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借海德格尔看中国传统的生存论特质及其文化自觉

任何文化传统，其内核与根基就是存在论，但这一存在论的表达方式是“多”而不是“一”，各个文化传统都存在自身独特的存在论结构，发掘和阐释这一结构，从根本上关涉着不同民族传统之文化自觉与自我认同。中国文化转型推进到今天，文化自觉及其自我认同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问题的核心仍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哲学根据。近几年来浮出水面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其实质并不是中国传统是否存在“哲学”，更不是“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而是中国文化传统是否实现了文化自觉并获得了自我认同。如果一种文化传统具有足够的文化自觉与自我认同，它就必然存在着确立自我认同的哲学根据，或者是存在论的基础，或者是别的什么理论基础与根据。但我们今天的的确确又在热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表明中国文化传统还没有获得自我认同，或者说，经过几百年的现代性整饬之后，我们还没有从丧失自我认同的文化困境中走出来。我们还没有找到中国文化传统自我认同的哲学根据。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与中国文化传统照面。海德格尔对实体主义存在论的破除，实际上正是要从根基与内核处动摇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包括“哲学的终结”、“形而上学的终结”等，都表明海德格尔在努力突破西方固有的哲学与文化传统，而他对存在及其历史的重新解释，则是修复文化传统与现时代之断裂、进而拯救西方文化传统的努力。从海德格尔的努力中，我们已看到一种现代思想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并向非西方文化自觉开放的可能性。而且，海氏对非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视与诠释，本身就敞开了一条非西方文化传统面对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之路。借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我们发现，先前确定“哲学”之为“哲学”的那个实体主义的根据并不成立，建立在这一根据之上的文化传统也并不一定牢靠，因此，我们不能以本身就成问题的西方式的哲学合法性来裁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通过一种姑且名之为非实体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传统，恰恰以自身的方式确证了它的合法性，中国哲学从根本上也是讲汉语的。

海德格尔看样子是在“帮”我们说话。其实，海德格尔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读出来的生存论，更多地倒像是生长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中的^[9]。中国文化传统特别值得从生存论层面解读，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存论内涵，体现在形而上学、精神境界、知识形式、语言表达、民族意识、价值关怀、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审美趣味、人格教化以及人生态度等各个层面。近代以来的各路鸿儒硕学以及当代诸多时贤精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阐释，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着生存论意识。中国文化传统重视生命及其价值，强调天人合一、内圣外王、阴阳互摄、刚柔相济、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强调内在的超越性，强调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流动性、可塑性以及刚健有为，强调生命的张力、平衡及圆融。以笔者之拙见，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就是生存论意识，这是一种融感性与理性于一体、因而是非知性的和非实体性的生存论意识。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那些要素，都应该、也值得从生存论上统摄起来。中国传统哲学乃典型的生存论哲学样态，中国哲学的“存在论”结构，正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成性的和人伦化的生存论结构”^[10]。生存论并不是从外面移挪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它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哲学理据，也是中国哲学确证其自我理解及其合法性的理据。现在一提起生存论，好像就只是属于海德格尔或者其他的什么“西方”的思想，其实，生存论的根基就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当我们原原本本地讲中国文化时，我们所讲的就是生存论，其根据并不是来自于海德格尔，而是中国文化传统本身。

因此，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显然是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借此我们可以展开中国文化传统的自我识别与文化自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由此直接获得了当代性。海德格尔生存论对当代中国而言其实是有边界的。

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有以下问题：第一，海德格尔确立的恰恰是一个现代性状况下非社会哲学的生存论样式，但是，在一个普遍化的现代公民社会中，这样一种生存论其解释效度显然要大打折扣。第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充分地思考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生存的困境及其悖论，但其生存论的价值取向却是回溯式的，海氏生存论向往的是古希腊时代，海德格尔从本质上是拒斥现代文明的。第三，对实体主义传统的坚决反叛实际上意味着对认识论哲学的彻底拒绝，而与认识论的断裂也使得生存论陷入神秘主义困境，对于仍然缺乏知性启蒙的现代中国文化结构而言，对海德格尔的诉求其实是隐含着一定的后殖民语境的。第四，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力图为无神论时代的信仰状况提供一种分析模式，但是，作为一种结果，他只能强化在其他生存哲学家那里不断强调的虚无主义。上述问题集中为一个，即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进入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因而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在价值上的批判与不满，实际上是通过近代狂飙运动及其浪漫主义的诗化方式表现出来的，而“出路”则是他想象中的古希腊生活样式，由于把传统的精神信仰误置于一个本身就处于过渡状态的现代生活框架，因而，一方面，虚无主义被他推至极限，另一方面，他并没有真正面对当代人类信仰的历史性生成及其转化。

在海德格尔阐发的生存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存处境之间，存在着历史巨差，海德格尔生存论的语境，直接遮蔽了当代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基本处境及其基础性的启蒙使命。这便是海德格尔生存论之于当代中国意义之边界。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在当下中国的传播过程，就可能会呼应某种值得反思的文化保守主义乃至于复古主义倾向，而人们对于在中国引入海德格尔的顾虑也在于此。

生存论的识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这一识别动态地和历史地置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之现代转换，并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背景，从而历史地把握和推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显然又不是“照着”海德格尔“往下说”，而是“借着”他“往下说”，说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说出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及前景。这样一个任务，引导我们进入马克思的视阈，开掘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思想，建立马克思生存论与海德格尔生存论的批判性的对话关系，进而展开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生存论阐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