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曹植与《韩诗》
曹植天才卓出，学识渊博，可以说，他以前的重要典籍，都曾进入他的视野，成为他修习和借鉴的对象。在儒家经典中，《诗经》对他的影响尤其大，且有多方面的影响。从现存资料看，曹植曾深入研读过《诗经》。《诗经·豳风·东山》孔颖达疏曾引曹植的《萤火论》：“《诗》云：熠燿宵行。章句以为鬼火，或谓之燐。未为得也。天阴沉数雨，在于秋日，萤火夜飞之时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湿而光，亦有明验，众说并为萤火，近得实矣。”[27]说明曹植曾对诸家诗说进行过对照阅读，比较其优劣，并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所说“章句”，赵幼文以为是指《韩诗章句》，[28]甚是，则曹植在这里是反驳《韩诗》说而肯定《毛诗》说，说明曹植对《诗经》的接受不拘一家，往往是择善而从。不过，从曹植作品对各家诗的采用情况来看，曹植对《韩诗》特为偏爱，因而受它的影响也更大。对曹植的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这是影响他个性特点、行为方式和学术观念形成的因素之一。
一 曹植文学创作中引用《韩诗》说的方式
在汉代，虽然《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又有所谓今古文之分，它们在文本文字、章句解说和意蕴阐发方面有所差异，但并不是完全不同，因而所谓的“家法”“师法”也仅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且，以曹植的个性和治学特点，他在接受《诗经》的时候，也不会绝对的局限于哪一家，只不过因为《韩诗》的解经方法更符合他的个性特点和学术思想，故而对其有所侧重而已。下面我们用具体的例子，来考察曹植文学创作对《韩诗》说大量采用的情况，并通过论述《韩诗》的解经特点以探析曹植喜爱《韩诗》的原因。
《诗经》对曹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除了诗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手法深受《诗经》影响外，运用《诗经》故实和语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指的现象也非常普遍。由于《韩诗》的解经内容和解经方式有自己的特点，曹植对《韩诗》的经常引用也就成为一个引人关注且值得研究的问题。据考察统计，在曹植的现有作品中，明显使用《韩诗》说的地方就有16处，而且使用方式相当灵活。总括起来，曹植使用《韩诗》说的方式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用其故实，二是用其语词释义。
（一）用其故实
在对一些诗歌内容的解说上，《韩诗》与《毛诗》有许多不同，曹植往往取韩诗说。如《七启》：“讽《汉广》之所咏，觌游女于水滨。燿神景于中沚，被轻縠之纤罗。遗芳烈而静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萱蕙兮为谁修，燕婉绝兮我心愁。’”毛序：“《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29]此与曹植用意不符。《韩诗故》：“《汉广》，悦人也。”[30]《韩诗内传》解“汉有游女”曰：“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魋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汉女所弄珠如荆鸡卵，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数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31]薛汉《韩诗章句》解“汉有游女”说：“游女，谓汉神也。言汉神时见，不可求而得之。”[32]很显然，曹植对《汉广》一诗的接受，采用的是《韩诗》说。在《洛神赋》中，他又说：“携汉滨之游女。”《九咏》中说：“感汉广兮羡游女。”显然都是使用《韩诗》说，说明曹植对《韩诗》相当熟悉和喜爱。《娱宾赋》：“扬仁恩于白屋兮，逾周公之弃餐。”此用《韩诗外传》之说。《韩诗外传》卷三第三十一章：“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执贽而师见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33]其《豫章行》中说：“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二“白屋”用典显然同出一源。《释思赋》：“彼朋友之离别，犹求思乎白驹。”毛序：“《白驹》，大夫刺宣王也。”传：“刺其不能留贤也。”[34]与曹植用意不符，则曹植当用《韩诗》说。《节游赋》：“浮沉蚁于金罍，行觞爵于好仇。”毛序：“《兔罝》，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35]《毛诗》解“好仇”为“妃偶”，与曹植用作“朋友”之意不符，则曹植此处当用《韩诗》解。《贪恶鸟论》：“昔尹吉甫用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毛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36]《韩事故》：“《黍离》，伯封作。”解“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曰：“‘离离’，黍貌。诗人求亡不得，忧懑不识于物，视彼黍离离然，忧甚之时又以为稷之苗，乃自知忧之甚也。”[37]薛汉《韩诗章句》解“彼黍离离”：“《黍离》，伯封作也。诗人求己兄不得，忧不识物，视彼黍乃以为稷。”[38]《毛诗》与《韩诗》对《黍离》一诗的解说分歧甚大，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两家解诗的特点，曹植取《韩诗》之义，也反映出曹植对前代学术的接受特点。《黄初六年令》：“昔熊渠、李广，武发石开。……固精神可以动天地金石，何况于人乎！”此处熊渠事用《韩诗外传》之说。《韩诗外传》卷六第二十四章：“勇士一呼而三军皆避，出之诚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跃无迹。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而况人乎？”[39]可知曹植读诗不限一家，对各家之义也能思考、比较，择善而从。《韩诗》的解诗方法比较通达，不像《毛诗》那样将所有诗歌都附会以政治和道德的意义，也许这正是曹植喜爱《韩诗》的原因。
（二）用其语词释义
《韩诗》在对《诗经》语词的解释上与其他各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曹植在创作中，往往采用《韩诗》说。如《赠徐干》：“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韩诗》释《诗经·淇奥》：“宣，显也。”[40]《夏禹赞》：“厥德不回，其诚可亲。”《文选·西征赋》李善注：“《韩诗》曰：谋猷回泬。薛君曰：回，邪辟也。”[41]《鹖赋》：“若有翻雄骇游，孤雌惊翔。”《文选》谢瞻《张子房诗》李善注：“薛君《韩诗章句》：翻，飞貌。”[42]《洛神赋》：“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文选》李善注宋玉《神女赋》：“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句曰：“《韩诗》曰：东方之日。薛君曰：诗人所说者，颜色美盛，若东方之日。”[43]《求自试表》：“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文选》李善注：“《韩诗》曰：何谓素餐？素者，质也。人但有质朴而无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禄者，颇有所知，善恶不言，默然不语，苟欲得禄而已，譬若尸矣。”[44]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他暗用《韩诗》说的地方，应该更多。至于曹植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上所受《韩诗》的影响，则很难与其他因素分开而单独论述。
《韩诗》虽有自己的特点，但它与其他各家诗毕竟只是大同小异，那么曹植在《诗经》接受上的这些特点，似乎可以说明他对《韩诗》的偏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治学和思想上的倾向性。
二 曹植偏爱《韩诗》的原因
《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汉书·儒林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45]韩婴生活于黄老刑名思想占主流、儒学被边缘化的文景时代，其时的治学风气，与武帝以后的五经博士大不相同，他们仍继承着原始儒学的治学精神，强调针对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的需要，采用比物联类的解经方式，挖掘和发挥经典著作的意蕴。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意。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46]这准确说明了汉初儒生的解经特点，他们注重针对现实的需要，灵活发挥儒家经典的思想意义，而不是像后世儒生那样死守章句。在三家诗当中，《韩诗》解经尤其灵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流传到现在的《韩诗外传》即可知道，以致后世一些学者否认它是一部解经著作，如四库馆臣在《韩诗外传》提要的按语中说：
《汉志》以《韩诗外传》入诗类，盖与《内传》连类及之。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证诗，其说至确。今《内传》解诗之说已亡，则《外传》已无关于诗义，徒以时代在毛苌以前，遂列为古来说诗之冠，使读诗者开卷之初，即不见本旨，于理殊为未协，以其舍诗类以外无可附丽，今从《易纬》、《尚书大传》之例，亦别缀于末简。[47]
这是后世学者的陋见，从儒家解诗传统来说，《韩诗外传》的解诗方法，是最得孔子等原始儒家学者读书治学之旨趣的。《韩诗》于武帝时立于学官，然《韩诗》后学能继承先师治学方法，解经通达而不守章句，故后世习《韩诗》者，多非章句之徒。如《汉书·儒林传》叙《韩诗》的授受时说：“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至丞相，自有传。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吉为昌邑王中尉，自有传。食生为博士，授泰山栗丰。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丰授山阳张就，顺授东海发福，皆至大官，徒众尤盛。”[48]他们大都能学以致用，将所学用于实际的政治实践。东汉治《韩诗》者，最著名且影响深远的是薛汉和杜抚。《后汉书·儒林传》载：“薛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永平中，为千乘太守，政有异迹。”又载：“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也。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49]杜抚的著名弟子赵晔，著有《诗细历神渊》。此时的韩诗派似乎有谶纬化的倾向。
与他们的治学特点相适应，治《韩诗》者大多不是拘守章句的迂儒，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往往比较通达，如《后汉书·梁统传》章怀注引《东观汉纪》说梁商：“商少持《韩诗》，兼读众书传记，天资聪敏，昭达万情。举措动作，直推雅性，务在诚实，不为华饰。孝友著于闾阈，明信结于友朋。其在朝廷，俨恪矜严，威而不猛。退食私馆，接宾待客，宽和肃敬。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皆若在己。轻财货，不为蓄积，故衣裘裁足卒岁，奴婢车马供用而已。朝廷由此敬惮委任焉。”[50]或许正是《韩诗》具有这样的治学特点，性情通达的曹植才对其特加注意。
再看曹植的个性特点和治学特点。史载曹植性格“简易不治威仪”，在行为方式上“任性而行不自彫励”，属于当时人们所说的“浮华之徒”。他的师友王粲、杨修、丁仪、丁廙，也都是这类人。在学术上，他虽然博览群书，但反对死守章句，他在《赠丁廙》中说：“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所以曹植在学术上亲近以简明通达为特点的荆州学，而当时“郑学”中的人物，如崔琰之流，与曹植关系都很隔膜，甚至关系相当紧张。
《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说到曹植初遇邯郸淳时的情形：
（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素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51]
这就很典型地说明了曹植在个体性格和学术师承方面的特点。曹植是一个天生的文学家，他对古代典籍的继承主要是从文学创作的需要出发，汲取其精华，而绝对不想做一个死守章句的腐儒。
《韩诗》由蔡邕的弟子王粲带到荆州，成为荆州学的组成部分，它的解经特点契合了曹植的性格特点和学术倾向，所以得到曹植的偏爱。
三 曹植接受《韩诗》的渠道
曹植所接受的《韩诗》，主要是由蔡邕传入中原的东汉初期著名学者会稽人赵晔的学说。《后汉书·儒林传》：“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这可见出赵晔治学的用心与勤苦。赵晔的治学方法，深得其师之精神且发扬之，本传又说赵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52]赵晔的《诗细历神渊》与其师杜抚的《诗题约义通》，单从题目来看，颇似当时流行的纬书，可知不是寻章摘句的解经之作。特别是《诗细历神渊》，蔡邕认为其“长于《论衡》”，它应当是一部通过阐发经意以表达自己思想观念的论说性著作。赵晔的《诗细历神渊》和王充的《论衡》，由蔡邕带到中原后，对当时的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新颖、深刻，令北方学者耳目一新；另一方面，这种注重阐发义理的治学方法，也适应了当时学术转型的大趋势。蔡邕是当时享有崇高声望的大学者，他对王充、赵晔学说的修习和揄扬，在治学方法和思想观念上极大地影响了所谓荆州学和邺下学者。在邺下学者中，阮瑀、路粹史料明言是蔡邕的弟子；孔融、曹操与蔡邕关系密切，孔融小蔡邕20岁，曹操小蔡邕22岁，实际上都可称为蔡邕弟子。在荆州学中，王粲深得蔡邕赏识，他不仅是蔡邕的弟子，而且得到蔡邕赠送的大量藏书。《魏志·王粲传》：“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53]又张华《博物志》载“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粲书，悉入粲族子业，字长绪，即正宗父，正宗即辅嗣兄也。初，粲与族兄凯避地荆州，依刘表。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谓曰：‘君才过人而体貌躁，非女婿才。’凯有风貌，乃妻凯，生业，即女所生。”[54]王粲避乱荆州十余年，是荆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建安十三年，曹操占据荆州，王粲归附曹氏。此时王粲32岁，曹植17岁，此后二人结成师友关系，王粲给予曹植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对《韩诗》的接受。
依据文化记忆的选择性原则，一个作家对前代文化的继承，必然是择取其性情之所近，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性与道合”。由于曹植的性格特点和学术倾向与《韩诗》的解经特点相契合，在多家诗说中他偏爱《韩诗》；《韩诗》的学术内容和思想倾向又影响了曹植，他们之间是互动的关系。所以，研究曹植与《韩诗》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曹植的性格特点、学术倾向和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1] 陈寿：《三国志》卷二十，第603页。
[2]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641页。
[3] 周数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卷三十六，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71页。
[4]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5]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三，第2366页。
[6] 陈寿：《三国志》卷十九，第557页。
[7]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五十一，第528页。
[8] 《十三经注疏》，第396页。
[9]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四，第2421页。
[10] 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6—137页。
[11] 李学勤主编，王志平撰：《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2] 同上书，第23页。
[13] 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09页。
[14]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第1629页。
[15] 陈寿：《三国志》卷十三，第419页。
[16] 蒙文通：《经史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
[17]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18] 陈寿：《三国志》卷十二，第383页。
[19] 同上书，第368—369页。
[20] 陈寿：《三国志》卷二十，第603页。
[21]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09页。
[22] 严可均：《全隋文》卷六，第71页。
[23] 陈寿：《三国志》卷一，第52页。
[24] 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第616页。
[25]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第68页。
[26] 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二，第1026页。
[27] 《十三经注疏》，第396页。
[28]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7页。
[29] 《十三经注疏》，第281页。
[30]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510页。
[31] 同上书，第528页。
[32] 同上书，第533页。
[33]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卷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6—117页。
[34] 《十三经注疏》，第434页。
[35] 《十三经注疏》，第281页。
[36] 同上书，第330页。
[37]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515页。
[38] 同上书，第534页。
[39]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卷六，第230页。
[40]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41] 李善：《文选注》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6页。
[42] 李善：《文选注》卷二十一，第1000页。
[43] 李善：《文选注》卷十九，第887页。
[44] 李善：《文选注》卷三十七，第1676页。
[45] 班固：《汉书》卷八十八，第3613页。
[46] 班固：《汉书》卷三十，第1708页。
[4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第136页。
[48] 班固：《汉书》卷八十八，第3614页。
[49]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第2573页。
[50]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第1176页。
[51] 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第603页。
[52]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第2575页。
[53] 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第597页。
[54] 张华：《博物志》卷六，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