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叙述方式：岁时节令

当笔者开始思索将时间作为一种结构贯穿全文之时，就意识到“节令”其实是自古以来为人常道的知识，节日或节庆则是人们在生活中将流动的时间划分为“节”的特殊时期，这些时期通常伴有仪式发生。因为，“节令”是一种时间结构，也是一种思维模式。这一模式体现出以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演化为发展脉络，以空间的日月星辰变化和自然的物候变迁为基本媒介，构筑了天人感应、时空一体、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整体互动的思想结构。

纵观以往对仪式及仪式音乐研究，多注重个案的挖掘，而少有将这些“节”联成整体，刘晓峰的《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19]是为数不多、将中国传统岁时节日加以整体把握的研究成果，其理念给予笔者重要的启示，他在书中写道：

一年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单位，并且具有循环往复的特征。[20]

如果我们把农历的一年比作一条时间的项链，那么，岁时节日就是这条项链上一个个璀璨的珍珠。[21]

如果说刘晓峰的研究针对的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泛中国节日”研究，这一研究趋于整体宏观把握，那么，将这种现象进行具化的还有客家籍学者刘晓春，他在阐述富东村的时间制度时这样描述道：

富东村民对时间的观念有两套理解体系，一个是依四时季候变化而运行的农耕周期，另一个是节庆的安排。[22]

可以这样说，节庆的安排不仅是村民关于农耕制度生理性的调节，同时也是村民关于自然变化的文化调适。[23]

富东村的所在地与本课题的田野调查地同属宁都县辖区，仅以乡镇之隔，他们依靠全国性、区域性以及村落性的节日而划分出的时间观不仅是富东村民的时间观，也是整个赣南客家人的时间观。赣南客家人在这种节日划分中，运用不同的仪式来进行文化创造，从而为研究开辟一条往返于传统与现代的路径。因此，本书就以节令的时间作为线索，将问题聚焦到赣南的客家村落，使研究趋于对象化、地方化和具体化。

本书包括绪论、结论共六章，其框架安排如下：

绪论：主要包括研究对象和成果综述与理论背景和方法路径两方面的内容。书中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指出该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详细阐述“不囿于传统意义的田野工作”、“深描信仰体系中的仪式音声”以及“国家在场与社会变迁”的理论背景与方法路径，表明它们对该课题的启发与指导。

第一章：正月：春节。详细记录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神会”仪式过程，并对发生在仪式中的音声境遇进行分类与解析，特别指出“音声禁忌”之于该仪式的重要性，从而引出“音声禁忌”讨论的必要性问题。

第二章：三月：清明节。对祭祖仪式的文化生态系统进行系统概述，说明该仪式之所以繁盛至今的原因；通过对仪式中各次群体认同结构的分析，阐明祭祖是如何在“明晰血缘脉络、凝聚宗族关系”中发挥作用；在这个庞杂的认同系统中，作为特殊群体的乐班及音乐成为本章探讨的重点。

第三章和第四章：四月至八月：庙会。赣南客家地区的庙会具有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灵活兼容的特点，作为娱神和娱人的主题，乐班和戏班是该地区庙会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因此，这两章从乐班与戏班两方面入手，兼及音乐本体的分析，发现仪式性乐班与当地的采茶戏班在用乐上具有相通性的特点，从而指出赣南地区仪式性音乐趋于统合的现象。

第五章：十月：国庆节。详细记述“翠微之春文化艺术节”的展演过程，引入“国家在场”的理论和方法，阐述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展现民间祭祀仪式演变成官方文化展演之时，民众赋予客家文化的新内涵。

结论：客家文化常常是大众视野下概化的意向，岁时节日体系中的文化事项使得该意向变得深入具体，人们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与不同的空间范畴中，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不同的情感，确认不同的关系——这便是节日之于客家文化的重要意义。作为节日体系中的仪式音乐既表现出多元文化的组合方式，又表现出地方音乐的统合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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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2]黄剑波：《何处是田野?》，《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3]［美］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袁同凯、郭立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同上书，第40页。

[5]“混合物”和“复合物”是美国人类学家维斯顿对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的立场所做的一个比喻。所谓“混合物”是指两类东西简单地混合，特指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将主体与客体混为一谈，不加区分；而复合物则是经过有机处理的杂交和糅合的复合体，是较科学的、经得起事实验证的。参见维斯顿《虚拟人类学家》，载古塔、弗格森编著《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第174—175页。

[6]转引自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7]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8]［美］大卫·M.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9]［美］德思·策尼（Mary Des Chene）：《定位过去》，载《人类学定位》，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10]张振涛：《新路与老路——研究方法谈》，载《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1]项阳：《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4期。

[12]齐琨：《历史的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1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4]参见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转引自［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17页。作者将民族志的发展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第二个时代是通过科学规范支撑起“学科性”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民族志在各个方面都变得开放。

[15]［美］温森特·克拉潘扎诺：《赫尔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杨春宇译，转引自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9页。

[1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28页。

[17]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

[18]张振涛：《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19]刘晓峰：《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20]同上书，第42页。

[21]同上书，第61页。

[22]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利与记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8页。

[23]同上书，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