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本書研究方法和學術意義

按照學界通行的說法，開合口的概念爲：韻母中帶[u]介音或主要元音爲[u]的一類即爲合口，其餘的則爲開口。有些學者對這種說法有所補充，李榮（1956）認爲，獨韻是沒有開合口對立的，它的合口可能是[u]或其他圓唇度較高的元音；李新魁（1986）則進一步擴大了合口所包括的範圍，認爲衹要主要元音爲圓唇元音就算是合口。我們認爲，他們的觀點有其道理，但這些觀點更多的是就擬音的角度來討論的，真正的開合口的判別，主要還應從實際語音材料中，特別是從歷代有代表性的韻圖、韻書中去界定。確定何爲開口、何爲合口之後，衹要系統不互相矛盾，我們當然可以把合口擬作[u]或其他圓唇元音。因而，本書對現代之前的開合口的判定，主要建立在對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韻圖、韻書作共時參證、對比研究的基礎上。據此以窮盡式的方式確定了各個時期每個小韻的開合口并建立了該時期的開合體系後，在進行具體的音理分析時，則借用與我們對該時期開合體系的觀點基本一致的音韻學家的韻部擬音作爲分析的工具。現代則以漢語拼音方案爲准。

本書的研究，緊扣聲韻相互影響的關係，以歷史串聯法爲主要手段，選取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音韻資料，前後比較，考證語音開合口的流變，并着重探討各韻類在歷代發生開合對轉的情况。對每一時期語音開合的分析，則以共時參證法爲主要手段，選取同時代不同的音韻資料，互相參證，考察該時期音系的特徵。同時，輔以音理分析法和內部分析法，根據語音學的一般原理和語音演變的普遍規律來分析；把每一部等韻著作自身的全部材料聯繫起來分析。這樣，將歷時的比較與共時的比較相結合，將材料的比較與音理的分析相結合，對中古以來的開合口衍化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和分析，描寫發展的詳貌，厘清衍化的軌迹，探索演變的規律。

這裏，還要特別提到唇音字的開合問題。在《切韻》音系中，唇音字作爲被切字或切下字，有大量開合混切的情况，唇音字既可用開口字作反切下字，也可用合口字作反切下字；同一唇音字既可作開口字的反切下字，也可作合口字的反切下字。除《韻鏡》和《七音略》在唇音開合區分上兩者比較一致外，兩宋以來的韻圖對唇音字的開合口判別一直都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故各韻圖對唇音字開合口的處理都不太一致。如《等子》將止攝重唇歸開口，輕唇歸合口，但重唇在合口中重出；《指掌》則將全部輕重唇字都歸合口；橫直圖等明清韻圖也經常有唇音字開合兩置的現象。因而，高本漢以後的音韻學家，很多認爲唇音字沒有開合口的對立，如王靜如（1941）、李榮（1956）、邵榮芬（1982）和李方桂（1982）等人都提出唇音字無所謂開合口的觀點。同時，也有學者認爲唇音字可分開合口，如周祖謨（1981）認爲，古人開合混切是因爲他們對唇音字開合口性質分辨不甚精微造成的。他提出這個看法的前提，就是認爲唇音字是分開合口的。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學界對部分唇音字的開合也有分歧之處，如對“波、坡、摸、佛”等字，就有主張拼作“bo、po、mo、fo”或“buo、puo、muo、fuo”的兩種對立意見。漢語拼音方案取前者。我們主張，界定開合口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要把握一個語音常識：在對漢語韻部發音面貌的描繪上，作爲區別特徵，開口與合口是一組對稱系統，也是一組對立系統，非開即合，非合即開，中間沒有過渡狀態。因而，每一個韻母，到底是開口還是合口，應是十分明確的，它不可能既是開口又是合口，也不可能既不是開口也不是合口。衆學者主張唇音字沒有開合對立，應該主要是從聲母的角度而言，因爲實際發音時，在唇音聲母的影響下，開口韻會隱約帶上一些合口的特徵，而合口韻的[u]介音在唇音聲母的掩蓋下則會被削弱，合口的特徵不那麼明顯，這樣，就干擾了對開合口的正確判別，導致了開合口的爭論。也正因此，歷代韻圖製作者在處理唇音的開合問題時或憑自己的語感，或因分不清差异而導致開合劃分不一，出現一些參差現象。我們認爲，在語音的實際發展中，唇音字和牙、舌、齒、喉音字一樣，也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語音的流變、聲母的變化、韻部的分合而發生開合的衍化。綜上分析，我們在研究開合口時，對兩宋、金元和明清時期的唇音字開合的參差現象不作定性判別，衹對各種韻圖的實際安排作客觀描述；對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唇音字開合的區分，暫依通行的漢語拼音方案。

本書關於開合口衍化的研究，對探討漢語語音的歷史發展問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通過全面系統地分析研究從隋唐經兩宋、金元、明清到現代各個時代層面上語音的開合口變遷并進行縱向的歷史比較，得出語音從中古以來開合口衍化的細况，從開合口的角度描繪語音的變化軌迹，探尋開合的演變緣由，探討語音的發展規律，找出具有共性的、規律性的演變索，對於豐富漢語語音史具有一定的意義，可以爲進一步深入探討漢語語音系統的發展變化提供一份可資參考、較有價值的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