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
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和亲英美派职业外交官。战前长期供职于外务省，在中国安东（今丹东）、奉天（今沈阳）、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域任职多年，后官至田中义一内阁的外务次官、驻英大使；战后先后出任东久迩内阁、币原喜重郎内阁外相，从1946年5月起五次组阁，执政长达7年之久，奠定了战后日本政治外交的基本格局。在日本社会有“救国宰相”和“独裁政治家”等多种毁誉参半的评价。战后60年来日本和欧美学界对吉田茂这样一位政治人物的研究和评论始终是学界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厚繁杂，总体而言可以作如下几种学术梳理。
第一类别，吉田茂回忆录及传记资料，较为真实地再现吉田茂的政治生涯及对华政策的表象与内涵。
对吉田茂的研究，最具史料价值的当属其个人记述等方面的资料。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及吉田茂回忆录编纂委员会出版的《世界与日本》、《十年回忆》、《吉田茂书翰》、《激荡的百年史》、《大矶随笔》、《吉田茂与麦克阿瑟往复书简集》等，都是研究吉田茂个人思想变化与执政理念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除吉田茂本人回忆或者记述的资料之外，日本政府的外交档案也是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日本外交史料馆中的大部分资料已经在网络上公开，在下述网站上，公布有大部分日本外交档案的原件，这些网站主要是：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shiryo）；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http：//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
余者在《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等书中，亦有部分收录，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吉田茂对华思想变化的趋向及变动过程。吉田茂的研究著作中，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编辑出版了由多位学者、同辈官僚撰写的《人间吉田茂》一书，全书以吉田茂为中心，研讨其与周边政治人物的特定人际关系，探究吉田茂的政治与外交思想的渊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例如在这本书中有佐藤元英的《吉田茂の奉天総領事時代——対満蒙政策の思想と行動》一文，文中对吉田茂就任奉天总领事时代提出的对华政策构想、与张作霖的交恶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从学术角度开始重视并重新审视吉田茂这一政治人物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客观研究，应该首推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高坂正尧。他在1968年出版的《宰相吉田茂》一书，改变了以往学界、舆论界对吉田茂的负面评价倾向，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视角重新评价吉田茂在战后日本重建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此后的吉田茂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对吉田茂的评价是具有商人式政治观的政治家，高度评价其在战后日本重建自由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在高坂之前，日本也曾出版诸如藤原弘达的《吉田茂——その人その政治》（読売新聞社1964年版）、今日出海的《吉田茂》（講談社1967年版）、朝日新闻社编辑出版的《吉田茂》（朝日新聞社1967年版）等著作，但多属政治人物传记类著述，对吉田茂的政治风格和执政理念评价不多。
吉田茂研究热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因为吉田当政时期的经济中心主义国策，已日渐显现出它的巨大价值与贡献，吉田的保守主义理念已为日本政界所接受。经济高速成长的发展成果惠及日本社会的广大民众，视经济复兴为第一要义的吉田主义渐次被人们重新拾起和认同。在日本，研究吉田茂的著作或论文，多达百余种以上。著名的政治学者、京都大学教授暨防卫大学校长猪木正道，受著名政要东畑精一和松本重治的委托，为吉田茂作传。从1977年开始，《吉田茂传》上、中卷以连载的形式在《读卖周刊》和《正论》上陆续发表，下卷则改在月刊《正论》上连载两年。猪木正道的《吉田茂传》资料翔实，忠实地再现了历史原貌。20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日本史学者、复旦大学吴杰先生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分上、下两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在猪木正道的著述中，他非常推崇吉田茂的国际感觉和确保日本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在吉田茂战前与战后对华政策中体现的帝国意识显现得尤为突出，对吉田茂任职中国东北期间所形成的对华政策的述论，也证明了吉田茂在对华政策这一问题上的变化与连贯之处，猪木强调要“重视吉田茂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1]，其中对以皇室为中心的吉田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分析，表明研究深度的拓展和分析角度的转换，对日本国内重新评价吉田茂热的出现有引领开启之功。猪木正道对吉田茂的评价甚高，认为吉田茂是日本近现代少见的具有“国际感觉”的政治家之一。而且猪木正道的吉田茂研究中使用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这也是前期诸多研究中所未见的，从资料丰富翔实的角度而言，该书也颇有价值。对于吉田茂在奉天领事馆任总领事一职时所奉行的将东三省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的强硬侵华政策，该书译者吴杰先生认为：“那时，吉田茂简直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化身。”[2]
原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现任防卫大学教授孙崎享在2012年8月出版了名为《戦後史の正体》一书，他在书的前言中提出他对战后日本外交的研究结论是，“推动战后日本外交的最大的原动力，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和为应对这种压力而产生的‘自主’路线和‘追随’路线的相互争执与抗衡”。[3]对于吉田茂的政治评价，孙崎享认为：“吉田茂在占领期和占领结束后历任外相、首相等重要职位，是决定了战后日本方向的人物。再有，吉田的政策在此后成为自民党的政策，延续长达50年以上。因此，我们现在也有必要充分重视对他的历史评价。”[4]他对美国对日占领时期的历史是以两分法来进行总体性评价的，“战后的10年，是吉田茂的‘对美追随’路线和重光葵的‘自主’路线激烈对立的时代”。“战后的日本外交中‘自主路线’的象征是重光葵，‘对美追随’路线的象征是吉田茂。因此，重光葵理所当然地被整肃了。”[5]该书出版后因观点鲜明深刻，对战后日本诸多问题有独到见解而颇受关注。以22万册的销量荣登日本畅销书排行榜。
第二类别，是将吉田茂与同时代的相关欧美政治人物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目的是探寻二者之间政治理念的差异以及彼此间的政治合作过程。
大岳秀夫从日本和德国两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崛起过程中，探究政治领袖人物执政思想与政策的比较研究，在1986年出版《アデナヴアーと吉田茂》一书[6]，1992年出版《二つの戦後·ドイツと日本》[7]，充分肯定了阿登纳和吉田茂的历史地位，称：“他们不仅自己长期执政，还为接班人设计了政治、外交和经济政策的基本格局。”他认为说阿登纳和吉田茂是形成西德和日本的保守体制的起点，也非言过其实。
村川一郎在1991年刊行《ダレスと吉田茂》[8]，充分利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杜勒斯外交文书，研究日美媾和、重整军备等过程中杜勒斯与吉田茂各自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同时也清晰表明吉田茂在对华问题上所采取的对策。
曾在占领军当局供职、后升任美国国务院日本部部长的理查德·B.费因，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マッカーサーと吉田茂》[9]一书，从亲历者角度对麦克阿瑟和吉田茂的政治合作进行系统研究。他认为吉田茂和丘吉尔、阿登纳一样都属于保守的政治人物。对于吉田茂和麦克阿瑟，他的评价是：“两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对狭隘的民主主义观和传统价值观更为偏爱的政治人物。”[10]
第三类别，是以研究客体在某一重大政治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为研究重点。
原彬久所著的《吉田茂——尊皇の政治家》[11]一书，从书的名称上也反映出作者对吉田茂的政治定位。书中指出吉田茂参加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主张以向英美妥协并缔结相关条约为目标，清晰表明吉田茂对英美协调的外交策略，但此举遭到了日本右翼及军部的强烈反对。
大塚高正在1992年出版的《外交と日本国憲法：吉田茂の研究》[12]一书，侧重研究日本国宪法制定过程中吉田茂的宪政思想，属专题性研究。
内田健三的《作为国内政治家的吉田的界限》一文[13]，以吉田茂在保守政治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政治作用为分析重点，认为“贯穿吉田的政治生涯的帝国意识，在战后日本国内政治方面也停留在家长式的民主主义或所谓的父权的民主主义层面”。
三浦阳一的《吉田茂と旧金山媾和》（大月书店1996年版），对旧金山媾和过程中吉田茂的媾和理念予以了充分重视和研究。
北冈伸一的《吉田茂の戦前と戦後》一文[14]，以吉田茂的外交函电为研究素材，分析吉田的外交思想，认为吉田的外交思想在战前和战后具有连续性，指出吉田茂对华政策中具有的帝国意识在战前战后所表现出来的延展性。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151号题为《吉田路線の再检証》，由多位学者撰写，以吉田茂为中心探讨其对华政策、对亚洲与欧美政策、外交思想等专题性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与资料参考价值。其中中西宽所著的《吉田茂のアジア観》一文，主要论述的是吉田茂战前战后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对华政策中具有的连贯性，并对不同时期吉田茂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作出了论述，较为明晰地展示了吉田茂的战前战后亚洲观的变化及连续。内山正熊的《霞ヶ関正統外交の成立》[15]一文，对明治时代日本正统外交确立过程作出了详细的阐论，内山正熊指出在日本外交界英美的影响力更不容忽视。明治新政府的各个部门普遍都聘用外籍人士充当顾问，而外务省是聘用英美籍人士作为顾问人数最多的部门。所以日本正统的外交体系中对英美协调的外交理念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第四类别，日本学者针对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社会内思想界的亚洲观与日本社会的帝国意识形成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日本世界思想社1999年出版了由北川胜彦、平田雅博主编，多位日本学者共同撰写的《帝国意識の解剖学》一书，全书以分章节形式对英、法、德、美、日等国的帝国意识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各章执笔者对帝国意识的定义各有不同。总体而言，都认为帝国意识是形成帝国的强势民族对被其统治下的弱小民族所持有的一种优越意识，是一种强势民族对自身帝国地位的自负心态和不断将帝国对异民族统治正当化的意识。[16]该书侧重对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意识的差异性进行对比研究，反映出对帝国意识的专门性研究开始成为日本学界帝国主义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该书的作者认为日本作为有别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东方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是其政治家，各个社会阶层的日本人至今也没有抛弃帝国意识。[17]而由成蹊大学助教授石刚主笔撰写的“日本语·殖民地·帝国主义”一章，侧重从语言和语言学视角发掘近代日本社会帝国意识的形成问题。而对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的帝国意识剖析未有触及。法政大学教授川村凑主笔撰写的“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帝国意识”一章，侧重从日本国内少数民族和冲绳地方的日本语教育的视角对帝国意识进行了诠释。该书体现了目前日本学界对帝国主义研究的最新研究水平和研究动态，对帝国意识研究中的多学科性有较好的体现。
安藤彦太郎的《日本人の中国観》、平野义太郎的《大アジア主義の歴史の基础》、河原宏的《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佐藤诚三郎的《日本の対外態度》、芝原拓自的《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観》等[18]，这些论著为战前日本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各种不同流派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为研究吉田茂的对华政策观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背景资料。
立教大学教授野村浩一所著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选择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意识或感情，而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们的中国观”。作者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想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对中国问题、亚洲问题积极地展开探讨的人们。我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些群像的思想苦斗的分析，才能究明战前日本的中国观或者日中关系中的本质性问题”。[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