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罗时进

钱穆先生曾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以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分之功绩”。他高度重视“家族”在古老民族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以至将家族研究作为中国文化研究之磐石，这个观点我是相当认同的。回顾近现代学术史，刘师培、邓之诚、吕思勉、陈寅恪、钱穆、潘光旦、王伊同、何炳棣等学术先贤较早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思想史、文化史等角度研究家族问题，他们直接或间接触及家族发展与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联系，其中尤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等著作，在家族文化研究獉狉未启，苑囿未开时提出了许多精当的阐述，他们的学术思维是那样的敏锐，为我们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接着说”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其实，今天我们开展这一研究课题的探讨，无非是取则学术先贤的思想资源，在新的学术视野中拓宽一些路径、展开一些论述而已。

近些年，我个人力求对“家族文学”和“文学家族”的研究课题做一点探索。我觉得家族文学在中古以来的文学史发展中的作用，学界的认知还没有真正地深入，即便有承认“家族文学”影响的，但对“文学家族”是否存在似乎还有一些疑虑。我在不同场合都坚持使用“文学家族”的概念，而且如果“家学”这个传统在门第中毫无疑问的存在，如果“经学家族”“科举家族”在学理上能够成立，“文学家族”的概念也自然可以成立。这里我们不妨一读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中的说法：

况臣一门七世食禄，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际，极礼乐文章之誉。曾祖宗悫，宝元康定之时，专任西鄙之役，遂参大政，罢兵息民。自尔以来，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职也。

“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其实就是晁氏为“文学家族”的自道，这也是我提出学界可以考虑建立“文学家族学”研究方向的基本理由。内地学界幸有同道，这些年既有从“家族文学”维度研究的，也有从“文学家族”视角探讨的。一枚硬币有两面，这两面皆兼顾之，“家族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就在总体观照之中了。

“家族与文学”之关系，在魏晋南北朝已经显现，至唐代便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文化和文学现象。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云：“历观唐人，父子如三包，六窦，张碧、张瀛，顾况、非熊，章孝标、章碣，温庭筠、温宪；公孙如杜审言、杜甫，钱起、钱珝；兄弟如皇甫冉、皇甫曾，李宣古、李宣远，姚系、姚伦等；皆联玉无瑕，清尘远播。”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胪列这类现象尤夥，尝举祖孙、父子、兄弟、夫妻等以文学知名者达百四十余家，并称“《李氏花萼集》、《韦氏兄弟集》、《窦氏连珠集》、《廖氏家藏集》，皆父子伯仲一门之作”。比辛文房和胡应麟更早，宋末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有如下论说：

伊川曰：“凡人家法，须月为一会以合族。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也。”

“宗会法”今不传，岑参有《韦员外家花树歌》：“君家兄弟不可当，列卿太史尚书郎。朝回花底常会客，花扑玉缸春酒香。”韦员外失其名，此诗见一门华萼之盛。

这里随手拈出一些材料意在说明，宋元以来的研究者不仅注意到了唐代祖孙、父子、兄弟、夫妻文学创作的代际性和平行性影响，而且直接关注到唐代家族文学创作的“现场状态”，这些学术资源我们应该充分利用。

“唐代家族与文学”的关系，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也可以视为拓展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入口”。如果说唐代文学是一座宝矿的话，家族文学则是一个藏量相当丰富的矿区，需要勤加勘探，进行深入的发掘。这笔矿藏唐代文学研究者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都做了许多研究。从方法来说，据墓志文献研究家族文学之成果堪称突出；从总论研究来说，地域与文学家族关系之论证颇为扎实；从区域来说，关中士族、山东旧族、江南家族研究方面的研究斐然可观；从个案来说，京兆韦氏家族、河东柳氏家族、河东裴氏家族、弘农杨氏家族、范阳卢氏家族、荥阳郑氏家族等研究最引人瞩目。总之，唐代家族文学或文学家族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这是唐代文学研究界擅于创辟的学风使然。

但不无缺憾的是，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至今未有一部综合性论述的著作出现。梁尔涛君从硕士阶段便从我学习，其毕业论文是以唐代文馆与文学关系为题的。在那一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他开始关注文学与社会关系，对“文学社会学”积累了很多体会，有较好的学术修养。当我稍稍转向到家族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后，便希望他以《唐代家族与文学》为题来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尽管如上所说，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个案的累加并非总体研究，要完成这个足称宏观的课题，大概是要“下一回地狱”的。

所幸我对尔涛君有信心，有研究的期许；尔涛对自己也有信心，有研究的自觉。这样的师生关系我是很满意的。试想，如果给学生一个题目，他勉为其难，其结果必然两不相待，两不相得。当然，这个课题的文献工作量明摆在那里，理论研究的难度也难以漠视。回想起来，那几年时间尔涛君埋头从事这一专题的研究，靡间昕宵，几无余晷，心情也在滞碍难行与峰回路转中跌宕。不过功不唐捐，最后他终于按时拿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论文，是相当令人高兴的。

这篇论文力求从各个层面对唐代家族与文学的关系进行全面论述，于谱学、郡望、家学、家法、家教、婚姻、佳子弟与文学的关系，一一梳理，深入细致，文献功夫扎实，观点阐述允当，发覆之处颇多。虽难以求全责备，但论文之气象、功力已然可观了。我对这篇唐代家族文学综合研究的学位论文，是颇为肯定的。在论文外审中和答辩时，专家们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在家族向度上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开拓，是一份值得重视的成果。事实也证明，近来他就这一方面发表了一些论文，都有良好的学术反响。

现在经过修改完善，论文即将付梓出版，我深感欣慰。家族文学或文学家族研究近几年为学者们愈加重视，这篇论文的出版适逢其时，对学界当有一定的启发，无疑也是一份贡献。尔涛君学术精力旺盛，也正处于成熟的人生阶段，相信他能高标鹄的，不断进取，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尔涛君来信，让我为其论文出版写一些话。此时我正在台湾逢甲大学任客座教授，人远心近，执笔欣书，寥寥数语，姑聊充序言耳。

甲午年五月书于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