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渔洋历来被视为清初唐诗学的代表人物，他如何又成为清初宋诗学阵营中的一员呢？我们先从俞兆晟《渔洋诗话·序》引述渔洋晚年对平生诗学思想演变的一段回顾谈起：“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13]这段话包含着渔洋一段曲折的诗学史。即他曾经历宗唐—宗宋—宗唐的回环往复过程。“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意味着渔洋心中有唐宋诗之争的情结，并且他也承认曾尊崇过宋诗。

那么，王渔洋何时提倡宋诗呢？这个问题渔洋自己没有明说。而且关于渔洋宗宋的始末问题，也确实有些难度。不过已有学者进行了探讨。如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清代文学评论史》中认为，渔洋兼取宋、元诗歌，应该考虑到钱谦益的影响，并且在接触钱氏之前，渔洋已经对宋、元诗歌颇感兴趣。并暗示至少在康熙十七年（1678）前后，宋、元诗歌大盛。这种形势自然与渔洋的努力分不开。张健先生在《清代诗学研究》中认为，渔洋宗宋的标志性行为是从扬州回到北京任上，是年为康熙六年，“至迟到康熙十八年时，京师崇宋诗的风气已经相当之盛”。[14]蒋寅先生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认为：“王渔洋大力提倡宋诗，是在乡居服阕入朝之后，宋诗风在他的倡导下方始强劲起来。”[15]时为康熙十五年、十六年。笔者以为，渔洋倡导宋诗的时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局限于具体的年月是徒劳的，因为他从扬州任上开始到返回京师为部曹官员为终结，他一直尊崇宋诗。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诗学事件却改变了渔洋的诗学观，他开始重新考虑步入尊唐诗学的体系中。所以，与其关注渔洋宗宋的开始时间，不如关注他宗宋的终结时间，即返回唐音的时间。这是本文着重思考的问题。

这件诗学事件本文称之为“徐汪争辩事件”。据徐乾学《十种唐诗选书后》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孟秋、王又旦、汪懋麟、陈廷敬、徐乾学及王士禛集于城南祝氏园亭，为文酒之会。其间徐乾学与诸公盛称渔洋诗歌为国朝正宗，度越有唐。渔洋门人汪懋麟举觞言曰：“诗不必学唐，吾师之论诗未尝不采取宋元。辟之饮食，唐人诗犹梁肉也，若欲尝山海之珍错，非讨论眉山、山谷、剑南之遗篇，不足以适志快意。吾师之弟子多矣，凡经指授，斐然成章，不名一格。吾师之学，无所不该，奈何以唐人比拟？”徐乾学与之讨论道：“季甪（按：汪懋麟的字），君新城弟子，升堂矣，未入于室。新城先生之才，足以挥斥八极，丹青万物，其学问广博而闳肆。年少通籍，四十余年为风雅宗主，海内学者趋之如龙鱼归渊泽。先生诲人不倦，因才而笃，各依其天资，以为造就。季甪但知有明前后七子剽窃盛唐，为后来士大夫讪笑，尝欲尽祧去开元、大历以前，尊少陵为祖，而昌黎、眉山、剑南以次昭穆。先生亦曾首肯其言。季甪信谓固然，不寻诗之源流正变，以合乎国风雅颂之遗意，仅取一时之快意，欲以雄词震荡一时，且谓吾师之教其门人者如是。先生《渔洋前后集》具在，惟七言古颇类韩、苏，自余各体持择不可谓不慎，选练不可谓不精。其造诣固超越千载，而体制风格未尝废唐人之绳尺。君熟读自得之，何可诬也。……先生何不仿钟嵘《诗品》、杼山《诗式》之意，论定唐人之诗，以启示学者，即近日不须辞费。”[16]这段争辩说明，在汪懋麟看来，渔洋是宗宋派的秉持者，奈何以宗唐派比拟呢？而在徐乾学看来，渔洋指授弟子，各依其天资；汪懋麟性近宋诗，故以宋诗学教之。而渔洋的各体诗歌亦大多未尝废唐人绳尺。结果汪被徐讥笑为渔洋弟子中的登堂而未入室者。徐乾学还规劝渔洋仿照钟嵘《诗品》、皎然《诗式》之意，以定论唐诗而启示学者。渔洋在聆听两人的争辩之后，对徐乾学的观点颇为满意，按《十种唐诗选书后》的说法是：“笑而颔之。”即他默许了徐的观点。

“汪徐争辩事件”及渔洋“笑而颔之”的深层含义很有耐人寻味之处。其一，这表明，渔洋在宗唐宗宋问题上该有选择了，他的态度该昭示于诗坛了，因为连门人都不能把握自己的诗学思想。何况争论者之一徐乾学、在座的文友陈廷敬在当时已经是朝廷的重臣，渔洋自己此时也位居祭酒之职，他们的诗学倾向与当朝文坛风会有密切的关联。而且，渔洋也很清楚，当时的康熙皇帝是喜好唐诗的；他更清楚，在康熙十七年他之所以破例由部曹授翰林院侍读学士，与皇帝称赞他“诗文兼优”更有密切的关联。其二，这表明，渔洋该为唐诗学的耸动做些事情了，何况他本人早年也中意于唐诗学。其三，这表明，此时该是他重新举起尊唐大纛的时候了。或者可以这样说，自此之后，即自康熙二十二年之后，渔洋的诗学思想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已经走入唐诗派的阵营之中。当然，这个走入历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的委曲还须仔细考索。

他重返唐诗学阵营之后所做的事情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关于唐诗学的理论阐发，如有关神韵理论的阐发；二是关于诗歌选本的编纂，如着手《唐贤三昧集》等选本的编纂。前者从学理上进行唐诗学的建构，后者从行动上进行唐诗学的宣扬，两方面互相配合。而编纂《古诗选》可谓渔洋返回唐诗派阵营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首肯徐乾学规劝之意的变通方式。《古诗选》着手编纂的时间正是康熙二十二年，共选五言古诗十七卷，七言古诗十五卷。根据渔洋《古诗选凡例》中的说明可知，五言古诗以唐代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这五家为旨归，七言古诗以杜甫为宗主，宋、元、明以后古诗隶附其下，源流分明。《古诗选》重新确立了渔洋的论诗倾向，即树立尊唐诗学的大旗。也可以说，《古诗选》的编纂发出了渔洋尊宋诗学终结的信号。

渔洋在唐宋诗学之争中所做出的最终重返唐音的选择，是很有批评史意义的行为。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当从多方面的因素去考究。就“外在原因”而言，历史的传承、明代诗学的影响等都可以视作其中的因素。就“内在原因”而言，渔洋早年形成的且一直爱好唐诗的审美情趣、重感兴重体悟的思维方式等都是其中的因素。而以下三个缘由是最鲜明的。其一，宗宋诗风一开始就受到当时诗论家的批评。施润章在《学余堂文集》卷七中曾转述宰相冯溥的话说：“宋诗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综正变焉。近乃欲祖宋祧前，古风渐以不竟，非盛事清明广大之音也。”[17]又如朱彝尊曾说：“今之言诗者，每厌弃唐音，转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师法苏、黄，下乃效及杨廷秀之体，叫嚣以为奇，俚鄙以为正，譬之于乐，其变而不成方者欤！”[18]以此可见当时人对宗宋诗学的嗤点。由于施、朱两人的诗坛地位颇高，又有一批追随者，他们的言论深中宗宋和学宋的流弊，颇具代表性。王渔洋与两人都有交往，两人的批评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也不能不引发他重新对“祧唐祢宋”关系的深入思考。其二，康熙皇帝的诗歌趣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尊唐诗学的走向。据《四库全书总目》的有关提要记载，康熙皇帝尽管对宋、金、元、明四朝诗歌加以御定刊行，有《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和《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付梓，但是，就总体诗歌旨趣而言，康熙皇帝尤其爱好和尊崇唐诗。于此最有力的证据不仅仅体现在康熙四十四年编成了《御定全唐诗》九百卷、康熙五十二年着手编纂《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更表现在当时朝臣的记录中，如参与编纂《全唐诗》的张玉书在其《御定全唐诗录后序》中就曾说：“皇上天纵圣明，研精经史，凡有评论皆阐千古所未发。万机余暇，著为歌诗，无不包蕴二仪，弥论治道，确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极，而犹以诗必宗唐。”[19]这样看来，身处朝廷的王渔洋对于皇帝的诗文爱好倾向是有所领悟的，此后他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再倡导宋诗，他的诗学主张也不可能不受到皇帝诗歌趣味的影响。因此，随之而来的诗学倾向的转变又多了一重政治层面的缘由。其三，尊唐祧宋的救弊目的。渔洋崇尚宋元诗歌本有纠偏补弊的目的。然而诸多的宗宋者在反思明代唐诗学之肤廓纤仄的同时，却走向浅近流溢的另一端。《四库全书总目》之《精华录》提要曾经披露崇尚宋、元诗歌之后的形势是：“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禛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由此看出渔洋改弦易辙而宗唐同样具有纠偏补弊的目的。以上论及的转变因素和着重论述的三方面的缘由，尽管不能完全解释渔洋宗唐诗学转变的深层肌理，但是，至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渔洋从宗宋派阵营中分化出来而走向宗唐派的诗学领域，确实与时代风会、个人的诗学倾向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