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家国同构，因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齐家之理亦同治国之道，故《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必然要赋予家族这个血缘宗法组织以更多的社会功能，《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2]即指出睦族这一家族管理手段在“协和万邦”和“昭明百姓”的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作用。秦汉以降，“家”的含义虽然有所变化，但“始九族以及于百姓，刑室家以仪于天下”，[3]家齐国治的思维模式仍根深蒂固地延续着。中古时期，朝政基本上全由世家大族所把持，从而形成一种门阀政治。九品中正制又进一步推动门阀政治逐渐向地方延伸，使得一个个地方望族成为实际的乡村治理者，家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更显著。地方望族一方面接受官方某种形式的管理，一方面以“齐家”的方式管理着众多的家族成员，这种“官府—家族—民众”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传统中国乡村治理最重要、最基本的路径之一。虽然朝廷设有层级分明的乡村管理体系，但事实上除了兵役、徭役等重要的国家功能外，其余大量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文化教育功能，主要是由家族来承担的。特别是在社会较为混乱、中央集权相对较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的社会文化功能尤显重要。陈寅恪先生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4]钱穆先生更是强调“中国文化，赖藉这些门第的扶护保养而重得回生”，[5]认为在南北朝乱世之际，神州文化的血脉尚能流淌不息，主要是依靠这些掌握着文化资源与文化权力的各地域家族，通过家学传承的方式来实现的。可见，治中国汉唐学术文化者，是很难绕开家族之一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