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曹植的文学继承

曹植的学术师承广泛，上文已经论述，曹植的文学师承，也同样是多源而复杂的。关于曹植的文学师承问题，刘勰已有所论说，而最早对其作出清楚论述的，是南朝钟嵘，他说“陈思王曹植”：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钟嵘将曹植诗歌的源头仅仅归于《国风》，后世学者认同的不多，如吴淇说：“子建之诗，隐括《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1]虽没有明确否定钟嵘的观点，但他不同意钟嵘的说法是肯定的，只有章学诚对钟嵘的论诗方式大加赞扬，其《文史通义·诗话》中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2]章学诚作为历史学家，做学问特别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其对于《诗品》的评价，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钟嵘对曹植诗歌创作的评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其诗歌创作的师承、成就和地位；其次，用发展演变的眼光辨别曹植诗歌的风格特征。此外，其意义就有限了，因为曹植作为文学大家，其文学师承必然是多源的，其创作风格也具有多样性。而且，曹植在文学创作上对《诗经》的继承，并不是直接的和全面的，而是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且是有选择的。因为《诗经》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曹植生活的历史文化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故而钟嵘说曹植诗歌创作“其源出于《国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恰当的，正如胡应麟所说：“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道之本也。太初始判，未有男女，孰为构精乎？天地之气也。既有男女，则以形相禅，嗣续亡穷矣，复求诸天地之气可乎？周之《国风》，汉之乐府，皆天地元声，运数适逢，假人以泄之，体制既备，百世之下，莫能违也。今之讪学古者，动曰关关雎鸠，自出何典，是身为父母生育，而求人道于空桑也，噫！”^[3]曹植的文学师承相当广泛，既有远承，又有近承，可以说，他以前的所有优秀文学作品都是他取法的对象，但曹植文学创作的直接师承对象却不是《诗经》和《楚辞》，简单说就是辞赋和古诗承自王粲，乐府承自曹操，而散文则主要学习孔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