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海涛

——代序

江红

我是海涛老伴，与海涛风雨同舟、甘苦与共60余年。在协助他整理这本书的过程中，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海涛小时候家境贫寒，只读过6年私塾，13岁即当学徒工，17岁离开故乡，走上革命道路，参加新四军五师，曾在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学习数月，随后开始新闻工作。1953年任新华社江西分社社长，1955年进入北京外交学院学习英语，1958年起，先后任新华社卡拉奇分社首席记者，雅加达分社、联合国分社社长，198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美国史研究。

海涛在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期间，1965年10月，印度尼西亚军人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对华友好的苏加诺政权，掀起空前的反共反华浪潮。当时我们夫妇在国内休假。海涛正陪同亚非记协代表团（总部设在雅加达）访华。10月1日，我们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典礼时得知印尼发生政变的消息，海涛毅然决定立即返回雅加达。10月8日，海涛接到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传达的党中央的有关指示，“要与苏哈托政权的白色恐怖做坚决斗争，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号召印尼共起来反抗”，次日启程返雅加达。途中飞抵柬埔寨首都金边时，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天雅加达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等着我的是一个战场，一个比过去艰苦得多的战场……我这次回印尼，是下了斗争的决心的。……我希望做一个白求恩，必要时死在印尼的土地上。如能那样，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含着泪水读完这封信，我心如刀绞，我知道，他是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奔赴战场的。在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百万印尼共产党员及其亲属、同情革命的工农群众和无辜华侨惨遭杀害，在印尼大地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海涛带领分社全体同志，与印尼军人政变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实际行动声援印尼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印尼暴徒叫嚣要“粉碎新华社”、“全部杀死你们”、“粉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分社多次发动袭击，最后干脆派出一个连的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将分社社址焚烧，捣毁和抢走各种用具，并用乱石、棍棒攻击分社人员，海涛受伤。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暴行事件。分社随后被印尼政府外交部下令封闭，海涛率分社全体成员撤回国内，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说：“中央是准备你们牺牲在雅加达的。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身，是光荣的。现在你们回来了，中央非常高兴。”当得知海涛当年只有39岁时，总理说：“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随后，海涛被借调到外交部，协助龚澎同志（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工作。1966年5月下旬，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海涛被选为新华社“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遂又回到新华社。

1971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优势的票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当年年底，海涛只身前往纽约，筹建新华社联合国分社。行前从纽约传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我代表团下榻的纽约市罗斯福旅馆，团里一位工作人员突然死在自己的房间里。事后发现，他的水杯里有剧毒。显然是敌对势力所为！海涛抵达纽约，住进罗斯福旅馆时，事件还未平息，代表团处境危险。中央为防止再次发生此类惨案，紧急拨巨款给代表团在纽约市买了一栋楼，分社和代表团共同住进这栋楼里，我的心这才平静下来。

1983年6月，海涛离开工作了30余年之久的新华社，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美国当代史，那年他已经56岁了，做学术研究工作算是“半路出家”。当时我曾担心，一个即将离休、又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能胜任这份工作吗？大量事实证明，海涛的工作得到了充分肯定，他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研究员。1988年，他被派往美国进行学术考察一年有余；1991年10月1日他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1年到1997年，他成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委员会国际问题学科组成员；2011年他被评为荣誉学部委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学术殿堂里，他如鱼得水，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已经出版的10部专著中有8部是调入社科院后写就的，其中两部作品获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全国优秀青年读物评选委员会颁发的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有两部作品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优秀成果奖和科研成果奖。

海涛没有正规学历，加上读私塾，在校学习时间总共不超过9年，他是靠勤奋自学，边干边学弥补了这个缺憾。他特别爱书，1949年随军南下时，他随身携带的就是一箱子书；1996年我们迁入新居时，邻里朋友说我们搬来了一个图书馆；他很重视学习外语，他在雅加达分社的工作及随后与苏哈托反动政权的斗争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与他刻苦学习并基本掌握印尼语有直接关系；他非常重视学习理论，研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在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工作期间，他在这些理论著作的帮助下，读懂了美国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

海涛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在任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将近6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踏遍美国50个州的38个州，走访了许多工厂、农场；与巨型垄断金融公司，包括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银行公司、摩根银行公司、花旗银行公司、制造商汉诺威银行公司以及与美国最大的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每日新闻报》均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他常常应邀参加上述银行巨头的股东年会，并多次旁听联邦国会会议和州议会会议……海涛离任回国前，《纽约时报》编辑部主任西摩·托平先生在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会上说：“张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美国做了最广泛考察的第一人。”

海涛受过很多不公正待遇，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挨批斗；1977年从联合国回来后被停止党组织生活一年半，再次挨批判，受审查，下放劳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给陶铸同志平反的决议后，海涛被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从干校回到北京，但对他的审查并未结束，进行批判后“挂起来”，“靠边站”，就这样拖了5年半，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底；又比如1953年他被评为行政13级，相当于正局级，但是30年后，198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原单位竟把他的级别降为副局级，如此等等。然而对于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60年代在印尼第三次白色恐怖中在外交第一线战斗过，即多次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来说，这点委屈实在不算什么。在我眼里，海涛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战士，一直在用笔顽强地进行战斗，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倒下的战友，为印尼白色恐怖中牺牲的无数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同胞，当然，更为了信仰。1977年从美国回来后，他白天接受审查和批判，参加劳动，晚上挑灯夜战，发奋写书。由于睡眠不足，身心疲惫，他白天劳动时多次晕倒。他写的第一本关于美国的书《美国走马观花记》就是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完成的；这本书1980年出版，当年就被共青团中央列为向全国青年推荐的图书。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后，他可以全力以赴地写作了，可他还是感觉时间不够，为了赶写某部著作，常常闭门谢客。我看见他写作时流下眼泪，看见他在烟雾缭绕中久久沉思，彻夜不眠。他把深厚的情感和冷静的思考都融进字里行间了。他从来不尊重生物钟，睡眠往往靠吃一把安眠药（他每天服用安眠药种类之多，量之大，让医院的大夫都惊讶不已）。1999年国庆节前夕，海涛在电脑前赶写《何处是“美利坚帝国”的边界》一书，突然他跌跌撞撞、扶着一排书柜摸索着走到我面前，说：“我的右眼看不见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劝他立刻去医院。他拒绝了：“再有几天书稿就写完了，等国庆长假结束后再去医院吧。”他的犟脾气我是知道的，我无力改变他的决定。国庆长假最后一天书稿完成，次日我陪他去医院看眼睛。眼科大夫接诊后生气地说：“你是要眼睛还是要事业？！”他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右眼眼底出血导致视网膜脱落了。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在卫生部的关照下，他先后在同仁和人民两家医院七上手术台，各位专家大夫虽然竭尽全力都无力回天，他的右眼永远失去了光明。但他拼搏精神依旧。这里收入的文章，将近1/3是他右眼失明后撰写的，其中包括关于美国“赌博资本主义”七篇论文中的六篇。当海涛终于感觉到可以松口气了，可以歇一歇了的时候，我们已经步入老年了。2004年，他77岁那年，我们一起去了向往已久的俄罗斯，寻访十月革命的遗迹；这一年秋天，我陪他回到阔别60年的故乡，在双亲简陋的墓碑前，他悲痛不已，个中酸辛，只有我能体味。

这本文集收入的是海涛1987年至2004年期间撰写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已经公开发表了。文章基本上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海涛亲身经历过三个刻骨铭心的事件：一是我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背信弃义，“围剿”新四军，屠杀共产党人；二是1963—1966年期间，印尼反动军人集团大规模屠杀印尼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三是1989年美国政府对我国放肆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此时他作为访问学者，正在美国。这些铁的事实让他深切感受到当今世界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因此，他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坚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本书收入的文章用大量事实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第一大党——拥有300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何以在少数反动军人发动政变后消极地坐以待毙，并通过美国解密的文件，证实美国政府在印尼第三次白色恐怖过程中扮演了阴险、丑恶的角色；剖析了美国式民主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这一事实；揭示了美国的总统竞选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美元从被世界奉为至尊演变为被世人视如敝屣的一段历史，以及美国的金融寡头如何利用雄厚的资金操控巨型工商企业，使美国沦为地道的金融寡头统治之下的垄断资本主义；揭露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处处暴露出帝国主义本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对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打着“反恐怖”、“大中东民主化”等旗号，企图把这些国家变相殖民地化。他的文章的依据或是实地考察，亲眼所见，或是第一手资料，首先是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官方公布的权威文件，因此，他的文章大都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20世纪末21世纪初，海涛连续撰写的七篇论美国“赌博资本主义”的文章，对美国迅猛发展的虚拟经济可能诱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预测和论断，已经被2008年在美国爆发并波及全球、延续至今的经济危机所证实。

2012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