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哲学生存论兴起的学理缘由
生存论并不是现代生存主义的专利，它既源自于古老的生成论思想，也源自于最早的哲学存在观念。但是，生存论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域，而是杂陈、潜居于各种自然主义哲学家及其文化系统中，并且，连同生成论传统一起，逐渐被裹挟和淹没于实体主义的存在论传统。当代哲学生存论的努力，正在于从存在论的根基处捡起生存论传统，重新解释存在及其历史，进而开放存在论的当代视阈。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的基础是存在论（Ontology），其核心范畴是“Being”[1]。由Being的演进构成了一个在传统西方哲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实体主义的存在论传统。实际上，这一传统本身就是舍弃了另一个存在源头的结果，这另一个传统即生成论（Become）传统。生存论及其命运，更多的是与生成论传统关联在一起的。
Being的词根是as（es），Become的词根是bhu（phyo）。as与bhu虽然都是指存在，并且也是哲学发生时期物活论及其万物有灵论在语言上的表现，因而反映着一切事物在生存论上的自身同一与自我确证。但二者在语义上是有区别的，“在梵文为表述工具的古代印度哲学中，‘as’偏重于单纯的、抽象的存在，或静止的、绝对的存在……而bhu表示变化的、相对的东西，指现象方面的事物”。[2]这样一种分辨显然为巴门尼德所强化。巴门尼德对存在的规定，实际上是用存在（estin，es的主动语态现在直陈式单数第三人称形式）排斥那个表示运动、变化、生成的“非存在”的结果，也即排斥了Bhu之意义的结果。由此，Become在存在论中不再作为存在，而只是同一于并从属于存在的自有属性（nous）。
可见，实体主义存在论对生存论的舍弃正是割断了Being与Become联系的结果，因而，对生成论传统的考察，也意味着对生存论之历史境况的考察。显然，较实体主义存在论而言，生成论更为根源。我们知道，巴门尼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是生成论的传统，那一时期哲人们对自然世界及自然哲学的浓厚兴趣，所表现的并不只是通常所说的素朴唯物主义，更是对于这一世界之生命结构的生成论构想，是生存论意识的兴起。从巴门尼德把estin作为本体并建立存在的理论体系开始，生成论传统开始式微，并向实体主义存在论传统转变。巴门尼德的estin已是一个从“感性”及其“自我”分离出来的超验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可以用以判断的公度性概念，甚至于只有在这样一种存在观念及其“存在”论确立起来之后，才有所谓的“哲学”。巴门尼德之后，生存论与生成论成为次要性的并且是非哲学的领域。这种情形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中进一步发展，在他们那里，个体的生成与生存也被直接赋予普遍性，奴斯精神中的感性成分被剥离，成为纯粹的理性概念（理念），这已经走向了绝对的抽象，因而甚至于连黑格尔都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缺乏生命的原则、主观性原则”[3]。而亚里士多德的工作就在于“使生命摆脱其客体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使之成为纯粹的主体性”[4]。这里的实质还在于，在柏拉图那里，正如“看”被直接规定为“理念”，而理念并没有直接表现为对象性的和客观的样式，因此，把柏拉图的理念论视为客观观念论，乃是后来认识论哲学主客二分的做法，对于柏拉图本人未必合适。但亚里士多德则凭借目的论思想把生成论从对存在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并把生成论直接确定为超验世界的永恒规律。
我们可以由此察知存在论在领域上随之而来的分化。一方面，生成论及生存论必须顺应实体主义，比如，最能表现生成论内涵的辩证法也只是实体主义展开自身的逻辑工具，生存概念则成为实体主义传统下的实存性概念（exsistere）[5]。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成论与生存论不再发生作用，实际上，生成论及生存论的重心已从“哲学”移挪到神学领域以及以神学为核心的精神文化领域。生成直接异化为神的在场性规定，并与存在直接同一，成为神的生命、规定性及其神创论的根源。以“神”为理由，生成论与生存论在“哲学”之外的文学艺术及其日常生活领域得到了丰富的、源源不竭的解释与表现。另一方面，在“哲学”中，剥掉了生成及生存的存在，已不再是那个包含着原初丰富性的eimi。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概念被区分为作为总体的存在概念（On）和作为实体的存在概念（Ousia），进而区分为两个存在论领域，即总体的存在论领域与支撑这一存在论的“实体论”领域。在近代才得到命名的“Ontology”当是指前一个领域，但这一领域笼统说来也只能是同样为后来人命名的“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这一本质上指认了哲学与神学同一关系的称谓，蕴含了On在哲学领域的开显以及在神学上的归宿。“实体论”即关于Ousia的理论，这个支撑整个存在论的理论领域，人们甚至称之为Ousiology[6]，这是具体到理论形态的“实体论”，它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哲学”上的亦即论理性的基础，但由于“实体”本身已被抽掉了生成性及生存性，因而实体论也不再反映生成与生存。但正是这种实体论确定了后来西方哲学的存在论、认识论以及神学传统。
由此，海德格尔断定，西方传统两千多年来的“哲学”与“形而上学”就是存在的在者化并使真正的存在被遮蔽的历史。存在的在者化，就是存在的实体化，也是Ousia的实体化，实体对存在的“支撑”正是对存在意义的遮蔽。顺着这个意思，开显存在，意味着把那个实体化的Ousia还原为“此在”（Dasein）。海德格尔前期的工作正在于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显现存在，而当人们把“此在”完全确定为感性化的、生存主义式的生命个体，走向人类中心主义，甚至于成为一种新的实体时，海德格尔直接还原为语言的生存论分析。海德格尔的哲学抱负是：回应当代这一哲学人类学时代的精神处境，接住古希腊哲学，借势于Become传统，通过回复并阐释生存性的存在理论，反叛认识论的哲学传统，重新解释整个存在论及其历史，与此同时，变革和开放西方哲学与思想传统。实际上，在现代哲学各路流派（生存主义、意志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生命哲学、解释学乃至于实用主义与过程哲学等）的综合影响下，特别是通过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哲学家们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及其世界性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生存论哲学。
生存论是存在论在当代的反拨。“存在论”原本是存在自我指涉的领域，但在认识论化的过程中，存在逐渐成为一个对象化和超验的实体，“存在论”逐渐蜕化为实体主义存在论，而实体主义存在论所舍弃的正是生存论与生成论。实体主义存在论的确建构起了一个知性世界，包括概念化的观念世界，但通过实体主义及其知性思维方式，人们无法阐释人的生存意义以及人的生存与历史的本质关联，不能揭示人生命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内在矛盾，更不能达到信仰的真际。认识论与实体主义之所不能，正是生存论之所为。因此，生存论与认识论之间既不是哲学的两个可以静态式地进行比较与区分的部门，也不是如人们所设想、并为海德格尔所强化的“断裂”关系，而是一种思想史上的批判与超越关系。认识论的形成本身就是历史地破除了生存论与存在论的同一关系的结果，事实上，没有认识论介入的存在还只是处于自恋性的和初级神秘主义的状态，可见，拒绝认识论参与的生存论，本身又会陷入自恋与神秘主义。由此，生存论对知识论的反叛并不是要步入反理性行列，在这里，苏格拉底生存与理性不分轩轾的关联，依然是当代哲学生存论追求的目标。雅斯贝尔斯就明确强调：“生存惟有通过理性才会明晰，而理性惟有通过生存才赋予内容。”[7]生存论显然要动摇和瓦解知识论与实存化的存在论的同一，从而使存在真正向历史与人的世界开放，但并不意味着对知识论的彻底拒绝。正如论者所言：“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生存论路向并不是试图取消并对立于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原则，而是要求深入到更为原始的根基中去，要求提示使知识论路向及其内部对立得以成立和开展的发源地。”[8]在此，生存论的所谓“探本溯源”，不仅要求超越知识论范式，而且还要求深入到不同文化传统与精神信仰的现代转化及其困境，从而展现哲学现代性的真实地平。正是在这一地平上，尤其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地平上，海德格尔那样一种回溯式的生存论路向与马克思进步式的生存论路向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