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黄开发

大约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周作人脱离“五四”思想革命的主流路径，其写作和思想中的传统成分逐渐增多，并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1930年代初，左翼作家对他进行了挞伐，有代表性的如许杰在《周作人论》(1934)中所说:“周作人是一个中庸主义者。他虽然是一个新文坛上的人物，但实在却是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因为他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所以，他的思想的出发点只是一些浅薄的人道主义。”“因为他是一个绅士，是一个穿上新的衣裳的士大夫，所以，他的意识，是到处同封建思想结合着的。”

许杰的观点，如说周是“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等，对以后很长时间里的周作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左翼文学观念发展成为具有排他性的主流，许杰式的论断成为了定论。一直到新时期，甚至到现在，这一观点仍余威尚存。舒芜在1986年发表的《周作人概观》中认为，周作人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他“不能克服文化传统中的消极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调节特性所凝成的中庸主义”。“周作人从反封建的前列，一退而为封建的异端派(如明末的山人名士)的护法，再退而与封建妖孽汉奸政客同流，其间一条曲径通幽，就是中庸主义。”

随着研究的深入，1980年代中期以后，舒芜、钱理群等主要的周作人研究者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修正了自己对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观点，对周氏思想所表现出的现代新质及其价值有了新的评价。舒芜在与我的聊天中，多次表示要写一篇周作人与古代文学的长篇论文，并且已经准备好了资料卡片。记得读他在《读书》上连载的《“桐城谬种”问题之回顾》(1989)，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谙熟古文的底细，举重若轻，自由穿梭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我一直期待着他把这样的研究发扬光大，为深化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再奠定一块基石。然而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他的这个夙愿一直没有实现。后来他骑鹤西去，其未竟之作最终成为了一个遗憾。

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者对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新论。以前的研究者习惯给周作人贴上诸如“封建士大夫”之类的标签，《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似乎是支撑这一论点的典型文本。旅美学者张旭东在《现代散文与传统的再发明——作为激进诠释学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载《现代中国》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中提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对中国文学的过去经验最不‘伤感’和最不‘怀旧’的作品之一。”“周作人从来不曾‘倾向传统’，假如把这个‘倾向’放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衡量。恰恰相反，他总是倾向于现在，以至于他急切地想在理论上定义什么是‘新’，这个‘新’可以充分地把‘旧’归为已有，并把自身建构为现在的传统。”

然而，关于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成果，不论观点如何，绝大多数还停留在印象式的结论上，缺乏沉着、全面的实证研究。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少见的学术难题。仅从知识结构上来说，研究者需要兼具旧学的根基和新学的修养，特别是需要有思想史、文学史、民俗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加入其中。

近年来，周作人研究中较为表层的问题大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裹足不前，越来越制约着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批年轻的研究者知难而上，试图摒弃成见，以一种复杂的态度从周作人自身出发进行专门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都受过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其中又大都以此为题作了博士论文。去年夏天，我名下的研究生何亦聪也以论文《周作人与中国思想传统》获得博士学位。已经出版的专著如哈迎飞《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胡辉杰《周作人中庸思想研究》等，都有了较大的突破。现在本论题的博士论文已将近十篇，陈文辉《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道路》可谓后起之秀。

与多数研究者不同的是，陈文辉是带着自己的专业优势参与到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来的。其他研究者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他们往往是先选择了学位论文的方向，然后再来“临时抱佛脚”补充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的，这样对周作人这样旧学根柢深厚、新旧错综的大家来说有时难免笼统和肤浅之嫌。文辉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是章培恒、谈蓓芳两位先生的高足，硕士研究生期间在浙江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元明清方向。正是由于自己古代文学的专业背景，他选择了一个坚实的切入点:考察对周作人思想和文章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传统典籍。这是一项别人没有做过的重要的基础工程。向来论周作人与传统文化关系者多矣，但殊少有如陈文辉之肯下功夫者。这从书末所附《周作人早期所读传统典籍书目简编(1890—1906)》可见一斑。书目分丛书、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卷帙繁多，实在令人感佩。作者基本的研究方式是传记式的，主要从周氏日记中寻找线索，并与以后的文章和书信相印证，来解说周作人思想和人生道路。考察周作人所受的影响，就像考察一条大河的水源。水源是由大大小小的支流构成，而众多支流的汇合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河流的性格。一本本书差不多就是一条条支流的标志。作者找到了主要的支流和一些常常被人忽视的溪流，初步绘制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周作人所受传统影响的“水系图”。该书对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不一定是大面积的突破，而在于大大充实了对具体问题和历史嬗变的研究，进一步夯实了研究的基础。

陈著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以传统文化典籍为标志和线索，通过实际勘察，讨源溯流，丰富和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周作人与晚明小品的关系是论题的主要部分之一。由于1930年代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推崇和引起的文坛纷争，一谈到传统的影响，人们通常会首先想到晚明小品。如果眼光局限于周氏结集的作品，可能会仅仅把他与晚明小品的关系上溯到1920年代中期，而忽视其早年与晚明小品的关系。陈著找到了源头，让我们看到了周作人与晚明小品更为久远的关系。作者通过丰富的资料，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周氏个人思想的动因，清晰地勾画了在一个较长时段中周氏与晚明小品关系的流变。民国初年，作为章门弟子的周氏兄弟受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的影响，辑录和刊刻《会稽郡故书杂集》。周作人在刊刻《会稽郡故书杂集》的过程中，开始收集历代越人著作。其中，游记兼具山水与人文之两美，张岱《陶庵梦忆》、王思任《文饭小品》等受到周作人的喜爱。然而，周作人与张岱等晚明作家的关系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1897年，他住在杭州花牌楼陪侍狱中的祖父，在那里初次读到并喜欢上了《陶庵梦忆》。后来新文学兴起，在1920年代初期讨论如何建设“国民文学”的理论背景下，周作人发表系列文章，通过“地方文艺”的名目，逐步将集中了个人性情、民族情感、乡土特色、文人散文创作诸多元素于一身的“晚明越中文人”引入文学史主流。1926年到1932年，是周作人“寻找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第二阶段。在本阶段，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标志，周作人把他的乡贤晚明越中文人逐渐与公安竟陵派联系起来，然后视其为公安竟陵派的融合者和集大成者。

文辉的追根溯源对深入剖析周作人的一些思想和人生道路问题颇有助益。“五四”高潮过后，周作人与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思想产生了动摇和混乱，两三年以后他形成了自己稳定的人生哲学。这种新的人生哲学明确地表述在他的诗歌《寻路的人》和散文《生活之艺术》中。我以前在研究中重点探讨过这一问题，提出他最终选择的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生活之艺术”中所包涵的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体验及其选择，对理解周以后的思想和散文写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人生哲学，我在论述时只是蜻蜓点水式地提及周接受了蔼理斯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典型的人生态度相通的“生活之艺术”的观念。现在参照陈文辉的研究，我明显地感到自己对周作人从“混乱”到秩序的转变过程中传统的深层机制缺少注意。文辉提出，周作人将儒家“中庸”作为他的“体用”之说的“体”，完整地提出其“托古改制”的思路，并进行了细致周详的论析。作者经过前文对周作人与传统盘根错节关系的充分铺垫，再结合周氏的作品提出这样的论点，是令人信服的。

文辉不仅纵向地找到周作人所受传统影响的嬗变，而且还能够勾勒出横向的知识网络。如他在第五章中对周作人构建“三贤”谱系的论文就是显例。作者所称“三贤”，指的是周作人最为称赞的三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充、李贽和俞正燮。前二者是著名的异端，后者则以博识的学者身份见称。文辉在周氏人生和思想的道路中，在其与同时代人的互动中，梳理出了他与三人关系的始末。这里仅以李贽为例。周作人最早提及李贽是在1926年10月，然而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小事件。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该年9月访问通州的李贽墓，引起了风波，周作人撰写有关此事的“读者来信”，首次提到李贽。周氏1932年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没有谈到李贽，其原因是当时学术界中对晚明文学思潮与李贽的联系认识不足。在1930年至1937年期间，李贽先是作为晚明的通俗小说评点者，后又作为以尺牍为特色的晚明小品文作家，最后才是作为思想家，渐次进入周作人的视野。周作人对李贽著作的直接了解和阅读，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中后期。1934年，随着朱谦之对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李卓吾年谱》的翻译，以及容肇祖等人的相关研究，公安竟陵派与李贽的联系才为人们所认识。周作人吸收了当时学术界的李贽研究成果，加上老友钱玄同的帮助，李贽才真正为他所重，获得高度评价。周氏在自己的文字中将其作为晚明文学的思想领袖，则首见于1937年4月的《谈文字狱》。到了1939年1月发表的《看书偶记·印书纸》中，周作人则首次明确了“三贤”的说法:“王仲任为吾乡先贤，素所景仰，尝谓与明李卓吾清俞理初同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这样对周作人与三个思想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条式的勾勒，而是立体地呈现。

应该老实承认，我和文辉对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基本判断并不一致。文辉似乎更突出传统投射在周作人身上的阴影，强调周作人对传统的“回归”。而我则以为，周氏始终是以一个现代启蒙主义者的眼光去勘察、区分、阐释传统，并以传统来烛照现实。他谈越中乡贤，谈王充、李贽、俞正燮，都有其超越个体的重要意义。他后期使用了古老的话语形式，这虽是从儒家思想传统中借取的策略，但似旧而实新。就其主要的、积极的方面来看，他与鲁迅、胡适始终代表着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三种存续方式。不过，周作人的思想和人格到底属于“传统”还是“现代”，也许最终也不会有一个黑白分明的定论，但研究者们从实际材料出发，从各自的学理出发，都会把握到某种“真实”。在不同观点形成的张力中，我们可以更多地接近真实。我虽然与文辉的观点有所不同，但读文辉的书，却颇受启发，丰富和深化了对不少问题的认识。其实，文辉也在结语中谈到了周作人思想和创作的现代性意义:“首先，周作人的思想和文章中对普通事物和普通人的重视，这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付诸实践，真正跟上近代世界的潮流。”“其次，周作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非正宗的别择’，从本质上说，是以个人的趣味和眼光，对为道学与八股所笼罩的传统文化的去魅和重构。”他点出周作人面对传统时的积极主动的态度，只是与文章主体论述的逻辑上的过渡和关联不够。

相比较而言，文辉更重视周氏与传统文化的“同”，而非“异”。他提出了不少新鲜有趣的观点，惜乎有时论证不足。比如，人们容易注意到周作人骂八股文，把八股文与太监等视为中国文化的恶疾，那么周作人文中有没有八股“尊神”的影子呢?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写道:“周作人文章所受到八股、策论的直接影响，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事实上，周作人很多文章，经常从旁人作结的‘但是’之后起笔，作为文章论述的出发点，这便是对八股文的借鉴。”这里只是一笔带过，而没有进行论证。在中外文章中，这种手法都并不鲜见，从“但是”以后起笔，很难排除其他的可能。

文辉在来信中表示，想以周作人日记作为线索，以周作人的阅读与翻译情况来研究外来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再写一本《希腊之光:周作人的知识形成》。这将会是文辉对自己周作人研究疆域的重大拓展。通过周作人与外国文化关系的研究，作者对周作人认识将会更有整体上的贯通。对此我是很期待的。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素少研究，又客居北欧，手头上没有相关资料，说得不对的地方，还望读者和文辉批评。

2014年1月28日于丹麦奥尔堡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