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至清初,唐诗学受到宋诗学的强烈冲击,从而形成两派争辩的形势。这种形势的萌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诗学风气。第一是反思的风气。即明代唐诗学的空疏流弊引起时人的反思,促动诗论家从学理上、心理上兴起反击明代唐诗学而崇尚宋诗学的思潮。《四库全书总目》之《精华录》提要云:“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2]由此可见时人对于七子派、竟陵派诗学的反戈程度。而清初诗论家的论述更能传达出这种思潮的声音。黄宗羲就曾站在折中唐、宋诗学的广阔立场上,对唯唐诗学为能事的诗学主张表示不满,并对“诗必盛唐”之论力持异议的态度,他在《诗历·题辞》中说:“今于上下数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于唐数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诗岂非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归一,将又何所适从邪?是故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于家数。”[3]他还曾明确指出宋诗的价值,《张心友诗序》说道:“宋、元各有优长。”[4]以此看出黄氏抬高宋诗地位的企图。而作为明末清初诗坛“宗主”的钱谦益,也不满于明代唐诗学的粗浅与守旧,对前、后七子派和竟陵派的诗学主张进行了颠覆性质的批评,他在《王贻上诗集序》中斥责七子派的诗学主张是“学古而赝”、“师心而妄”、“同归于狂易而已”[5];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斥责竟陵派的诗学主张是“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6]叶燮对宗唐派的诗论观念颇不以为然,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论:“他于明代七子诗风,病其陈熟;而于公安、竟陵诗风,又病其生新。”[7]他在《原诗》中说:“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故对七子派之厚古薄今、扬唐抑宋的诗学倾向持否定的态度。从黄、钱、叶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普遍持有的诗学观是:不满于明代唐诗学的粗疏与守旧;不满于明代唐诗学的因循与鄙陋;不满于弃置宋诗学而不知通变;不满于明代诗歌流派诗学主张的琐屑与狭隘。因此,他们从更大的诗学背景出发,从唐、宋诗学可以互相融通的语境出发,提高宋诗学的地位,进而表现出对宋、元诗歌接纳的心理。第二是重构的风气。即宗宋派通过扎实的文学活动力图恢复宋诗真面目以补明代唐诗学缺失,从而重新建构宋诗学的大厦。清初宗宋派的诗论家认为,宋诗学之所以被悬置起来,是由于人们对宋诗的真面目不了解,更不能把握其中的韵致。于是,宗宋派或以宋诗选本的方式张扬宋诗的真面目,如吴之振、吕留良的《宋诗钞》便应运而生,并带动了此后宋诗选本的不断出现;或以深入研究的方式言说宋诗的诗学特征,如叶燮就曾在比较中总结宋诗的艺术特征是:“盛唐之诗,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备。宋诗则能事益精,诸法变化,非浓淡远近层次所得而该,刻画博换,无所不极。”[8]选本的方式和深入研究的方式是宋诗派的自觉行为,它不但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而且对于扩大宋诗学的影响而言也是颇为有效的。可以说,第二个缘由对于宋诗学的勃兴而言更具有开辟路径的功效。因为宋诗学不仅需要理论反思,更需要理论建构。如果说第一个风气是在“破”字上下气力的话,那么,第二个风气则重在“立”字上进行落实,即重在以宋诗学的“后出转精”来弥补明代唐诗学的空疏。显然,这种冲击唐诗学的风气是很有批判意义的。
然而,唐诗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清初倡导唐诗学的诗论家依然掌握强有力的批评话语权。那些尊崇唐诗学的诗论家也发出强有力的反击声音。朱彝尊的诗论可见一斑。朱氏年长王渔洋五岁,与王为友,海内有“南朱北王”之称。朱氏被认为是宗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尽管他中年之后亦有习染宋调的趋向,但总体而言,朱彝尊却是扬唐抑宋者。在《曝书亭集》中他说:“今之诗家,不事博宽,专以宋杨、陆为师,庸熟之语,令人作恶。”[9]又说:“诗家比喻,六义之一,偶然为之可尔。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迩者诗人多舍唐学宋。予尝嫌务观太熟,鲁直太生。”[10]以此见出朱氏对兴起的宋诗风是相当不满的。此外,清初的冯班、吴乔、贺裳、施闰章、毛奇龄等人也颇不以宋元诗为意。他们或对单纯学宋表示不满,或认为时人批评明代唐诗学过当。连喜好宋诗的宋荦也指责当时的学宋者随波逐流,不得要领,《漫堂说诗》中说道:“迩来学宋者,遗其骨理而挦扯其皮毛;弃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11]于是唐、宋诗学之争便成为清初不得不面临的时代问题。并且有文献说明由于尊崇唐、宋不同的诗学传统竟形成两大诗学阵营。清康熙年间的诗人邓汉仪在一则笔记中曾说道:“今诗专为宋派,自钱虞山倡之,王贻上和之,从而泛滥其教者孙豹人枝蔚、汪季甪懋麟、曹颂嘉禾、汪苕文琬、吴孟举之振。而与余商略不苟同其说者,则有施尚白闰章、李屺瞻念慈、申凫孟涵光、朱锡鬯彝尊、徐原一乾学、曾青藜灿、李子德因笃、屈翁山大均等人。”[12]可以看出,钱谦益、王渔洋与孙枝蔚、汪懋麟、曹禾、汪琬、吴之振一起被排在宗宋派的队伍中,与施闰章、朱彝尊等人的宗唐派形成对立的阵营。当然,邓汉仪的视野是有限的,因为清初同属宗宋派的黄宗羲、吕留良、叶燮、田雯、宋荦等人他就没有提名;而同属宗唐派的顾炎武、冯舒、冯班、毛奇龄、朱鹤龄等人他也没有提及。但是,这已经很有批评史价值了,因为通过他的阵营勾勒,我们至少弄清楚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便是至少在他写作这则笔记时这两个阵营是存在的,并且王渔洋属于宋诗学阵营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