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缘起
2011年7月4日，英国《卫报》披露新闻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及其家人的电话，干扰警方破案。这篇报道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英国媒体、政界、警方引起巨大反响，继而带出越来越多的窃听丑闻。英国王室、社会名流、政坛要员、谋杀案受害者家属等都成为新闻报的窃听对象。事件发生后，已有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于2011年7月10日被迫关停。
相类似的案例还有2003年6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豪威尔·莱尼斯与总编辑杰拉尔德·博伊德双双宣布辞职。辞职的两人均因为该报记者布莱尔大肆编造独家新闻而受到批评。布莱尔在半年间所写的76篇报道中有36篇错误百出，并且杜撰、剽窃他人作品。5月1日布莱尔被迫辞职，“布莱尔事件”几乎已经成为《纽约时报》创刊152周年以来爆出的重大丑闻。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纽约时报》另一名著名记者里克·布拉格因将一名自由撰稿人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而被揭露，5月28日，曾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布拉格递交了辞呈。[2]
与上述西方新闻传播界的丑闻构成呼应的是，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界同样问题频出。《新闻记者》杂志于每年第一期评选上一年度十大假新闻，连续十几年坚持新闻打假活动，却发现新闻打假如同割春韭，割了一茬又冒一茬；而最令新闻界蒙羞的莫过于2008年爆出的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的丑闻。
从实践层面来看，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新闻媒介的性质、功能、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巨大发展，尤其是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报道与奥运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主流媒体的出色表现。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时时能感受到，中国的某些传媒及其从业者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存在的新闻伦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对一些新闻伦理问题的认识也十分模糊。
在媒介组织方面，因权力垄断导致的新闻信息失真与失衡的现象时有发生；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违规运作现象并不鲜见；片面追求收视率、收听率与发行量导致媒介的媚俗化、小报化与煽情化普遍存在。
在新闻从业者个人方面，有为了“成名的想象”不惜炮制“纸箱馅包子”的眼球新闻；有以舆论监督相威胁，以正面宣传作交易，以新闻交换金钱，以至于“到北京抓记者”甚至成为记者们之间的自嘲式笑话；有无视当事人权益，恶炒隐私家底；有与消息来源相互“搔痒”，合谋共生；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都需要对新闻传媒自身以及新闻从业者进行适当的批评和反思。
从理论层面来看，新闻业界和学界对新闻伦理问题已经展开了颇有成效的探讨。尤其是近年来，针对媒介的各种新闻职业道德批判的文章层出不穷，相关的著作也蔚为大观。但不可否认，已有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缺憾，如道德层面的感性批评较多，而真正立足于现实的、系统的、理性的思考尚不多见。
笔者由此萌生研究新闻伦理问题之意。
本书试图将新闻伦理问题设置于一个宽泛的传播社会学框架之中，从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出发，考察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传媒的转型与新闻伦理问题的变化，并尝试以社会交换理论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为理论资源，揭示当前新闻传媒及新闻从业者违背新闻伦理的深层动因，并力求从交换资源的再分配与交换规则的再调整的角度探寻规避新闻伦理问题的可行途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转型。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中国的改革表现为多层次、多角度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社会转型”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性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的学术语境，逐渐地为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史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所接受，并被用来描述与解释在这场变革的过程中各个社会子系统所发生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新闻传媒系统也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转型。中国社会已经不可能脱离大众传播媒介而独立存在，就像媒介不可能脱离宏观的社会大系统而独立存在一样。社会环境的变革必然带来新闻传媒的相应变化，新闻传媒作为社会子系统的一部分，也必然主动或被迫地适应着社会大环境的发展。
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传媒在传统的社会道德解构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已越来越引发人们的思考，新闻法的缺席使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得不到法律及时、有效的解决，从而更加彰显了新闻伦理的调控意义。新闻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媒介经济利益与新闻伦理的冲突、媒介组织自身利益与受众需求的冲突等，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新闻从业人员及其所属媒介组织在日常实践中无法回避的典型困境，大众传媒面对新闻传播中出现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常常显得无所适从。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思考社会转型和传媒转型给新闻伦理问题带来了哪些变化，以及促成这些变化的深层动因，应当具有一定的意义。“社会愈文明，新闻传播愈发达，对新闻道德的要求便愈高。”[3]在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分析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伦理问题，发现其中的规律性，是新闻伦理学与传播伦理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媒介发展的现实要求。
影响新闻伦理的因素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的社会大系统，也有传媒系统等相对微观的社会子系统。社会大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决定与影响着传媒系统的体制、形态与发展走向，进而影响着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新闻伦理问题的形成与变迁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传媒系统，而传媒系统的生存与发展又离不开宏观的社会大系统。
媒介组织在日常的内容生产流程中，每天都在面临着如何进行自我决定以及如何行动的问题。作为内容提供商，媒介组织的内容生产时常面临一系列伦理选择。如果从媒介内容生产的角度对当前我国媒介实践中存在的新闻伦理问题作一次传播社会学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媒介组织的日常运作中，一个媒介交换网络正在作为媒介内容生产的基本框架。这种媒介交换网络如何运作，如何影响到媒介新闻传播活动的伦理表现，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过程使各类型的社会资源在媒介生产制作过程中的分配形态发生了变化，反映社会现实的媒介内容也在发生变化。本书试图概括当前我国媒介运行于其中的交换网络的基本特征，并运用传播社会学相关理论对媒介交换网络的基本结构进行考察，从分析管理者、投资者、消息来源、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构成探讨当前我国媒介交换网络的深层社会学意义，并从资源交换的角度尝试理解这一网络中发生的新闻伦理问题。
我们所关注的众多显性或隐性的新闻伦理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中找到诠释的路径。思考新闻媒介组织与新闻从业者如何进行自我决定与行动，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新闻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动因。
总体来说，笔者力图从逻辑推导的角度，阐明媒介新闻生产的基本框架，分析使媒介有效运作于其中的媒介交换网络的结构，继而分析在此框架下出现的新闻伦理问题，为理解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新闻伦理问题的生成动因作一些粗浅的尝试。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本书力图突破传统的新闻伦理学的分析框架，尽力充实新闻伦理学中关于新闻伦理与社会的关系的内容，突出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行为方式的社会因素。尝试引入社会学的分析范式，以期丰富新闻伦理研究的视角与理论。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通过揭示当前我国媒介组织及新闻从业者新闻伦理问题的现实表现与成因，对为什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早已存在而媒介实践总是“知易行难”作出理论解释，应当有助于解决媒介实践中的新闻伦理困境。本书并不奢求探索走出新闻伦理困境的标准答案，但希望能有助于在宏观的社会结构大系统中恰当地把握与理解媒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