to India，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 1853，1866）。[42]黑田清隆效仿培里叩开日本锁国大门的做法，率领一支由6艘军舰组成的现代舰队，闯入朝鲜水域并在仁川登陆，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史称《江华条约》。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嗣后两国如欲表示和亲，须彼此以同等之礼仪相待，从前有碍邦交之诸条规，应悉行革除，务必开拓宽裕弘道之法，以期双方之永远安宁。”随后签署的“修好条款”，则展现了日本赤裸裸的侵略要求，朝鲜的3个港口对日本开放通商，允许日本设立领事馆，日本居民享有治外法权。[43]这些不平等条约内容正是日本同时代与西方国家要求交涉修改、取消的内容。日本“人民大多欢呼《江华条约》的签订，认为这表明日本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享有西方强国认为理所应当是它们的权利的某些特权”[44]。
在一系列试探性的扩张行动之后，日本迈出了在东亚地区建立帝国的关键一步，向东亚历史上一直处于第一强国位置的大清帝国挑战。
挑战大清王朝在东亚的权威地位，是日本想要成为帝国不可回避的关键，而挑战的目的是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因为日本政府的核心层都一致认为，朝鲜是日本必须捍卫的利益线。参谋本部德国籍顾问克莱门斯·迈克尔斯所提示的朝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匕首”，必须确保不能由第三国控制的言论，也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控制朝鲜的紧迫感。
1894年7月23日，经过精心准备后日本开启挑战大清王朝权威的战端，出兵占领了朝鲜王宫。25日，中日两国海军在丰岛海面交战，陆上日军经平壤、成欢两役获得战场主动权。9月17日，中日海军黄海决战，北洋舰队受重创，失去制海权。随后日军越出朝鲜半岛境域攻克旅顺、鞍山、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迫使清政府求和。
时任首相伊藤博文本人精通英语，为在谈判中凸显日本习得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通知清政府谈判代表李鸿章，英语是会议以及双方签署任何协议的官方语言。迫使李鸿章不得不临时抱佛脚，仰仗英美顾问从中翻译、斡旋，清政府一方在求和伊始在谈判语言的使用上就彻底陷入被动境地。“割让务求其大，赔款务求其多”，是日本政府的谈判政策。伊藤博文代表日本提出的最初和谈条件是，承认朝鲜为“完整无缺的独立自主国家”；割让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和台湾及其附近的澎湖列岛；赔款近5亿日元；增辟4个条约口岸；给予商业特权，包括在长江上游河段航行以及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办工厂的权利。
4月17日，李鸿章被迫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两亿两，增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港，开辟长江及吴淞航运线及承认所谓“朝鲜独立”等。
对清战争的胜利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对近代日本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大帝国。这种国家角色的突然转换，使日本社会上上下下都产生出强烈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的产生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对日本的认可，在日本冒险发动侵略战争的前夕，1894年7月16日，英国为联手日本遏制南下的沙俄，在伦敦同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日本城市内分隔的飞地似的英国租界，并规定五年后取消治外法权。随后，由于日本在对华战争中的获胜，西方各国效仿英国纷纷同日本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日本在完成凌驾于东亚邻国之上的扩张同时，也附带取得了与西方各国比肩的外交成就。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不仅颠覆了东亚的地缘政治传统，而且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在近代东亚历史上的发展道路。“日清战争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跳板。清国由于借用外债来偿付巨额赔款而迅速加深了殖民地化。与此相反，日本则由于巨额赔款的流入，一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45]
对外战争胜利的狂喜之下，整个日本社会充斥着优越感意识。福泽谕吉甚至将这场对外战争上升到“文明对野蛮”的圣战的高度。军国主义情境下的狂热爱国主义，使日本知识界也深陷狂热之中。德富苏峰认为日本战胜中国给了日本过去不曾受到的国际社会的尊敬。他说现在西方认识到了“文明不是白人的专利”，日本人也有“和伟大成就相符的特征”。他对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赋予了帝国主义式的合理解释，称：“我国之所以采取此种方法（对华战争），目的在于日本国的对外开放。对他国发动战争，目的在于给予世界上的愚昧以一大打击，把文明的荣光注入野蛮的社会中去。”[46]
半个多世纪后的20世纪60年代，退出政坛的前日本首相吉田茂在为《大英百科全书》的补充年鉴写就的卷首论文中，对这段日本历史的认识依然是以一种自豪的语气来回顾的：“借此，日本才能够在帝国主义时代勉强摆脱它所处的严峻的国际环境。不幸，日本不得不进行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由于明治天皇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并且集中了与之相呼应的国民活力，日本才能够一反世界的预料而在两次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47]
陡然产生的高涨的民族优越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对清政府和中国人的蔑视。这是从原来千百年来对中华文化的尊崇感和依附中挣脱出来后的一种极端表现，这种对中国的蔑视感不仅流露在像福泽谕吉这样的著名知识人的笔端，而且是以一种通俗文化的形式流行在日本社会的底层，对造就日本全体国民的对华轻视意识具有莫大的影响力。
关于战争宣传的浮世绘中，清朝的全权大使李鸿章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十分滑稽可笑的无能者，他身边的幕僚穿红着绿，花哨俗气，呆坐四周，不知所措；中国军人则被描绘成拖着猪尾巴、颧骨突出，鼻子扁平，眼睛歪斜的丑俗形象。
日本著名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日清战后的支那观》一文中写道：“……然而，打起仗来一看，支那是意想之外的柔弱，我国在列国环视下堂堂正正地大获全胜，轻而易举博得了意外的大捷。这对我国来说，固然是莫大的喜事和福分，另一方面却又大大地激起我国人的自负心，酿成一反旧态、轻侮邻邦友人的可悲风潮。……尤为引人注目者，是我国在战争中为鼓舞、振奋国民的敌忾心而广泛推广了‘惩膺猪尾奴’的歌曲，它像一剂过量的猛药，使蔑视支那的风潮格外激烈地流行开来。”[48]
知识界领袖的民族优越理论，辅之以流行的通俗文化熏陶下的国民意识，日本近代的对华观在战争这一特定背景下发酵、酝酿直至形成。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相隔不足十年，日本又向西方列强中的沙俄在东亚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这次挑战的一大动因，是建立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所遭受的巨大挫折感基础之上的。
日本在对清王朝战争中所获得的巨大战争红利，深深地刺激了西方列强。沙俄联合德法两国对日本实行了干涉外交，警告日本“世界绝不会按照日本的愿望和命令来行事的”[49]。三国驻日公使走访日本外务省，宣布日本如果占领辽东半岛，则（1）朝鲜独立将有名无实；（2）妨碍欧洲各国商业上的利益；（3）威胁清国首都；（4）给东洋的和平带来妨碍，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50]
三国干涉还辽犹如对处于狂喜状态的日本当头棒喝，日本是在极不情愿的心态下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痛苦的现实。陆奥宗光外相对日本国内舆论作出如下解释：“在我（日本）已进至所当进之地，而止于不得不止之处。”[51]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日本外交上真正意义的第一次挫折，它使日本统治集团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打败清朝并不意味着日本成为西方国家尊重的对象，要想赢得来自西方的尊重，要想捍卫所谓的利益线，必须用另一次战争来证明，日本同样可以打败一个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
干涉事件还对整个日本社会的民众情绪同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业已由维新前后的种种大事激发了出来并在争取修约的激烈斗争中发展成熟的民族自觉，更为1895年4月23日（《下关条约》签字后第6天）著名的三国干涉提高了百倍。虽然干涉并非完全出乎政府的意料之外，然而却激起了全国的屈辱感，那种感觉更因德国驻日公使的不必要的蛮横态度而更为愤怒，他公然以日本如不顺从东亚三国同盟（俄、德、法）的措置即是战争相威胁。这次干涉除去造成了归还辽东半岛和强索巨额赔款以为代替的后果之外，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则是使国民感情对于外国的行动变得异常敏感。因此，采用强硬的外交政策就不独可以办到，而且大得民心了”。[52]
为了赢得下一次战争的胜利，日本一方面着手建设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是在外交上追求同英国结盟以为后援。1896年日本的军事预算由中日战争之前的2400万日元增至7300万日元，后更是提高至1.1亿日元，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十年间，军费开支占每年国家预算的比例，基本上是维持在45%—50%之间，从中国获得的3.45亿日元的战争赔偿和“还辽”补偿金中，有2.9525亿日元是用于陆海军军费开支和开办军事工业，占所获赔偿的85%，其余不足部分是依赖增加国民税收来完成的。在如此疯狂的扩军基础之上，日本军队规模扩大了一倍，日本的联合舰队成为亚洲水域最强大的舰队。
1902年1月30日，《日英同盟协约》在英国伦敦签订，即日生效。协约内容包括6条：
1.相互承认尊重并维护日英两国在中朝两国的“特殊”的“特别拥有的”利益；
2.规定了中立的义务；
3.规定了参战的义务；
4.规定了与第三国签订其他条约的条件；
5.规定了相互通告的义务；
6.规定了条约期限为五年。
对于日英同盟的价值分析，有国外学者曾这样评价：“日本军队会同列强军队镇压1900年的义和团起事的举动，标志出日本已跻身于帝国主义诸强之列，1902年的英日同盟则意味着最老练的帝国建设者大不列颠已选定日本作为牵制它的敌手俄国的最有效的力量。不容争辩，这个英日同盟固然有助于英国试图阻挠俄国独占满洲和华北的野心，同时却也是日本制胜俄国的一个极宝贵的外交武器。随着这次的胜利，日本代替俄国而成为东亚方面现实的和潜在的最大强国。”[53]
1904年2月4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中止日俄交涉，帝国采取独自行动”。2月8日，小村寿太郎外相通告俄方断绝外交关系，同日，日本联合舰队攻击俄国舰船，2月10日正式对俄宣战。这场包括海战和陆战的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东亚争霸战争，一直持续到1905年9月，历时一年零七个月。最后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俄国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并同意把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以及从长春到旅大间的铁路让给日本。
日本为进行这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号称“动用国帑二十亿”，实际军费支出达17亿日元以上，大约是甲午中日战争时耗费军费的9倍。相当于平时12年的国家租税收入。英美两国提供了8亿日元的金融信贷，其他缺口依赖大幅度增税、烟草专卖和发行公债等。鼓动国民募捐也成为军费的重要补充手段。由于沙皇尼古拉二世指令谈判代表维特，“一个戈比的赔偿也不给，俄国领土一寸也不能割让！”最终的和约中也没有任何赔款字样，这一结果传至日本国内后立即引发多地群众性骚乱。
这场骚乱说明了两种社会情绪的存在，其一是国民因长期沉重租税负担支持了这样一场争霸战争，对政府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希冀通过骚乱以宣泄；其二是国民对这场战争期望值甚高，尤其是战争期间单一宣传日本军队的神勇和战功，使民众期待像上一场战争那样获得丰厚的赔偿，因赔款一文未得而产生极度失望和愤怒。它并不能说明日本民众反对对外战争，反而证明支持和参与对外战争，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社会意识。
《朴茨茅斯条约》对日本而言是新兴帝国真正跻身世界强国的标志。
“时列国对于日本胜俄，大感惊异，故战后彼等态度，顿变友好外交，欧美诸国，并将公使升为大使。于是我国完全跻身于世界八大强国之列。不但战争如此，战后日本之发达，无论文化，无论经济，亦渐惹起世界之注意。故日本帝国在世界地位之确立，实得自于日俄战争之功。”[54]
尽管这次战争未能获得像上一次战争那样天文数字的战争赔偿，但相隔10年间发动的两次战争，依然使日本体验到了好勇斗狠的侵略战争是创造国家财富和赢得西方尊重的最便捷的帝国强盛之路。两次战争不仅仅使帝国版图呈几何基数一样膨胀，更重要的是通过两次战争使国内市场狭小，工业生产原材料匮乏的日本和西方列强一样，拥有了专属的殖民地市场和工业原材料的产地。富庶的台湾岛和澎湖列岛的割让，使日本具备了进出东南亚的战略基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和库页岛南部的攫取，使日本具备了向亚洲大陆腹地扩张的桥头堡。两次战争强化了日本社会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知识人甚至包括普通国民，对战争的忠诚度，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介入和直接策动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行为，并非一时的应变之举，完全是作为一个依赖战争而崛起的帝国传统的延续和惯性行为。针对东亚地区新兴帝国日本依赖战争的突变式崛起方式，美国学者也产生了一种忧虑，“俄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日本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区域霸权了”；“日本不仅发展成了一架可怕的战争机器，同时，在这架机器背后也创立了一个以天皇为象征的统一国家。”[55]
在这样一个过度依赖战争、迷信武力功效的社会环境下，接受教育并形成世界观的所谓“明治教养人”，其思想意识中自然会形成习惯用武力、战争手段对待东亚邻国的思维方式，只是与普遍的国民和军人政治家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浸淫在亲英美传统根深蒂固的外交界里，时时注意保持与英美协调一致的外交意识，在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外交官吉田茂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罢了。有中国学者就指出“从明治时代直至二战结束，战争意识充满了日本人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之中，国民承负着战争意识的精神重负”[56]。过分依赖战争的心理和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无形中使日本帝国在刻意同英美协调共进退的同时，也产生了同英美对抗的潜意识，当这种意识在日本与英美产生利益冲突时，便会很自然地想到运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矛盾。
作为个人，一个人的思想意识不可能脱离和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意识同样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有多复杂、多矛盾，他的思想意识同样就会有多复杂和矛盾。个人的思想意识只不过是同时代社会思想意识的一个缩影而已。生于明治时代的帝国外交官吉田茂的成长过程，同样验证了这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