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周作人研究经历了一个冷热交替、全面深入的过程。现阶段可谓炙手可热。迄今国内研究专著(包括周作人传记、评传)已经超过五十种，海外及港台地区的研究专著将近十种，相关的期刊论文更是不可胜数，难免给人泥沙俱下之感。为了便于把握研究进展的脉络，不妨化繁为简，以研究者的视角和1934年、1986年及2004年三次周作人研究资料的结集为依据，将周作人研究划分为“仰望周作人”“从鄙视到正视周作人”“回望周作人”三个阶段，并以此考察周作人与传统文化之关系问题的研究进展情况。
(一)“仰望周作人”阶段
以1934年陶明志所编《周作人论》在上海北新书局的出版为标志，周作人研究正式起步。编者在书中强调周作人与鲁迅的对等地位，序言指出:“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是文坛上的两大权威者，……关于周作人，这还是第一次的辑集。”该书收入文章四十二篇:“第一类总论周作人的生活及其文学思想，计十篇;第二类论他的小品文，计八篇;第三类论他的诗，计二篇;第四类论他的文学论文，计十一篇;第五类论他的翻译，计十一篇，其中附有辑集一篇”。但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发轫者之一，又是我国现代小品文的第一个作家”[1]的周作人，“他与乃兄鲁迅在过去时代同称为‘思想界的权威’。现在因为他的革命性被他的隐逸性所遮掩，情形已比鲁迅冷落了”[2]。文章的作者多数属于周作人的晚辈，对其多怀仰望和崇拜之心，有所批评也不失敬意。
其中，康嗣群《周作人先生》的“叛徒和隐士说”[3]，曹聚仁《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的“隐士说”[4]，不失深刻地分析了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联。尤其是许杰的《周作人论》，“以这士大夫的风度在动乱的时代中间的心理的演变的路线，来衡量周作人从五四以后一直到现在为止的中国的文坛上活动的情形”，从而认为周作人是“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5]。向培良《关于周作人》则警觉地指出，“周君的生活终久是绅士阶级的生活而已”，并以章士钊贪图安逸与段祺瑞合作的前车之鉴，提醒“所谓低徊趣味的东西，好是好，因为使人舒服，也就是很危险的东西呢”[6]。此外的书中还专门收入了“中国新文学源流”论争的一组文章，作者有钱锺书、陈子展和孙福熙等。
这些文章，虽然多出于随感式评点或是印象记，却留给后人以现场感和一些灵光乍现的洞察力，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启发性。
(二)“从鄙视到正视周作人”阶段
1980—1990年代，是中国大陆学者对周作人由鄙视转为正视的阶段，表明周作人研究走上正式轨道。此前，从1940年代至1970年代，周作人因为汉奸的污名遭受唾弃，例外的是作为反面陪衬，人们在谈鲁迅时还会提到。1942年，何其芳发表《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7]，1948年，冯雪峰的《谈士节兼论周作人》[8]等文章，就是属于这种情形。这类文章无意中填补了大陆地区这一时期周作人研究的空白，也为1980年代初的周作人研究奠定基调，使得一些研究鲁迅的学者，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过渡到对周作人的研究。如李景彬《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9]，钱理群《试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10]等，便是此例。直至1986年，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研究资料》作为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汇编》之一种出版，成为周作人研究新进展的坐标。该丛书力求“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周作人研究者借此发力，摆脱过去对研究对象鄙视甚至咒骂的情形，从而将其作为“客观事实”上的“不同思想倾向”的“这一个”来研究。
本阶段周作人研究烙上了鲁迅研究的鲜明印记，也浸染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理想主义与“文化热”的梦幻色彩，并开始形成了一个包括舒芜、李景彬、钱理群、倪墨炎、刘绪源、赵京华、陈子善、黄开发等人在内的研究群体。
(三)“回望周作人”阶段
2000年以后，进入了“回望周作人”的研究阶段。其标志是2004年孙郁、黄乔生所编的“回望周作人丛书”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序文突显了周作人研究的独立性，“周作人研究应该从鲁迅研究的附属和补充，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问”，但是也还仍旧强调，“深入开展周作人研究必然有助于深化鲁迅研究”。
本阶段正值中国初步实现富强目标，国家与民族自信心空前膨胀，民族主义思潮逐渐高涨之际，因此周作人研究具备了更多学术探讨的余裕，但是在涉及周作人事敌与周氏兄弟交恶两大关目时的讨论，还是不时迸发火星。这个时期出现的周作人研究专著有20部左右，研究者的身份与专业背景更为多样化。
与此同时，先后在钟叔河、止庵等出版人的推动与主持下，从岳麓书社的《周作人自编文集》(1980年代)、台北蓝灯版的《周作人全集》(四卷本，199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周作人文类编》(十卷本，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周作人自编文集》(36种，2001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十五卷，2009年)等纷纷出版，为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扩展了周作人受众的基数。
在海外与港台地区，周作人研究一直在继续。研究者阵营不算庞大，却取得切实的成果，产生了近10部研究专著。其中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和英国学者卜立德的研究尤为突出。
历来的周作人研究专著及传记都提到了周作人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等。在周作人研究的很多热点问题上，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争，“附逆”原因，更是难以回避与传统文化的渊源。可以说，前几代学者从未停止过对周作人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探讨:
第一阶段，许杰在《周作人论》中提出周作人是“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11]之说，曹聚仁将周作人的人生概括与诗化为“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第二阶段，舒芜在《周作人概观》中将其“附逆”归结为“不能克服文化传统中的消极核心”。此核心即“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调节特性所凝成的中庸主义”，“主要是儒家之学，而老庄、申韩以至外来的佛家之学也都可供采择，相辅相成，或是相反相成”[12]。稍后，钱理群在1991年出版的《周作人论》一书中，在《走向深渊——周作人后期思想研究》和《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识结构》等章节中，基本未逾越舒芜观点之樊篱。到了第三阶段，在2000年之后，则出现了一系列对本课题进行细化与深入研究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中山大学吴炳钊的《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1885—1949)——以儒道为中心》(2005年4月)、武汉大学胡辉杰的《周作人中庸思想研究》(2005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石坚的《周作人:“士大夫”的发现》(2008年4月)、山东大学王美春的《从“先驱”到“附逆”——周作人“附逆”之思想、文化心态研究》(2008年12月)等。同时，哈迎飞专著《半是儒家半释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8月)和止庵的《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也非常引人关注。
即便如此，周作人与传统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还有继续改进和推进的巨大空间。王福湘在《关于周作人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曾指出，前述舒芜的观点“不但对周作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缺乏具体分析，而且在逻辑上有重大的疏漏，即从中庸主义到叛国附敌，没有进行必然性的论证，推理中出现了空白”。他还提醒研究者，“面对周作人这个复杂多变的历史存在，在下断语时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把整体性一贯性和阶段性发展性结合起来又区分开来”[13]。换言之，以往的相关研究:一是缺乏全面细致的实证考察、事实整理和全面具体的描述，因此出现借助于推理或者缺乏事实难以推理的情况;二是忽视了周作人与传统文化关系中深层中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以及浅层中的阶段性和多变性。这两方面的欠缺，使得人们对研究者的结论无法信服。
本课题涉及范围既深且广，要求研究者至少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同时还要求研究者对周作人四周的作家、学者——前辈如谭嗣同、梁启超、林纾、严复、章太炎、黄节与刘师培等人，同辈如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郁达夫、茅盾等人，还有晚辈如傅斯年、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江绍原等人——有基本的把握。无疑，选择这样的课题将是一个巨大挑战。
但是过去囿于学科划分，周作人主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对象。本选题借助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的学科优势，将其纳入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对象，顺流而下，试图通过对一些历史事实加以考察和梳理，期待对以往相关研究中所存在“概观式”或“印象记”状况，能带来一些改变与突破。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探讨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事实上是考察实践中的个体在既定历史条件下自主发展的可能性问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这种考察，好像是在观看历史人物在舞台上戴着脚镣进行的舞蹈。舞者时或小心翼翼，时或游刃有余，时或趔趄而行，而在观者眼中，时而只见舞者(个体)，时而只见镣铐(文化传统)。
讨论传统文化对个人的影响，需要将这一问题放置在“文化—个人”的互动背景中进行考察。这一开始就面临两个问题: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影响?
文化或文明的涵义，广为人知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所作的界定，即“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能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5]。国内学界通常接受这种定义，但稍作调整。如朱维铮先生认为传统文化“应能涵盖历史上的精神与物化了的精神的主要领域”[16]，而在教科书上，它一般是指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关于“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等四个层面上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果[17]。由此可见，文化或传统文化一词包罗万象，囊括一切的历史存在和既定事实。那么，如何界定传统文化，并从中确定哪些有效成份和因素，对本文所研究的“这一个”产生影响?
为了克服常见的笼统和泛泛而谈，本文采取的办法是考察周作人所阅读的传统典籍，将其作为探讨传统文化影响周作人的关系的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辨别和确认哪些传统典籍对周作人思想与文章发生重要影响，然后进行聚焦，借此揭示出它们所代表的在周作人背后的沉没在历史海洋中的整个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展示在周作人身上共存的各种历时性传统文化所发挥的影响。毕竟，“传统本来留存在古书中，看古书就知道是什么样的”[18]，这种方法最能适合像周作人这样一辈子生活在书斋中的学者和作家。
经过上述的一个转换，本论文所指向的传统文化，是以周作人为中心，由小到大，由狭而广，包含三个层面的传统典籍:
第一个层面，是周作人所细读过并留下记录的某一个类别或某一种著作。这些书来自周作人所接触的家传藏书、家族藏书，或小时候借阅、购置的书籍，体现了周作人最初的兴味和选择倾向。
第二个层面，是经过明清两朝承续与过滤之后，到了周作人所处的时代，作为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接触到的传统典籍系统。“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为我国历史上积极推行禁书政策、努力禁锢思想的时期。而这两朝，也是我国文化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的时期。……明清两代正是我们的民族悲剧——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其后的一系列悲惨事件——的酝酿及其必然上演的时期。”[19]周作人成长时期正值清末民初，这注定了他直接面对的是偏离与扭曲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明清文化系统。
该系统内部包含着一大一小的两个子系统:一是遭受压制和禁毁之后，侥幸得以留存的文化典籍;一是为清代统治者所鼓吹和宣扬的典籍——其中也包含偏离专制统治者的思想价值观念，但是还能得到容忍的内容，如释道两家的典籍。前者以其异端色彩和立场，具有质量优势，但居数量劣势，后者反之。这种反差投射在周作人的阅读世界中，则出现了如他在《近代散文抄新序》所说的情形:“可惜明人的文集在此刻极不易得，而且说也奇怪，这些新文人的著作又多是清朝的禁书，留下来的差不多是秦火之余”[20]，“特别是晚明文人的著作，在清朝十九都是禁书，如三袁，钟谭，陈继儒，张大复，李卓吾等均是”[21]。相反，受到统治阶级鼓励和提倡的“大的高的正的”典籍，则落落大满，蔚为大观，“从前大家迷信《四库全书》，其实分量虽多，全是一堆红袍纱帽或马蹄袖蟒袍，说是遗产却毫无用处，况且有许多都经过清朝因忌讳而加以删改，也失了本来的面目了”[22]。偏离专制统治主流价值观念的典籍也颇为可观，如单是陶渊明的集子，周作人收藏了二十多种民国、光绪、同治、道光、嘉庆、乾隆、康熙历代刻本及其他抄本，却还是意犹未尽:“寒斋所有的陶集不过才二十种，其中木刻铅字石印都有，殊不足登大雅之堂”，“实在贫弱得很，不但没有善本，种类也并不多”[23]。
第三个层面，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社会上发生的新变化并融入到原先文化系统中而形成的新传统。如鲁迅所说，“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24]。在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对自身文化传统普遍产生了危机感，作出相应的调整。周作人所生活的传统士大夫家庭中，变化尤为明显。这又集中体现在对与他们命运前途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的态度上。清末翰林出身的周作人祖父周福清，在科场案的“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25]。可见科举制度的神圣光环，在这一代人的心目中，已经荡然无存了。周福清狱中写下家训《恒训》一卷，还告诫周家子弟“厌执业卑微，是大昏谬”[26]。父亲周伯宜进了一步，筹划过让儿子们出去留洋:“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27]。但是祖父两代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向他们的子孙具体展示科举之外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作为兄长的鲁迅却可以导乎先路，直接为周作人选择别样的人生作出切实可行的示范。
作为周氏兄弟的学术与思想前辈，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和国粹派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传统文化在他们手里经过一番调整，增加了新的历史经验，并以报刊杂志以及现代印刷书籍为载体得以凝固与传播。新报刊杂志，开始盛行于包括周作人故乡绍兴在内的中国城乡社会。周作人回忆当时情景，“中国革新运动的第一期是甲午至戊戌，知识阶级鉴于甲午之败，发起变法维新运动，士大夫觉悟读死书之无用，竞起而谈时务，讲西学，译书办报，盛极一时”[28]。
将本文所考察的中国传统文化具体落实为周作人所购阅的传统典籍之后，那么所指的“影响”，就可以界定为:一个人通过接触和阅读传统典籍，从传统文化中获取信息，经过内化而形成具有某种文化类型特性的过程。通过其本人对包含不同层次和性质书籍的阅读，传统文化在周作人身上发生了作用，实现了影响的功能。这大致如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所描述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通过“启蒙教育的内容”“生活知识的来源”和“思想传播的途径”，影响于当时的人们[29]。
以典籍为主要载体的传统文化，在周作人的人生道路上，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功能和作用:
在周作人成长与求学时期，作为“先入之见”的传统文化，为周作人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一个起点。传统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主要是表现在前者对后者发展现状和可能性的制约和限定。因为，“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30]。文化性格和个人趣味的初步成型，作为一种心理期待或预设，往往会成为人的第二天性。这是一种“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及先行掌握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31]，它给予了该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一种观看世界的视角和眼光，如同掠食动物等待它的特定捕猎对象的出现，处处有意无意地以“我”为标准，对外来的影响或者是因其像我而求同，或者是因其与我互补而存异，使得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延伸为个人性质和特征。这正是周作人前辈严复和林纾“以我为主”看待外来文化的方式，“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2]基于本国文化传统的视角，周作人固然时有“老新党”的气息，鲁迅也因此才有“拿来主义”的对照体系。
周作人进入成年世界之后，个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发生了转换，个人由原先的被动化为主动，如葛著《中国思想史》所述，“历史记忆、思想资源和重新诠释的过程，来部分地替代传统的‘影响’”[33]。同时，原先传统文化的影响潜隐到他思想的深处和暗处。在周作人感到失落时，传统文化是一种白日梦;在周作人奋发有为时，传统文化为其提供了改造社会的思想蓝图;在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中，传统文化提供了基本素材;而在周作人晚年附敌时，传统文化又充当了护身符。
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34]，探讨周作人对传统的接受、选择和利用的动机，往往需要回到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生活现场。周作人自述“绅士鬼”与“流氓鬼”的轮流主导，实则反映了他性格中鲜明的“趋时”与“保守”双重性，说明了时代和生活情境对他思想、文章与人生变动的催化与制约作用。终其一生，周作人的思想和趣味均体现出典型的“老新党”文化性格:以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为根本，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他总结自己一生的思想，“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35]。晚年周作人在信中曾提到，“承示九月中将往欧洲一行，唯鄙人对于那边的事物不甚关心，……不如日本尚有书籍可得也”[36]。然而，即便是与他渊源最深的日本文化，周作人晚年也不承认自己在思想上受其影响，认为那“大约只是皮相之词”，“我所受日本的影响，说起来最显著的可以算是兼好法师，不过说到底他乃是贯通儒释道的人物”[37]。周作人一生严格地遵守着他那隐约的极低的底线，因此一向示人以温文尔雅的平和。一旦他人触犯到底线，则予以果断、猛烈之反击。是恩是怨，念念不忘，睚眦必报;每当迫不得已，自违其心的底线，则唯有处之以伪饰与耽溺了。像南京求学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行动的激烈，“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之气”，则多数缘自时代的感召和刺激。
周作人本人也注意到自己在评判传统时所受到的当下情势的制约，如他在1922年曾回顾说:“光绪末年的主张是革命的复古思想的影响，民国六年的主张是洪宪及复辟事件的反动，现在的意见或者才是自己的真正的判断了。”[38]
通过上述对“传统文化”与“影响”的内涵与内在机制加以界定之后，才有可能对传统文化影响周作人的具体发生过程，进行探讨与描述。
三 选题缘起、学术意义与研究思路
我过去主要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开始考研，对学术界知之甚少。在1996年认识章培恒先生，开始游学先生门下，领略了他思想与文章的风致。在1999年9月，几经波折之后，我有幸考入新浙大的人文学院，师从廖可斌教授，开始了我的新的人生道路。2002年2月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元明清文学方向硕士毕业后，我再度中断了求学之路。在2005年11月拜访章培恒先生，我说明了辞职考博的愿望时，谈论间章先生向我提起谈蓓芳老师论文《龚自珍与20世纪的文学革命》[39]中，俞平伯小说《花匠》与龚自珍《病梅馆记》之间的联系。后来我研读此文时，注意到《花匠》的创作，与周作人提倡之儿童文学和鲁迅“救救孩子”的主题具有某种内在关联，触发了我研究周氏兄弟的念头，进而开始研读周作人的作品。2007年9月我正式入学攻读博士学位后，考虑到本学科与鲁迅研究的渊源以及自己的兴趣，向导师表达了研究周作人的愿望。最终导师帮我确定了论文题目《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周作人的道路》。
入学面试时，章先生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很不好，明言他需要跟谈蓓芳教授合作指导，“如果你觉得这样不行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在章、谈两位导师的共同指导下，我将《周作人日记》的研读作为整个工作的基础与出发点，然后将范围扩展至周作人所发表的所有作品和书信，考察周作人都接触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具体东西，它们对周作人的道路产生过什么影响，同时注意其变化。如周作人各个时期所选择的传统文化有何不同?在大致了解的基础上，梳理周作人思想发展道路的脉络，将其划分为若干阶段来详细考察和描述。力求对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仅限于作整体的线性考察，而且还能关注到周作人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时代氛围。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大致明确了以下研究的工作路线:
一是从考察周作人早期所购阅的传统典籍入手。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作家个人藏书的研究。与周作人研究关系密切的鲁迅藏书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出版了《鲁迅藏书研究》《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40]和《鲁迅古籍藏书漫谈》等书，试图“寻找出鲁迅的人生观所受到的影响”，“从而使读者通过另一个侧面来探求传统典籍对鲁迅思想形成的影响”[41]。周作人藏书问题虽一直受研究者关注，相应的研究却不多。舒芜曾设想，在周作人作品索引的基础上，“编一部周作人平生引用过评论过(以及提到过涉及过)的书目提要，必定是一部分量不小的书，有益于读者的书”[42]。周作人本人也曾有过整理自己藏书的计划，其《桑下丛谈·小引》中有言:“偶见越人著作，随时买得一二，亦未能恣意收罗，但以山阴会稽两邑为限，得清朝人所著书才三百五十部，欲编书目提要，尚未成功。”[43]近年有人对周作人自编文集做过初步统计，总计涉及书籍总量为2260种，其中古书1351种，外国书籍909种[44]。2009年，《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同时发行了全集“索引”。但是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初步的资料统计与整理，而且也不全面，如周作人日记所载的阅读书目就无法涉及。
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材料整理与素材选择，也为了解决思路纠结和表述上的困难，笔者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经过烦琐的搜集与整理，最后编订了《周作人早期所读传统典籍书目简编》(1890—1906)，作为本文的附录。《书目简编》可以直观地展示周作人与传统文化互动通道的剖面——传统文化的辐射力和周作人个人趣味的选择和接受。它是本文思考的起点，又是论述的支撑框架。
二是实现周作人研究重心的前移。一般来说，个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通常发生在其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形成阶段，因此本文从惯常重视周作人参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时期，转为侧重于周作人成长与求学的早年时期。周作人童年和少年时期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其家传藏书、家族藏书和少时所购阅书目，以及少年时代生活的绍兴、杭州与南京等地的地域文化都值得重视。
三是在考察传统文学对周作人影响的过程中，确定阶段划分并找到合适的线索。本文主要考察1885—1945年这一时期的周作人，即从他出生到抗战结束这样一个时间段中，以其“儒释道思想”、“个人主义”和“民族情感”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将其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章，考察周作人求学时期(1885—1911)，“儒家为体，杂览为用”思想机制的形成及其对他接受外来思想的制约。第二章，考察归国乡居时期(1911— 1917)的周作人，重新建立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一度沉湎于“故书”和“旧梦”之中，随后因其所属士大夫家族在乡村社会的没落，被迫再度出走，到现代都市寻找出路。第三章，考察参与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1926)的周作人，他以激烈的言论表达他那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并投射在他的文艺活动中。他此前用来寄托思古幽情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在“文明—野蛮”理念的观照之下，传统文化从古风成为蛮风，一度被他全盘否定。随后五四运动中群众力量兴起，“惧乱”的思想笼罩下，周作人由激进转为保守。他通过区别道家思想与道教、儒家思想与儒教，将古昔儒家思想与古希腊文明相比附的途径，实现了与传统的和解，进行了向传统的过渡与回归。传统观念被重新阐释，成为周作人改造社会的“空想”。第四章，考察寻找新文学源流(1926—1933)的周作人，传统文化成为他的创作资源。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变迁的制约下，周作人数次重排传统散文作家谱系，经历了从推崇晚明小品到重视清代学者之文的变化。第五章，考察躲进传统影子里(1933—1945)的周作人，在这一时期中，传统文化成为他的护身符。痛感于明朝亡国历史重演发端，周作人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产生共鸣。借助于颜李学派与刘献庭等人对晚明重气节而轻事功倾向的抨击，周作人发扬“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颠覆民族气节与个人尊严的价值观，构建“疾虚妄，重情理”的“王充—李贽—俞正燮”三贤谱系，消解传统文化中“国家兴亡”之于个人的文化心理压力，为他放弃“匹夫之责”，专事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选择寻找理论依据。因此之故，周作人再度由儒入道，形儒实道，儒隐一家，与道家思想接近，产生旷世相感。在前述思想的自我说服之下，周作人最终迈出与敌合作的一步。随后为了缓解和抵御附逆事敌带来的内外压力，周作人此时方才真正倡导颜李学派的事功主义，试图为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作出辩解。
在实际生活中，传统文化对周作人发挥的作用错综复杂，并非如上述的分期那样截然分明。为了表述方便，在论文整个框架上，章与章之间以时间为顺序，每一章的内部，又只好打破该阶段的时间划分，大致围绕一个核心事件或者一个主题展开，讲述其来龙去脉。
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是在各个具体的环境下发生，制约着周作人的思想、文章与人生道路的演变轨迹。这个过程并非是不可逆的线性进化过程，而是反复变动与游移不定，其关注焦点和重心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这就使得周作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关注显示出一种“移步换景”的效果。
在另一方面，周作人个性特征的相对稳定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确定性，使得我们仍然可以在这种嘈杂模糊的动态中，找到一以贯之的线索。这一线索像是一条多股的绳索，交织着三大变化要素:一是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轨迹。这种个人主义根植于本国文化传统中“保身”“遂性”思想，具有先天性的不足。它来自传统又受其持续性的压制，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启迪和援助又受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侵略，在艰难曲折中成长又不断遭受挫折，最后在传统文化中隐没，成为一种潜流。二是儒释道成份的此消彼长，周作人从建立在早年的生死观之上的道家立场，一度回归儒家，最后再嬗变为形儒实道、儒隐一家的思想状态。三是周作人民族思想情感的迁移。
通过这样的研究思路和设想，本文努力寻找与梳理历史事实，描述传统文化影响周作人的内在理路，并以此为参照，印证与反驳过去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纠正过往以偏概全和时代误植的问题。同时，通过周作人这样的个案研究，还试图揭示出传统文化与个人的互动中，前者对后者的制约与塑造，后者对前者的反抗与重建，为当代中国重估传统文化提供借鉴。自然，还可以帮助我们深化与丰富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
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学科的建设而言，周氏兄弟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是无法回避又极具挑战的课题。本文意在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研究思路出发，得到对传统与现代，个人与民族等复杂关系的一种思考和解读。即使我的努力不算成功，至少可以向本专业同行，展示从本文研究路径出发所能得到的一种可能与结果。
[1]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版，第1—2页。
[2]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见同上书，第212页。
[3]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版，第1—11页。
[4]同上书，第70—72页。
[5]同上书，第57页。
[6]同上书，第80页。
[7]孙郁、黄乔生编《回望周作人·周氏兄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8页。
[8]孙郁、黄乔生编《回望周作人·国难声中》，同上书，第21—27页。
[9]《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10]《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辑。
[11]台北蓝灯版《周作人全集》将其略作删节后，移作总序。
[12]舒芜:《周作人概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4页。
[1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
[15]［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6]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17]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18]［英］卜立德:《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学思想》，陈广宏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9]章培恒:《中国禁书简史·绪言》，见陈正宏、谈蓓芳《中国禁书简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0]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天马书店1934年版，第169页。
[21]周作人:《梅花草堂笔谈等》，见《风雨谈》，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181页。
[22]周作人:《读旧书》，《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页。
[23]周作人:《陶集小记》，见《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24]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25]周作人:《祖父的事情》，见《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26]周福清:《恒训》，见《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
[27]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28]周作人:《报纸的盛衰》，见《知堂乙酉文编》，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2年版，第23—24页。
[2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30]［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31]［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7页。
[32]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见《艺术与生活》，上海西风社1941年版，第293—294页。
[3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34]［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仁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35]周作人:《我的杂学》，见《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36]1965年6月9日致鲍耀明信，见《周作人晚年书信》，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74页。
[37]1964年8月28日致鲍耀明信，同上书，第420页。
[38]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见《艺术与生活》，上海西风社1941年版，第103页。
[39]《复旦学报》2005年第4期。
[40]陈漱渝:《鲁迅藏书纵横谈》，《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41]韦力:《鲁迅古籍藏书漫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2]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327页。
[43]周作人:《书房一角》，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41页。
[44]宋亚:《周作人所读古书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