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鹰安在？
一个大党为何不战而败？
（一）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受了一次惨痛的失败。这个党为什么失败？主要的教训是什么？
在印尼共产党党内、党外，在印尼国内、国外，人们都在思考着，探索着。
一切关心印尼共产党、关心印度尼西亚民族命运的人们，一切关心世界革命、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都在思索着。
人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为什么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样一个党员人数为世界第三、资本主义世界第一的大党，会不战而败？
为什么她在白色恐怖面前会坐以待毙，束手就擒？
为什么拥有300多万党员、300多万人民青年团团员、350万工会会员、850万农民阵线会员、几百万妇女运动协会会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会在一次白色恐怖面前被一阵风吹掉？
苏哈托少将当时手中的兵力有限。许多军区司令，他都信不过。空军、海军更不在他手里。为什么他能迅速而且是轻易地取胜？
苏哈托少将率兵占领雅加达四天以后，美联社记者在从新加坡发出的一条消息中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的话说：“如果苏哈托少将和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将军（两人都是主要右派人物）现在不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失去一个今后很可能不会再有的机会。事实上，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他们可能就等于是在签署自己的处死令。”这些西方外交人士促使、煽动印尼陆军将领反共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不过，他们显然是在危言耸听。
但是，他们后面这句话如果用在印尼共产党一些领导人身上，不是很符合实际吗？为什么他们在这种紧急关头不采取行动，宁愿在自己的处死令上签字呢？
仅仅在10个月以前，艾地在谈到对抗马来西亚的时候，曾经公开提出武装工农，并且宣称，不管同意不同意，一旦面临英、美进攻，工人和农民将把自己武装起来。语音尚存，言犹在耳。现在，少数陆军将领占领了雅加达，正挥动大刀向党和人民的头上砍来，在革命形势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为什么没有带领群众起来反抗呢？
不久以前，印尼党中央对党诞生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党在1926年和1948年两次白色恐怖中遭到失败的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党的领导人，党中央有关部门，还为此写出了专门的著作。那些用革命烈士鲜血写出的教训，在这一次白色恐怖中又为什么没有接受呢？
1955年2月24日，迪·努·艾地在雅加达地方法院的审判庭上，曾就1948年的茉莉芬事件发表过长篇辩护词。
当时，艾地站在审判庭上，面对着法院院长和其他法官，对在那次白色恐怖中率领党和群众英勇反抗、战死沙场的原印尼共产党总书记慕梭，作了热情的歌颂。
艾地说：
“尊敬的院长先生！
“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中央政府号召所有政府工具来消灭我们共产党人之后，在内政部长苏基曼宣布对共产党人进行‘圣战’之后，当时慕梭同志并没有命令我们成群结队地到哈达—苏基曼—纳席尔政府那里，引颈让他们宰割，或者让他们枪毙。不，慕梭同志在他的演讲中答复了中央政府，命令我们共产党人进行英勇的抵抗。我们不投降也不求饶，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过错。梭罗的绑架和谋杀事件生动地告诉了我们，有人要痛饮我们的鲜血。正如被绑架和被谋杀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军官的鲜血被人痛饮一样。我们不愿意受到这样的对待。可以痛饮我们的鲜血，但事先必须经过同我们战斗。”
艾地说：“在反对哈达—苏基曼—纳席尔政府当时所进行的追击和剿灭活动的斗争中，慕梭同志将成为我们永远的骄傲。我，作为马来族的人和作为忠实的印度尼西亚男儿，向这位伟大的爪哇族男儿和英勇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英雄鞠躬致敬。慕梭是每个共产党人和每个爱国者的榜样，他做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人民的儿女应该怎样为维护人民的理想和真理而牺牲的榜样。凡是具有像慕梭同志一样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勇气的人们是多么幸福呀，他们是有权站在最高山巅的山鹰。”
艾地在法庭上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真是光明磊落，大义凛然，激昂慷慨，气壮山河，表现了共产党人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令人肃然起敬。
可是，10年以后，当少数陆军将领宣布对共产党人进行“圣战”，白色恐怖重新笼罩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没有像慕梭那样，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奋起反抗。这时，人们重读艾地这篇辩护词，不禁问道：山鹰，那“有权站在最高山巅的山鹰”，如今安在？
（二）
1966年八九月份，白色恐怖继续笼罩着整个印度尼西亚，血雨腥风阵阵袭来。
这时候，从苦难深重的中爪哇，发出了党的声音。
在这个极端艰难困苦的时候，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些尚未被捕的成员，在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精心掩护下，在中爪哇会合了。他们在那里开会，讨论印度尼西亚当前的政治局势，总结党在这次失败中的教训，规划党和人民会后斗争的路线方针和奋斗方向。
作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公布了两个文件。
一个文件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声明》。副题为“通过革命道路来实现1945年8月革命本应完成的任务”。它是在印度尼西亚独立21周年纪念日——1966年8月17日通过的。
另一个文件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自我批评，题为“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革命”。它是在1966年9月通过的。
新西兰共产党的党刊《新西兰共产主义评论》1967年初全文刊登了第一个文件。
一些印尼共产党人在地拉那出版的《印度尼西亚论坛》，在1966年11月出版的第1期和1967年1月出版的第3期上，分别刊登了这两个文件。
由于党的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成员是在空前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会的，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有许多限制，对于这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只能作一个初步的总结。
文件把这次反革命大屠杀正式称为党的历史上遭受的“第三次白色恐怖”。
由于党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党的力量已经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敌我力量悬殊，革命处于低潮，党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还有待于深化，党的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所作的关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从和平斗争转入武装斗争的部署，未能顺利实现，会议点燃的人民武装斗争的火炬暂时被扑灭了下去，革命失败的局面未能及时扭转。
但是，党的这次会议及其所通过的文件，在党的历史上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于1948年遭到了第二次白色恐怖的严重打击后，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重新开始战斗。1951年重新建党以后，党在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就。党中央的许多文件，迪·努·艾地的不少著作，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著作，党的报纸和理论刊物发表的许多文章，包含着不少正确的内容。它们对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符合实际的论述，反映了党对印尼社会和印尼革命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党在革命实践方面，无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镇压国内反革命叛乱、保卫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斗争中，在统一战线方面，在党的建设方面，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绩。它是全党努力奋斗的结果。
但是，党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也存在着不少失误。这些失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
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白色恐怖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印尼共中央为何没有领导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抗？当屠刀已经架到脖子上的时候，党的领导为何没有及时领导党和群众起来自卫？
在追根溯源、寻找答案时，就不能不涉及党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些倾向性的问题。
悲剧的起因
（一）
1964年，笔者在雅加达曾到印尼共产党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家里做客。当时在雅加达，在整个印度尼西亚，正是海风漫卷红旗，镰刀、锤子标志布满城乡的时候。
在那种气氛下，印尼共产党的这位领导人曾对我们讲过这么一段话：“我们党是在和平环境里工作。但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身体有一半是在监狱里，只有一半是在监狱外。当然，我们党现在是一个拥有300多万党员的大党。即使反动派要动手，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监狱。”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对于反革命势力的凶残程度估计得很不够。但是，也应当说，党的领导认为，反动势力对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危险性是存在的。
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演说中，常常讲要准备应付万一。1964年2月上旬，约多在棉兰举行的印尼共产党北苏门答腊大地区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他说，党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作好准备，不仅是为了迎接明朗的天空，而且也是为了对付急风暴雨”。
1964年5月23日，艾地在泗水市举行的庆祝建党44周年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我们应当进一步提高警惕。我们不能松懈，我们不能骄傲。由于形势的发展，遭到失败的反革命集团将会更加设法利用我们的弱点和松懈，借口打击共产党，对整个的革命力量疯狂地发动突然袭击。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应付万一，我们必须随时警惕。”
1964年10月11日，艾地在雅加达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楼内的会客室里，会见了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代表团。艾地在会见时发表谈话说：“在世界上的共产党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最有权威来谈论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问题的一个党。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它有贯彻执行自己的政策的实际可能性。”艾地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很愿意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绝不会袖手旁观。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其他革命者一道，继续努力巩固进步力量和民族阵线，孤立和粉碎反动势力。”
直到1965年10月1日夜，苏哈托少将带兵进了城，印尼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翁东中校发动的9月30日运动发表的社论，也还是讲过：“我们呼吁全体人民提高警惕，准备面临一切可能性。”
但是，1965年秋，印尼国内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苏加诺总统和政府其他几名军政领导人一再公开发出了警报。这时，艾地却去了苏联，约多也到非洲访问，接着也到了苏联。党的领导人对国内的紧急局势似乎毫不在意。
后来的事实证明，党并没有切实准备“对付急风暴雨”，并没有认真准备对付反动势力“疯狂地发动突然袭击”，并没有“认真准备面临一切可能性”。
原因何在呢？
（二）
在1965年10月印尼政局发生逆转以前，党是在和平环境中从事合法斗争。但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仍往往通过一定的方式讲到武装斗争问题。
1959年举行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一条总路线。这就是：“继续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继续进行党的建设，以彻底完成1945年8月革命的要求。”
从1959年到1964年，党的领导人在正式讲到党的路线时，一直都是这样讲、这样论述的。
根据这条总路线，党中央提出了高举党的三面旗帜的口号。这三面旗帜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党的建设的旗帜；1945年8月革命的旗帜。
在具体解释这第三面旗帜——“1945年8月革命的旗帜”时，党的领导人常常说其中包含有武装斗争的意思。
艾地1963年9月访华时，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党校作的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就曾这么讲过。
艾地在这个报告中说：“高举1945年8月革命的旗帜，意味着尽可能多地争取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在这些旗帜的周围并为彻底实现民族民主的8月革命要求而奋斗。1945年8月革命的旗帜也就是一面这样的旗帜，在它上面写着‘通过武装斗争取得和维护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在具体阐述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领导人曾多次强调：“党不可以抄袭外国武装斗争的理论，而必须采取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方针，即：农村的游击战争（参加者主要是雇农和贫农）；城市中的工人（主要是运输工人）的革命斗争；在敌人的武装力量中间的有效工作。”
党的领导人这里讲的“不可以抄袭外国武装斗争的理论”，主要指的是不要抄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
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基本情况，同旧中国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印度尼西亚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它是一个群岛国家，伊斯兰教拥有很大的势力，当时印尼国内没有形成军阀混战，等等。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提出不要抄袭中国武装斗争的理论，在他们开始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指的是要探索一种符合印度尼西亚具体情况的革命战争的具体形式。从原则上讲，这是不错的。
但是，苏哈托少将占领雅加达以后的事实说明：印尼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切实准备用武装的革命来对付武装的反革命。
（三）
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66年9月通过的自我批评指出，这里存在着一面“相当长时期以来遮盖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严重弱点的帷幕”。
只是到了少数陆军将领占领雅加达、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和人民遭到巨大灾难以后，这一面帷幕才揭开了。
这面帷幕，到底遮盖着什么东西呢？
问题出在党的领导思想上。
1964年，印尼共产党出现了一种似乎是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党大张旗鼓、旗帜鲜明地领导了农民反封建的单方面行动；另一方面，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们自己对革命的和平发展抱有的种种想法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个病症，当然不是在1964年才染上的。
1956年2月，迪·努·艾地应邀率领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艾地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万岁！”的祝词。
1956年6月27日，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举行报告会，由艾地作访问苏联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一部分，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题，在1960年由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艾地选集》出版委员会正式编入了《艾地选集》。
艾地在报告的这一部分，讲了以下几段话：
“有许多人已经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在印度尼西亚是否可能通过议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关于通过议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原理，这是否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重新考虑它对于议会斗争的主张呢？每个共产党人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必须认识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对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的分析，意味着给还没有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指出新的前景。这个总结报告指出了通过议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这就给上述政党提供了同其他民主党派实行更好合作的新的机会。
“1954年3月召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中提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参加并将继续最积极地参加议会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充分了解到它的政治责任，它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议会工作’。这就表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没有把议会看成仅仅是宣传的讲坛。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中还指出，‘要达到建立人民民主政府的目的，仅仅依靠议会斗争是不够的’。这是正确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工作不仅仅是议会工作，而主要的是在群众中间的工作，即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群众和民主群众中间的工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既没有在党内，也没有在党外宣传，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经过流血和内战。
“因此，如果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话，那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形式、理想的形式，就是和平的形式、议会的形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选择和平的道路，因为共产党人并不是喜欢杀人的。”
艾地说：“共产党人必须警惕，必须在各方面时刻戒备着，使得反动派无法摧残议会，无法对人民和共产党采取横蛮无理的行动。”
艾地说：“我再说一遍，如果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那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耐心地争取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所支持的、并为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所支持的议会的稳定多数，以便使议会能够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革提供保证。”“同时，我还要着重提出，不论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具有决定意义的和绝对必要的因素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不可能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如果政治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或者掌握在买办或地主手中，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就是艾地当时就这个问题讲的全部论点。
1956年7月底，印尼共产党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艾地在全会上以“团结起来，为实现1945年8月革命的要求而奋斗”为题，作了总结报告。艾地重申了一个月以前在那个报告会上讲的那些论点。
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艾地的总结报告，表示赞同这些论点。
这些观点，逐步成为党的政治路线。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还有一个背景。
这就是，1955年下半年，印度尼西亚国内举行了一次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印尼共产党获得了600多万张选票。这是一个重要成绩，但是它也有副作用。
由于取得了这次选举的胜利，印尼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对选票的作用开始发生误解。
1959年9月，印尼共产党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上了关于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的内容。
党章的这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由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即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力量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大地增长，社会主义思想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显示出来而正日益成为全体劳动人类心灵的主宰；但在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已经大大削弱，同时由于印度尼西亚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最基本的力量实际上在于帝国主义的援助，因此，在印度尼西亚就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和平的道路、议会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的人民民主制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竭尽全力争取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事实而斗争。如果是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它将选择和平的道路、议会的道路。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统治阶级——在印度尼西亚是帝国主义者、地主和买办——是从来不会自愿地交出政权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激烈的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说是取决于工人阶级，不如说是取决于剥削阶级，取决于剥削阶级自己是否使用暴力。
“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应保持最高的警惕性。在印度尼西亚，不管向人民民主制度过渡的形式是什么，决定和绝对的因素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唤起、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和农民中的领导，以便改变帝国主义者、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一方和人民力量的另一方之间的力量对比。”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第一副总书记鲁克曼代表中央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鲁克曼在报告中，对党章增写和平过渡、议会道路这一部分作了说明。
鲁克曼说，党章写上这一部分，是因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结论，即在目前的情况下，某些国家具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的可能性”。
鲁克曼说：“从为了对付反动派继续不断地试图用暴力道路的令人感到恐怖的魔鬼来恫吓人民群众的诽谤性的宣传而进行的日常实际工作的角度来看，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便可以感到党提出关于通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重要性。”“从理论上来说，提出通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意味着提出这样的真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就没有指出过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际环境里所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必须走绝对一样的道路。”
鲁克曼说：“对我们印度尼西亚来说，如果我们谈论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那就是指和平地实现人民民主政权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人民民主制度，能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实现，那么这就意味着有可能使人民民主制度通过和平的道路继续向社会主义发展。”
他说：“如果是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它将选择和平的道路，议会的道路。这意味着，只要人民有民主自由和有议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将在群众运动的支持下为在议会中取得稳定的多数而斗争，以便保证国会真正成为最大多数人民要求在经济、社会和国家机构方面进行根本改革的意愿的工具。鉴于人民在反对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的顽固力量中政治和组织觉悟越来越快的提高，鉴于目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达到上述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鲁克曼说：“但是，问题在于反动阶级是否会听任劳动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通过和平的道路建立人民政权？难道他们不会用暴力来镇压人民力量的成长吗？比如用暴力废除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用暴力削弱或完全取消国会。”
问题提得多么好啊！
对于这个问题，鲁克曼在报告中除讲了一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应保持最高的警惕性”以外，实际上未作答复。
至于党章中谈到的改变力量对比，在后面还会涉及。
印尼共中央政治局1966年9月的自我批评指出：这条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的路线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再次被强调，而且从来没有纠正过……”
（四）
在印尼共中央提出和平过渡、议会道路以后，国内的资产阶级，包括同印尼共产党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苏加诺总统，手里就有了一个武器，用来向印尼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施加压力。
1956年6月27日，艾地在雅加达作那个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时，不是说过，有许多人已经向印尼共产党提出问题，问印尼共产党是否将重新考虑它对于议会斗争的主张吗？
党当时答复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没有把议会看成仅仅是宣传的讲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既没有在党内，也没有在党外宣传，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经过流血和内战。”党将耐心地争取“议会的稳定多数，以便使议会能够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革提供保证”。
1961年4月11日，苏加诺总统和总统指定的监督政党活动的三部部长委员会成员，同印尼共产党及印尼其他一些政党的代表进行了一次重要会谈。
这个三部长委员会的成员，第一名是大名鼎鼎的国防和安全统筹部部长纳苏蒂安将军，第二名是情报部部长阿卡杜加尼，第三名是内政部部长甘达马纳。
会谈中，苏加诺总统直言不讳地向印尼共产党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政治要求，作为准许印尼共产党合法存在的条件。
第二天，艾地代表印尼共产党中央给总统和三部长委员会的成员写了一封信，对总统的要求作了答复。
艾地的这封信具有重大的政治含义。它的原文是这样的：
致
一、苏加诺总统阁下，
二、三部长委员会（阿卜杜勒·哈里斯·纳苏蒂安阁下，鲁斯兰·阿卡杜加尼阁下和伊皮克·甘达马纳阁下），
尊敬的阁下：
总统阁下在同各政党代表会谈时，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如下的要求：
“一、把1959年第7号总统决定书第4项规定明确地列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章程内。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争取实现它的目标时应采取和平和民主的方式。’
“二、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章的序言中应载明：
“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
“乙，目标：
“在现阶段，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在印度尼西亚实现人民民主制度而斗争，而它的更高的目标是在印度尼西亚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为使这一章程能同1959年第7号总统决定书的第9项规定相适应，在章程内要载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基础和目标‘同国家的基础和目标彼此没有矛盾，它的纲领并不打算更改国家的基础和目标’。”
我们认为，如上所述，总统阁下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的要求，仍属于实施1959年第7号总统决定书的范畴。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履行这项任务，没有异议。换句话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把以下的字句载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章程内：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它在现阶段的目标是在印度尼西亚实现人民民主制度，下一步的目标是在印度尼西亚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人民民主制度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互助合作的政权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是同印度尼西亚的条件相符合的、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公平和繁荣的社会，它是比社会主义社会更高阶段的社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基础和目标同国家的基础和目标彼此没有矛盾，它的纲领并不打算更改国家的基础和目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争取实现它的目标时采取和平和民主的方式。”
我们认为，做出上述决定后，我们已经履行了总统阁下在1961年4月11日的会谈中所提出的任务。
我们就写到这里。对这项决定的重视，我们表示十分感谢。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主席迪·努·艾地
1961年4月12日
于雅加达
苏加诺总统和以纳苏蒂安将军为首的三部长委员会的条件是：只要你保证“不打算更改国家的基础和目标”，保证“采取和平和民主的方式”，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民主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没有关系，都可以讲。
艾地代表印尼共产党中央，适应苏加诺总统和三部长委员会的要求，向政府保证：党的纲领“并不打算更改国家的基础和目标”，党“在争取实现它的目标时采取和平和民主的方式”。
这样，在艾地这封信发出13天以后，即1961年4月25日，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收到了政府送来的一个文件，即1961年第128号总统决定书。总统在这个决定书中，承认了印尼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隔了一年，即1962年4月，印尼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章，写上了艾地在这封信中向政府承诺的类似的内容。
苏加诺总统应邀出席了印尼共产党这次代表大会的闭幕式，并且发表演说。总统对印尼共产党这次大会的全体代表说：“勇往直前，向前迈进，让我们一道来完成印度尼西亚的革命。”
会场内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即使总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总统属下的三部长委员会还是要监督的。
下面是一个例子。
印尼共产党中央新闻局1964年6月26日发表了下面这一份新闻公报：
“为了遵守所确定的1964年6月26日的期限，以佩里斯·帕尔德德为首的，成员中包括苏吉托、农吉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会见了由内政部长伊皮克·甘达马纳代表的三部长委员会。
“代表团交上了一只装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名单的大箱子。这些党员的名单是已登记的300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还交上了党在1961年、1962年、1963年和1964年部分的（截至1964年5月）财政收支账簿。”
向三部长委员会上报材料的，当然不限于印尼共产党。
按照政府规定，当时在印度尼西亚合法存在的其他一些政党，也都是要这样做的。
不过，三部长委员会最关注、最重视的，则是印尼共产党履行政府的这一项规定。
（五）
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和平过渡思想在1964年有了发展，还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苏加诺总统在1964年采取过若干开明措施，包括对国内有的反动组织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对农民执行政府关于土地和收成分配的两项法令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过同情，并且改组过一次内阁，让印尼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当了协助内阁主席团的国务部长。
此事对印尼共领导起了吸引作用。
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66年9月在中爪哇通过的自我批评指出：过去15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来越陷入到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中去。党领导竟把这些斗争形式当作达到印度尼西亚革命战略目标的主要斗争形式”。
自我批评沉痛地指出：“在实践中，党的领导不是使党的整个队伍、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做好准备，以应付非和平道路的可能性。最明显的证据是9月30日运动发生和失败以后的最令人痛心的悲剧。反革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屠杀和逮捕几十万处于被动情况下的共产党人和非党革命人士，并且瘫痪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假如党的领导没有离开革命道路的话，这种情况就肯定不会发生。”
马克思主义加“朋加诺学说”
（一）
在少数陆军将领占领雅加达、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印度尼西亚时，日本一家资产阶级的报纸1965年11月23日、24日连载了该报驻雅加达的记者写的一篇评论印尼政局的文章。
文章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共产党靠着策略的转变，持续地惊人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但急剧的发展中隐藏着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是，只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取支持苏加诺体制的统一战线的方式，它就没有展开自己的独立政策的余地。另一个缺陷是，许多农民和工人参加了共产党，但他们似乎弄不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形象和苏加诺总统的形象之间的区别。”
应当说，这个日本资产阶级的记者是看出了一些问题的。印尼共产党1951年重建以后的这一段历史说明，党对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人物苏加诺总统的统一战线工作，是成功的。在推动苏加诺总统反帝以及反封建方面，党做了许多工作，并且是有成效的。
1956年以前，印尼共产党对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做出了正确的理论分析和政策规定。在具体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关系，包括处理同苏加诺总统的统一战线关系上，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是有团结、有斗争的。1955年2月，艾地在雅加达地方法院审判庭上就1948年的茉莉芬事件所作的辩护词中，对苏加诺在那次白色恐怖开始时发表反共演说，曾点名做过公开的批评。对以苏加诺为代表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跟随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之后，在1949年接受同荷兰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海牙圆桌会议协定，印尼共产党也做过公开的批评，并在1956年推动政府单方面废除了这个协定。
但是，印尼共产党从1956年以后在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特别是在同苏加诺总统的统一战线关系方面，便一步一步地发生了失误。
（二）
1964年10月14日，艾地在一个革命干部训练班上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一条新的、引人注目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总路线。
这条总路线的提出，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在此以前，印尼共产党给自己提出的总路线是“继续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继续进行党的建设，以彻底实现1948年8月革命的要求”。这条路线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艾地现在提出的这一条新的总路线，就不一样了。根据印尼共产党中央新闻局发表的新闻公报，艾地这篇讲话的要点是这样的：
艾地说，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总路线是以《政治宣言》为基础的。“这就是说，通过以工农为支柱、以‘纳沙贡’为核心、以建国五原则为思想基础的民族阵线，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走向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
他说：“民族阵线所接受的三条主要的共同原则是：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自力更生，文化上有民族特点。”
他还谈到了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的历史，说它是“历史悠久的各种合作的发展”。
他说，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主力。
1965年5月11日，艾地在印尼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正式把这条总路线提交中央全会。中央全会通过了艾地的政治报告，包括这一条新提出的总路线。
1965年5月23日，艾地在雅加达庆祝印尼共产党建党45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当着苏加诺总统的面，再次讲了这条总路线。
提出这样一条总路线，就把党同苏加诺的关系上发生的失误大大向前推进了。
印尼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经常强调一个口号，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印度尼西亚化”。这个口号的原意是，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党的领导人根据党在幼年时期机械搬用外国革命经验所犯的错误，强调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党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成绩。
但是，党的中央领导人在理论工作中，从事“印度尼西亚化”时，却一步一步地离开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这方面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党的一些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和“朋加诺[1]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相提并论，并且把这两个“三个组成部分”硬捏到一起，作为党的理论基础。
到了1964年10月，这种倾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表现，就是艾地提出的这条印尼革命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经是很难找到了；它表达的几乎全是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朋加诺学说”。
让我们来看看这条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
第一，关于这条总路线的基础——《政治宣言》。
所谓《政治宣言》，就是苏加诺总统1959年8月17日在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国14周年大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
1960年，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决定把总统这篇演说及其实施纲要，作为“国家方针大纲”。
对于这个《政治宣言》，艾地最欣赏的就是他曾经概括介绍过的以下要点：
“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对象（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印度尼西亚的革命任务不是建立一个阶级、一个阶层或一个政党的政权，而是建立全体人民的政权，互助合作的政权，反对军事的或个人的专制和独裁；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力量不是一个阶级、一个阶层或一个政党，而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以工农为基本力量的全体人民；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政治宣言》中，还提出把“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经济”和“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目标。
从演说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苏加诺总统不愧为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位革命家；印尼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苏加诺总统结成统战关系，存在着共同的政治基础。
从《政治宣言》发表以后，印尼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便成为总统这篇演说最忠实的宣传者和执行者。
但是，直到1963年，艾地还曾指出：苏加诺总统以《政治宣言》为题的这篇演说的内容，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存在着区别。艾地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明确地指出，要达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目的，就必须使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不能指望在《政治宣言》里写上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其实，还有几个问题，艾地没有讲。
第一个问题是，总统在《政治宣言》里讲的“建立全体人民的政权”，指的并非真是“全体人民的政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那个“有领导的民主”，就是苏加诺领导下的国家形态。
第二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提过：总统反对“更改国家的基础和目标”，反对暴力革命。
第三个问题是，总统讲的“社会主义”，是“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通常称为“公正繁荣的社会”，实质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并非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科学社会主义。
尽管如此，艾地1963年9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所作的报告中，还是讲了这样一个结论：“坚决执行《政治宣言》，就等于执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
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在其他一些场合，也讲过这样的话。
第二，关于“以‘纳沙贡’为核心”。
“纳沙贡”，是苏加诺总统著名的主张。它的意思是民族主义者、宗教徒、共产主义者三种人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苏加诺总统作为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这种主张，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因为它包含同共产党人的合作。
在印度尼西亚，在1957年以后，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纳沙贡”合作的最积极的宣传者。后来，党的领导又进一步提出“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的口号。
有人提出：作为印尼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提“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会不会模糊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内容？
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回答说：不会。
为什么呢？
艾地1963年9月访华时，在北京市的欢迎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做过这样的解释：“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民族统一战线的意思无非就是指革命阶级之间的团结。但是，各个阶级在政治生活中通过各自的政党反映本阶级的利益。在印度尼西亚，情形也一样，各个阶级，无论是反动的阶级或是革命的阶级，它们的利益都是通过自己的政党明显地表现出来。从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来看，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有三大政治潮流，即民族主义潮流、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潮流和共产主义潮流。因此，如果这三个政治潮流组成‘纳沙贡’，那么，印度尼西亚民族团结就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这种说法是合情合理的。在印度尼西亚目前情况下，提出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的口号不会模糊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内容，因为这种团结是建立在明确的反帝并在一定程度上反封建的纲领的基础上的。”
艾地在这段解释中，并没有说明，在印度尼西亚当前的情况下，党提出的作为民族互助合作的核心的“纳沙贡”，究竟包括哪一些阶级。
印尼共的中央政治局1966年9月通过的自我批评指出：“‘纳沙贡’的阶级内容就是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有买办分子、官僚资本家和地主。”
这就同反对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的情况不大一样了。
要搞一点革命，会有“‘纳沙贡’团结”吗？会有“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吗？
不要说走向社会主义，就是民族民主革命也很难。你要反帝，买办资产阶级不同意。你要反封建，地主阶级不同意。1964年和1965年，为什么一些地主“像炒焦了的豆子一样，又蹦又跳”呢？1965年夏，为什么苏加诺总统和其他几位军政负责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帝国主义者以及印度尼西亚的通敌分子“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摧毁我们”呢？
在“纳沙贡”中代表“沙”的主要政党——印尼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曾经参加过印尼共产党建党45周年庆典。这件事刚刚过去4个月。当苏哈托少将占领雅加达以后，这个党和它的青年组织，在东爪哇成了最疯狂的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在印尼共产党为庆祝建党4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那个白尔蒂党的总主席曾致祝词，强调该党没有恐共病，反对恐共病。4个月后，当白色恐怖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党就同若干其他政党一起，大肆叫嚷反共。
在印度尼西亚第三次白色恐怖时期，也有若干原来包含在“纳沙贡”中的政治派别，是不赞成反共大屠杀的。这主要是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可是他们也遭到了迫害。
“纳沙贡”这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果真可以充当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且走向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吗？
第三，关于“以建国五原则为思想基础”。
建国五原则，又称“建国五基”，是苏加诺工学士在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的两个多月前，即1945年6月1日，在“印度尼西亚独立筹备委员会”的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这五条的内容是：（1）信仰神道；（2）人道主义或国际主义；（3）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4）民主主义；（5）社会公平。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即1945年宪法，把苏加诺提出的这五条，规定为“建国五原则”。
苏加诺总统作为印尼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这么五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人提出：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拥护这样的五条原则呢？艾地解释说：因为这五条是“反映民族团结和‘纳沙贡’团结的概念”。
艾地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拥护和坚持五项原则，虽然其中的一个原则是信仰神道原则。因为建国五原则并不是代替它的拥护者的哲学，而是把存在于社会上的各种思潮联结起来。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决反对有些人企图把五项原则中的一个原则作为主要的原则。建国五原则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接受。作为一个整体，它就是团结的手段。建国五原则的创造者苏加诺总统也屡次这样强调。苏加诺总统并且说，如果把建国五原则压缩成为一大原则，那么，这一大原则就是互助合作。”
艾地说的“有些人企图把建国五原则中的一个原则作为主要的原则”，指的是一些代表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宗教政党和军政人士。他们强调建国五原则中的头一条，即信仰神道原则，应当是主要的原则，并拿着它来攻击印尼共产党，说不信仰神道，就是对国家的背叛。印尼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回答说，不，不能这样。“建国五原则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接受。”
可是，这五条作为一个整体，就可以作为不仅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且能够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革命总路线的思想基础吗？
“建国五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信仰神道在内，把它作为具体政策看待，是一回事；把它们当作思想基础，就是另一回事了。
第四，关于民族阵线。
民族阵线是苏加诺总统建立的，并亲自任主席。副主席包括“纳沙贡”三个方面的代表。设秘书长，主管日常事务。它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之一。
1960年1月12日，苏加诺总统颁布了一个民族阵线的组织条例。条例规定，民族阵线的目标为：完成民族革命，收复西伊里安，“为实现公正繁荣的社会而进行全面建设”。它的任务是：“同政府和其他国家机构密切合作”，“团结社会上一切革命力量，来领导有关建设、社会福利、治安和国防等各种社会活动”。它除了设中央委员会外，在全国一级、二级行政区分别设地方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二级行政区以下根据需要设分部委员会。
民族阵线的实际活动，主要是在政府有需要时，就一些问题同各政党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协商。它实质上是苏加诺总统为了实行他的“纳沙贡”团结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实行他提倡的“有领导的民主”的一种组织形式，有点类似在总统直接掌握下的各政党、团体的联络委员会。
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总路线中规定，通过这样一个民族阵线，“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走向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这岂不是意味着，党不仅把目前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且也把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苏加诺总统，并且分给了在“纳沙贡”中代表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党、团体了吗？
这样，在这条总路线中提到的“以工农为支柱”，不过也就剩下一根柱子罢了。
第五，关于“走向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是苏加诺总统的提法，也就是总统常说的那种“公正繁荣的社会”，即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要有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可是，灵活过了头，也就丧失了原则。
（三）
事情还不仅如此。
1965年5月，在印尼共产党庆祝建党45周年的时候，在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在党中央委员会门前，在中央党校——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的会议厅里，苏加诺总统的画像和艾地主席的画像，都是并排悬挂的。
这种挂像的方式，含有重大的政治内容。因为这并不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庆，而是共产党的建党庆典。
1965年5月23日，艾地在庆祝建党45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当着苏加诺总统的面，一开头就讲了一段党同苏加诺的关系，说党是如何响应了朋加诺的号召，等等。
艾地还说：“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关系，不是秘密的或非法的关系，这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革命事业服务的革命者之间的光明磊落、正当合法的关系。”
苏加诺总统听了这段话，表现很高兴。
苏加诺总统是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他毕生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50年代初期以来，他一直实行联华、联共和在某种程度上扶助工农的政策。就是在印度尼西亚第三次白色恐怖期间，他对反共、反华逆流还曾多次进行过公开揭露和指责。这是需要勇气的。
但是，他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带着这个阶级的特性。由于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软弱，苏加诺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斗争中常常表现出动摇、妥协的一面。以前有这样的表现，在苏哈托少将占领雅加达以后的那段时间，也有这种表现。他在处理同印尼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上，执行的是两手政策，一手是联合、利用，另一手是限制、戒备。如前所述，1948年茉莉芬事件开始时，他还曾经发表过反共演说。在第三次白色恐怖期间，他发表的言论中也包含有不利于人民的内容。
印尼共产党1951年重建后，曾经多次指出，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苏加诺等人，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动摇性、妥协性，甚至叛变这样的两面性；指出党在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必须又团结又斗争。
甚至到1963年，艾地还讲过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两面性，以及党对待这个阶级的两手政策。
可是后来，党把自己做过的这些正确的分析和对策，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党后期在对待苏加诺的态度上的失误是同党在政治路线上的失误紧紧相连的。在印度尼西亚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认为有可能和平地完成革命，主要根据就是因为有一个苏加诺。因此，只有依靠苏加诺，而苏加诺也要求共产党这样做。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人认为苏加诺可资依靠的程度日益增加，认为可以在苏加诺的旗帜下和平地完成革命的步伐也就越走越远。
在苏哈托少将占领雅加达以后，白色恐怖来势凶猛，党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这种千钧一发的险恶局势下，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不站出来，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行武装反抗呢？
约多1965年12月初对日本《朝日新闻》驻雅加达记者发表的谈话，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苏加诺总统实际上已经成了苏哈托少将等人手中的玩具和俘虏。
记者问：“印度尼西亚真正的权力何在？”
约多答：“印度尼西亚宪法规定，苏加诺总统除了是国家元首外，还是国民军最高统帅和总理。正是同人民力量相结合的苏加诺总统，将决定印度尼西亚的命运和前途。”
一直到反革命势力的屠刀架到自己脖子上的时候，还在依靠苏加诺的权力，还在幻想在苏加诺的保护伞下走“政治解决”的道路，在反革命的屠刀面前坚决不还手，以“避免内战”。结果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共产党人、非党群众和其他党外人士人头落地。
可是，这是一时的、偶然的失策吗？
当然不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不过是一场长期患下的疾病，此时恶性发作罢了。
党和国民军“两位一体万岁！”
（一）
几十万、上百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非党群众和其他党外人士，在少数陆军将领指挥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摧残下，人头落了地。
对于这样一支武装部队，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怎么看的呢？
1959年9月7日，艾地在印尼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总结报告。
艾地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表示，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是一支好军队。
他列举了两点根据：
“第一，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苏加诺总统在武装部队中有强大的影响，而苏加诺总统拒绝当军事独裁者。
“第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是人民革命的亲生子，因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中上级军官、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大多数是不会轻易被迫执行旨在通过建立军事独裁或个人独裁的途径来取消独立宣言共和国的命令的。”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是人民革命的亲生子”，这就是艾地对这支军队的评价。
1963年9月，艾地访华。9月4日，北京市召开大会，欢迎他。艾地在会上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若干问题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艾地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武装部队讲过一段很重要的话。
艾地说：“现在，在印度尼西亚，没有敌人的武装部队，只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以及在具有民族民主性质的革命中迅速诞生的。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建设这支武装部队的工作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不是反动的武装部队。从它诞生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和反帝的特点。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责任便是密切人民和武装部队两位一体的关系，以便在任何事变中，武装部队或它的大部分能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站在革命一边。”
“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不是反动的武装部队。”它是一支“具有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和反帝的特点”的军队。
这就是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结论。
1965年5月26日，在中爪哇三宝垅市为庆祝印尼共产党建党45周年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艾地发表讲话，再一次谈到了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军。
艾地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没有像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所希望的那样反对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对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说，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就是武装起来的农民。”
艾地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不反对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如果举行大选，我确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在印度尼西亚国民军中获得大部分选票。”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就是大多数拥护印尼共产党的武装起来的农民。艾地的意思，就是这样。
艾地的这些话，是在苏哈托少将占领雅加达以前、在印尼第三次白色恐怖以前讲的，后来证明这些观点与事实不符。
更为严重的是，在苏哈托少将占领雅加达以后，在第三次白色恐怖已经在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岛屿上全面铺开以后，1965年12月初，印尼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对日本《朝日新闻》驻雅加达记者以答复问题的形式发表一篇书面谈话。约多说：“我们党认为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或者印度的军队是不同的。关于军队，应当对它形成的历史、它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贫农和工人出身的士兵占一大半这一构成士兵的成分等等，进行仔细的研究，做出评价。在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内部现在仍然存在反人民分子，这是事实。就整个共和国的情况来说，也可以这样讲。这就是发表要从国家机构中清除右派分子的《政治宣言》的理由。”
在前面已经提过，约多的这篇谈话在答复记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时，还曾强调，印尼宪法规定，苏加诺总统是印尼“国民军最高统帅”。
约多的谈话表明，他在第三次白色恐怖期间对印尼武装部队的评价，同这次白色恐怖发生以前党的领导人就此所做的评价，意思完全一样。他谈到印尼国民军内部“现在仍然存在反人民分子”。在第三次白色恐怖以前，党的领导人也是这么看的，只是那时在公开场合不便讲而已。
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空前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仍对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做出这样的评价，就是不顾事实了。
党的领导人断定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是一支“具有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和反帝的特点”的军队，是大多数拥护共产党的武装起来的农民，“不是反动的武装部队”，其根据不外是：
第一，它“是人民革命的亲生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以及在具有民族民主性质的革命中迅速诞生的。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建设这支武装部队的工作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这里指的是，这支武装部队是在印尼独立初期、在保卫年轻的共和国的斗争中建立的。当时，党的领导人阿米尔·沙利佛丁一度担任过政府国防部部长；共产党人佐哥苏约诺少将和沙基尔曼少将等人，一度参加过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的工作；党为了保卫共和国的独立，曾经建立过红军，等等。
党的领导人在其他场合，还曾称赞过印尼武装部队50年代后半期在平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和“全面斗争约章集团”等反政府叛乱方面所起的作用。
第二，“贫农和工人出身的士兵占一大半”。
第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苏加诺总统在武装部队中有很大的影响。“印尼宪法规定，苏加诺总统是这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
此外，在这支武装部队中，有一些爱国的或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的军官。
党的领导人列举的这几条，都是事实。
但是，党的领导人在评定这支武装部队的性质时，没有提及以下几条基本事实：
第一，印尼共和国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一点上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后面将会谈到），印尼武装部队是这个专政的支柱和主要组成部分。
这支武装部队的主体曾在1948年和1965年两次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就是这一点的最雄辩的证明。
第二，苏加诺总统是印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印尼宪法有此规定，总统在军队中是有影响，但就是在苏哈托少将占领雅加达以前的时期，这位最高统帅也并不直接掌握军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武装部队的实际控制权是掌握在被西方资产阶级报刊称为右派的纳苏蒂安、亚尼等高级将领手中。
长期担任印尼共和国政府的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部长、国防和安全统筹部部长、武装部队参谋长的纳苏蒂安将军，是荷兰统治时期的荷属东印度（即后来的印度尼西亚）殖民军队的军官出身；日本占领印尼时期，他又在日本法西斯手下当过万隆敢死营营长。1952年10月17日，他曾在雅加达发动过一次反政府的武装政变，把大批坦克开到独立宫前，炮口直指苏加诺。
1955年4月，苏加诺总统任命了一位具有进步色彩的将军为陆军参谋长，卢比斯中校便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了武装叛乱，成为印尼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苏哈托少将占领雅加达以后，苏加诺总统任命普拉诺托·雷克索沙莫德罗少将主持陆军事务，未成；总统要乌马尔·达尼空军中将继续担任空军司令，也未成。纳苏蒂安将军出面要总统把兵权正式交给苏哈托少将，总统就交了。苏加诺这位印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完全成了空架子。这是众所周知的。
第三，在印尼共和国建立初期，印尼共产党在建设共和国武装部队方面起过作用，但是，起过作用的，并不单是印尼共产党。这支武装部队是由各种势力组成的。那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特别是它的领导骨干，是很复杂的。在共和国建立初期，即1943年，在印尼第二次白色恐怖中充当主力，屠杀了3万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不也是这支共和国武装部队吗？
第四，世界上有哪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的“一大半”士兵，不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呢？难道武装部队的阶级性质，不是由哪个阶级实际掌握部队领导权这一点来决定，却是由多数士兵的出身成分来决定的吗？难道“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印度的军队”，其士兵都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吗？
在第三次白色恐怖到来的前几年，在这次白色恐怖开始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都为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说了不少好话，甚至把这支部队的阶级性质都改变了。
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上面提到的几条基本事实吗？
不是的。
那么，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革命事业服务的革命者”朋加诺，不仅是共和国总统，而且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凭这一条，武装部队就是好的。即使武装部队中“仍然存在反人民分子”，朋加诺有《政治宣言》在手，是可以消除的。
艾地1965年10月2日就9月30日运动给党的东爪哇大区委员会的那封信不是还讲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同意在所有的革命工具内部进行清洗吗？
清洗了，这支军队不是就更好了吗？
（二）
既然是这么好的一支武装部队，印尼共产党当然应当同它合作。
1963年12月23日，艾地在印尼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
他说：“党的一中全会已经指出，在巩固治安方面，进步分子首先是共产党人必须把治安问题看作是自己的问题。为此，在紧急状态令撤销之后，党就提出了‘协助警察维护民政秩序’的口号。由于提出了这个口号，人民同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部队的合作，在《政治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
不仅仅是合作。
印尼共产党同印尼国民军还应当是“两位一体”。而且，这种“两位一体”，还应当“万岁！”
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这么提倡的。
印尼共产党中央新闻局发表的一份新闻公报说，1964年5月31日，艾地在中爪哇直葛市一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
这篇讲话稿有一部分的标题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国民军两位一体万岁！为了维持民政秩序，要协助警察！”
艾地在讲话的这一部分里说：“有人喜欢诽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说仿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印度尼西亚国民军。我号召全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对这种诽谤予以驳斥，并继续用行动证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国民军是战友。每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须贯彻这一口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国民军两位一体万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国家警察一向提出的口号是：为了维持民政秩序，要协助警察！”
这个“两位一体”的发明人，不是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而是苏加诺总统。
1957年，苏加诺总统就提出，武装部队和人民要两位一体。
就总统来说，提出这个两位一体，意思是号召军民合作。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
后来，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接过了总统的这个口号。1964年，他们进一步把它修改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国民军两位一体”，并加上“万岁”，这就使人不大容易理解了。
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仅仅是为了说明印尼共产党并不反对武装部队吗？
艾地1963年9月在北京市欢迎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讲“人民和武装部队两位一体”，还没有把“人民”改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艾地在这个报告中解释说，印尼共产党的责任“是密切人民和武装部队两位一体的关系，以便在任何事变中，武装部队或它的大部分能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站在革命一边”。
这种解释，已经带有相当程度的幻想成分。
1964年，党的领导人把“密切人民和武装部队两位一体的关系”，修改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国民军两位一体万岁！”就有了更进一步的用意。
（三）
1965年5月，在雅加达街头散发的印尼共产党庆祝建党45周年全国委员会发布的四十几条口号中，有两个很引人注目。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呼：人民和武装部队的合作万岁！”另一个是：“革命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在当时的印度尼西亚，革命文艺也要“为工农兵服务”啊！
这个口号，产生于1964年8月底9月初印尼共产党召开的“印度尼西亚第一次革命文学艺术会议”。
艾地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就是：《用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
艾地在报告中，号召印度尼西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热爱工农兵”，“参加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斗争”。
他说：“我们在改进工作以使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必须立即克服一个重要的缺点，即还没有把士兵作为革命文学艺术的对象之一。”
会议认为，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是在反帝革命战争中建立的，基本上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1945年至1948年期间，革命文艺实际上也为士兵服务。茉莉芬事件和海牙圆桌会议期间，革命者认为士兵是敌人。根据目前的情况，应当恢复军队在茉莉芬事件以前那种待遇。
1965年1月30日晚，印尼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庆祝该报创刊14周年举行招待会。
艾地在招待会上的讲话，给党中央机关报的政治方向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过去，党的领导人说，党报主要是为工农服务，没有提过为兵服务。艾地这一次讲话，把兵加进去了，提出“为工农兵服务”。
艾地说：“《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必须真正认识到《人民日报》是为谁服务的。《人民日报》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面对印尼共产党提出的这个口号和党的领导人的这些言论，人们不禁要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难道已经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了吗？
事实是冷酷无情的。
几个月以后，这支武装部队的一部分便用自己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动，粉碎了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的幻想。武装部队的其余部分也并没有“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站在革命一边”。
这支武装部队甚至也没有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
从“纳沙贡”内阁走向人民政府
（一）
1962年，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被苏加诺总统任命为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领统筹部部长衔；党的第一副主席鲁克曼被总统任命为印尼合作国会副议长，领部长衔。
1964年，党的第二副主席约多被总统任命为协助印尼共和国政府内阁主席团的国务部长。
党的三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在印尼共和国国家机构中得到了统筹部部长等官衔，成为这个国家机构的一种装饰品。
在前面提到过，1961年4月，党中央领导人根据苏加诺总统和三部长委员会的要求，曾向政府书面保证：“党不打算更改国家的基础和目标”，“党在争取实现它的目标时采取和平和民主的方式”。
苏加诺总统关于对印尼共产党几位领导人的任命的决定，是在这以后做出的。
只要你向我保证“不打算更改国家的基础和目标”，保证“采取和平和民主的方式”，我就可以让你当官，给你一些没有实权的国家机构的职务。
总统的算盘就是这样。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可以接受苏加诺总统的这些任命。问题在于，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却因此而被迷惑。
党的领导人在领到了国家机构的这几顶乌纱帽以后，就认为：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实行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的可能性增加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政权的“两个方面”的新理论。
此后的一个时期，党的领导人在党内、在党外，在国内、在国外，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这种理论的正确性。
（二）
1963年9月4日，艾地在北京市欢迎大会上的报告中对这个理论做了系统的说明。他说：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印度尼西亚国家政权包含有两个方面，即拥护人民的一面和反对人民的一面。拥护人民这一面的产生是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行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中所取得的成就分不开的。拥护人民的一面愈来愈发展，并促使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各种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措施。反对人民的一面，即代表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利益的一面，竭尽全力企图破坏所有的进步措施。这一面至今仍占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国家政权方面的斗争，就是要促使拥护人民的一面日益增强起来并占统治地位，而把反对人民的力量从国家政权中排除出去。这就是人民关于改组（国家机构）的要求的内容，关于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的要求的内容。
“也正由于存在着这两个方面，印度尼西亚必须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革命。自上而下，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促使国家政权采取各种革命措施；在人事上和国家机构中进行改革。而自下而上，就是说要发动、组织和动员人民来实现上述改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改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买办和地主同人民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
这时候，艾地说，在印度尼西亚国家政权的这“两个方面”中，反对人民的一面“至今仍占统治地位”。
后来的事实说明，这种判断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既然一个国家政权中的“反对人民的一面”“占统治地位”，根据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这个国家政权实质上应当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一年多以后，即1965年5月11日，艾地在印尼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变了一个说法。
他对党的中央全会说：“印度尼西亚人民目前正在革命形势下生活和斗争。当前革命形势的主要特点是：（一）人民群众已经积极地为实现能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的改革而斗争；（二）在政权中，反对人民的方面愈加受到排斥，而拥护人民的方面愈加占了优势，并且政府的政策符合人民要求的越来越多；（三）人民群众的斗争愈加广泛，使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大和更有决定性。”
现在，国家政权的“两个方面”中“拥护人民的方面”不仅已经占了优势，而且是“愈加占了优势”。
从1963年9月到1965年5月，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唯一的变化，就是苏加诺总统在1964年改组了一次内阁。这并不是一次重大的改组。对印尼共产党来说，主要是党的第二副主席约多被吸收入阁，当了一名并无实权的协助内阁主席团的国务部长。
艾地实际上是把自己在1963年9月对印尼国家政权中的“两个方面”的力量对比的论断，做了修改。按照艾地1965年5月的说法，1963年9月，在印尼国家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已经不是“反对人民的一面”，而是“拥护人民的一面”。只有这样，一年多以后，这个“拥护人民的一面”才能“愈加占了优势”。
按照党的领导人的解释，印尼国家政权中的“两个方面”的阶级内容是：“拥护人民的一面”，指的是国家政权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反对人民的一面”，指的是在其中代表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利益的势力。
如果说代表“拥护人民的一面”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国家政权中已经“愈加占了优势”，那么，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就改变了，应当说它是“拥护人民”的政权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估计，党的领导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结论。
1964年10月14日，艾地在一个革命干部训练班上讲话。
他说：“我国重要的问题，不是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推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目前的国家政权。这里的问题是继续加强和巩固共和国国家政权中的拥护人民的一面，排除反对人民的一面。因此，苏加诺总统提出在各个领域里进行改组，是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在苏哈托少将占领雅加达以前，在党同苏加诺总统结成统战关系的情况下，党不能也不应当提出推翻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口号。但是，难道因此就可以通过“在各个领域里进行改组”，实行和平过渡了吗？
（三）
1957年2月21日，苏加诺总统提出了成立包括“纳沙贡”代表参加的互助合作内阁的方案。
总统知道，印尼共产党很愿意走这一条路。
果然，在总统方案公布后的第二天，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公开表示“赞同朋加诺的方案”，并且号召全国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方案，并为实现这一方案而努力工作”。
从此，争取成立“纳沙贡”代表参加的互助合作内阁，就成为印尼共产党中央重要的政治纲领。
1957年7月，艾地在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做总结报告。这个报告的标题就是：《改变力量对比，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总统方案》。
报告对争取建立互助合作内阁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
报告强调总统方案所说的下面的话：“我们要成立的内阁不应是像11年来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旧型的内阁，而是一种新型的内阁。新型内阁的部长由各个政党的成员、所有在议会中达到规定的议席数的政党或议会党团的成员担任。”“不能继续忽视在普选中拥有600万张选票的一个党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工人中间拥有许多群众”。
艾地在报告中，对总统的方案作了很高的评价。
艾地说：“苏加诺总统的方案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完成民族革命的方案。”“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策略来看，苏加诺总统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方案的完全实现，将使我们在争取达到革命的战略目标，即彻底实现1945年8月革命的各项要求方面跃进一大步。”
艾地说：“苏加诺总统方案的公布，已经使中间力量更加靠拢进步力量，而顽固力量则进一步陷于孤立。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支持这个方案，也就是说正式赞同共产党人参加内阁。而且几乎在一切地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在支持苏加诺总统方案时都进行合作。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和白尔蒂伊斯兰教党许多领导人都表示赞同这一方案，有的是完全赞同，有的只是部分赞同。在顽固政党中，这个方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产生了矛盾。”
艾地提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将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道继续要求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总统方案并为此而斗争。”
艾地说：
“我们必须不断地宣传苏加诺方案，必须不断地把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必须不断地去改变力量的对比。这一切就是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总统方案的条件。我们进行这一切工作，是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我们把人民团结和动员起来，去争取实现一个对人民有利的政治方案。与此同时，宣传党的一般纲领，即彻底实现8月革命各项要求的纲领，也仍然是我们党的任务。”
“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是有利于苏加诺总统方案的。时间会帮助那些为实现这个方案而工作的人们！”
从报告的这些部分可以看出：
第一，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非常重视苏加诺总统提出的成立互助合作内阁的方案，认为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现了它，“将使我们在争取达到革命的战略目标”方面“跃进一大步”。
第二，党的领导认为，仅仅是苏加诺方案的公布，就“已经使中间力量更加靠拢进步力量，而顽固力量则进一步陷于孤立”，形势有利。成立互助合作内阁，亦即印尼共产党按自己在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比例占有内阁席位，可能性很大。
第三，党的领导认为，宣传、组织群众，改变力量对比，使党参加内阁，这应当摆在党的工作的首位。
1958年11月，印尼共产党召开了五届七中全会。艾地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再次论述了关于争取成立互助合作内阁的问题。
这个报告的标题是：《团结起来，走有领导的民主的道路，争取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总统方案》。
1959年9月，印尼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艾地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做的总结报告，标题就是《争取民主和互助合作内阁》。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部分，艾地向全党发出了以下的号召：“同志们，让我们继续团结起来，竭尽我们每个人的全部力量来唤醒、动员和组织群众，以实现人民和我们党的迫切要求，即扩大民主权利和成立能够满足人民要求公正的情感的政府，成立像苏加诺总统方案中所指的‘互助合作内阁’。这意味着我们使印度尼西亚人民接近1945年8月革命要求的彻底实现，接近摆脱一切帝国主义和摆脱封建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即完成独立和民主的新印度尼西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约多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纲领的报告。
约多在报告中说：“目前，我们是在‘争取民主和互助合作内阁’的口号下来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意味着，代表大会之后，党每天、每月、每年的活动，都将是为了维护甚至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争取成立一个互助合作内阁。”
约多说：“争取民主和争取成立互助合作内阁，必须成为带动我们革命斗争整个车轮转动的轴心。”
显然，这次代表大会在互助合作内阁问题上，又向前迈了一步。大会要求为了它“竭尽我们每个人的全部力量”，要求把它作为“带动我们革命斗争整个车轮转动的轴心”。
后来，党的领导人就把这种内阁称为“纳沙贡”内阁，或者叫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
改变力量对比，争取成立“纳沙贡”内阁，多年以来，成为党的领导和全党工作的中心。党在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围绕着它打转转。
1963年2月10日，艾地在印尼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曾就这个问题做过以下的说明：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仍然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是力量对比的问题，而且没有一个阶级是自愿地同其他阶级一起分享政权的。不仅反动的资产阶级不愿意同其他阶级分享政权，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不是被迫——也不会愿意同无产阶级分享政权……
“目前进步力量确实是强大了，但是中间力量加上右派力量，仍是较大的。的确，一部分中间力量，由于群众的压力，已经愿意在一个‘纳沙贡’内阁里同进步力量合作，再也不顾顽固派的威胁了，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中间力量依然是顽固派的俘虏。
“为了改变力量的对比，以便为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创造足够的条件，我们应该更坚决执行我们6年前制订的路线，即尽力和不倦地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力量。我们必须通过实行‘五更’，即更勇敢、更机智、更警惕、更坚决和更埋头苦干来执行这条路线。”
10个月以后，1963年12月23日，艾地在印尼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又说：“不可否认的是，近10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和最近几个月来，印度尼西亚政治形势的发展是继续向左转。”“但是，力量对比基本上仍然不变，这就是：中间力量同右派力量的联合仍然超过了进步力量，而进步力量同中间力量的联合也可以超过右派力量。中间力量越来越多地向左转，这是成立右派内阁的障碍，但目前还不足以建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
党的领导提出的关于国家政权的“两个方面”的理论，也是为争取成立“纳沙贡”内阁服务的。
苏加诺总统提出了建立“纳沙贡”代表参加的互助合作内阁的方案，共产党的领导人表示赞成和支持，是应当的。问题在于，党的领导为什么如此重视“纳沙贡”内阁，以至于把争取成立这个内阁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呢？
艾地1963年2月10日在印尼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上说过：“建立‘纳沙贡’内阁，是任何一个真正希望通过和平和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所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政治步骤。”
艾地1963年9月2日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报告中说过：“关于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的要求，是策略要求，以便将来实现战略要求：人民政府或人民民主政府。”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
1965年5月，艾地说，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政权中的“反对人民的一面”已经不占统治地位，“拥护人民的一面”已经“愈加占了优势”。
既然如此，按照党的领导人提出的理论，“纳沙贡”内阁应当成立了吧。
可是，这种内阁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四）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初期，有过共产党人参加并主持共和国政府的例子。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内阁，共产党人沙利佛丁曾出任国防部部长。1947年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届内阁成立，共产党人沙利佛丁出任总理。那时，印尼政府的确有点像个“纳沙贡”内阁的样子。这种现象是在印尼共和国刚刚建立、英国和荷兰军队深入国土、国难当头、年轻的共和国岌岌可危、国内阶级矛盾尚未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是这样，共产党人沙利佛丁出任总理的内阁也并未走向人民政府。它总共只存在了半年，就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颠覆下垮了台。接着成立的印尼共和国内阁，以哈达为总理。1948年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就是哈达内阁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掀起来的。
苏加诺总统1957年不是又提出成立“纳沙贡”内阁吗？
是的。
但是，党中央政治局1966年的自我批评说：“党的领导不从下面这种事实中学习：苏加诺总统关于成立互助合作内阁（旧式的民族联合政府）的方案公布以来已经8年了，尽管不断地提出要求，从未有过而且毫无迹象表明它会付诸实施，更不用说国家政权的改变了！”
值得指出的是，印尼共的领导支持苏加诺总统关于建立“纳沙贡”内阁的方案，并且争取其实现，都是做得对的。但是，他们对于建立这种内阁的实际可能性，对于建立这种内阁的实际意义，都估计过高。他们实际上认为：“纳沙贡”内阁是走向人民政府或人民民主政府的过渡形式，是“通过和平和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初级政府形式，这就不切合实际了。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未来寄托在这种乌托邦上面，对可能发生的逆境缺乏扎扎实实的应变准备，这就造成了悲剧。
推倒围墙
（一）
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领导种种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特别是领导了农民反封建的单方面行动。
1964年，印尼共产党在农民运动方面所付出的精力，超过了党的历史上的任何一年。
这一年，党中央主席艾地亲自率领一支几千人的干部队伍深入农村，在西爪哇、中爪哇、东爪哇进行了农村调查，写出了关于农村情况和农民运动的长篇调查报告。报告对爪哇农村的生产关系做了分析，对农民群众执行“土地基本法”、“农业收成分配合同法”的革命的、意义重大的单方面行动做了热情的歌颂，对党今后在农村和农民运动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这样的农村调查，在党诞生以后几十年来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
这一年，党在爪哇岛、巴厘岛、苏门答腊岛等岛屿的地方组织，花了很大精力，直接领导了农民运动。印尼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曾经向笔者具体介绍过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从他的介绍来看，当时的农民运动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声势。
这一年，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党中央主席艾地，还有党的报纸，党领导下的农民阵线等群众团体，通过各种形式，对农民运动做了大量的宣传，阐述了农民运动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批驳了“糟字派”，批驳了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种种攻击农民运动的言论。
1964年5月15日，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表建党44周年宣传提纲，共12条。
提纲的头一条说：“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而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改革。”
第二条说：“把几千万农民唤醒起来，组织起来和动员起来，是印度尼西亚革命赢得胜利的关键。”
第三条讲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两个阶段，指出第一阶段是反帝反封建。
第四条专讲农民问题。这一条的第一句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实质是土地革命。”最后一句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责任去领导农民开展单方面行动。”
1964年9月10日，艾地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全国会议上发表演说。
艾地说：“根据1945年8月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农村和农民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一，作为革命的粮食来源；
“二，作为革命士兵的来源；
“三，作为在必要时撤出城市后的根据地；
“四，作为向城市的敌人发动进攻和收复先前放弃给敌人的城市的根据地。”
可以说，印尼共产党中央对于农村工作和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对于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讲得是够充分的了。在印尼共产党当时所处的那种环境下，话也就只能说到这种程度为止了。而且，如前所说，党在农民斗争的打击面问题上还有注意策略不够的缺点。
（二）
1963年12月23日，艾地在印尼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对农民问题做了系统的说明。
这个报告得到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它成为党在1964年领导农民单方面行动的理论根据。
艾地在报告中说：“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还年轻，他们有许多人同地主有亲属关系。他们的一只脚是资本主义，而另一只脚则是封建主义。首先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地位非常软弱。这就使他们不关心提高农民群众的购买力以便能够购买他们的工业品。因此，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客观上是反封建的，但是他们不可能制订彻底的土地纲领。他们不可能成为类似1789年法国革命的雅各宾派这样的派别。”“只有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才有条件制订彻底的土地纲领。客观上能够把农民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到革命的这一边来的是无产阶级，而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的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艾地说：“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彻底的土地纲领。为了拒绝这个纲领，他们同地主分子联合起来。农民群众强大的压力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分子不能完全拒绝这个纲领。他们一步一步地后退。起初，他们被迫接受《收成分配合同法》，后来又接受《土地基本法》，这是限制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法令。他们在后退的同时进行了反抗，特别是力求对地主不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企图使地主有许多空子可钻，借此避免损失。为此，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使各级的地方政府首长都能担任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地方政府首长一般是要维护地主制度的，由他们担任主席，那土地改革委员会这个主要机构自然就毫无用处了。”
艾地指出：“对《收成分配合同法》和《土地基本法》的拖延，除了引起农民进行单方面行动，并且使这种行动普遍开展之外，不能有其他后果。……革命者必须热烈欢迎并推动农民的单方面行动……”“由于单方面行动日益广泛开展，在未来的日子里，农民运动开展活动的特点将是单方面行动。这种不可避免的行动当然会遭到各种阻挠。”
艾地强调说：“虽然我们到现在还未能实现1945年8月革命的各项要求，但是，这个革命已经提供了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绝顶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现在已经很深刻地认识到，主要是因为在1945年8月革命中我们对农民重视不够，所以迄今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还未能完成。
“不论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历史、现状和前途，都要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同印度尼西亚农民运动完全结合起来，必须对农村问题、农民和农场工人问题给予最大的注意。
“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化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党同农民相结合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这就是要使党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一切问题相结合，同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妇女、文学家、艺术家、城市贫民等等相结合，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问题相结合。但是，这一切的关键是要使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同农民完全结合起来，因为我国现阶段的革命实质上是土地革命，是农民革命。因此，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的实质和日常的主要实践，是我们党同农民的结合。”
显然，这些论述是很正确的。
（三）
但是，在印尼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艾地又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争取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以及党的群众工作特别是农民工作同争取成立“纳沙贡”内阁的关系。
艾地报告的这一部分是这么讲的：“在国家政权问题上，我们不能希望会出现一种神奇的和带有慈善性质的事物。正如我们经常讲过的那样，政权问题是力量对比问题，而且没有一个阶级会自愿地同其他阶级分享政权，因此，为了争取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我们必须不断地以奋发的精神和埋头苦干的工作来实行这样的路线：巩固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和继续孤立顽固力量。换句话说，要在人民群众中间，无论是已经组织起来或尚未组织起来的人民中间，更好地进行工作，首先是在下层进行工作。这是为了推倒使无产阶级同国家政权隔离开来的围墙。正如我们经常说过的那样，实现这个路线的关键在于共产党人在群众中间，首先是在农民中间的工作。”
这样，问题就说清楚了。
为什么要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呢？为什么要领导、推动农民的单方面行动呢？
是为了以后进行土地革命吗？是为了将来以农村为根据地，推动全国的革命斗争吗？
不能说党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但后来主要的已经不是了。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改变力量对比，为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创造条件！
“是为了推倒使无产阶级同国家政权隔离开来的围墙！”
农民发动起来后，用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斗争来推倒这座围墙吗？
不是的。
苏加诺总统1957年公布的建立互助合作内阁的方案规定：这个内阁以“纳沙贡”各方在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为基础组成。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当时为支持这个方案而发表的声明中说“朋加诺的方案是公平的、民主的，保证团结，反对分裂”。
因此，为了争取成立“纳沙贡”内阁，就要“改变力量对比”，增加共产党的选票和党在议会中的席位。
为了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共产党人在群众中间，首先是在农民中间的工作”。
换句话说，“使无产阶级同国家政权隔离开来的围墙”，要用农民为主的人民群众的选票来推倒。
共产党人在条件允许时，应当不应当争取选票呢？当然应当。但是，如果对选票的作用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那就不对了。
什么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呢？用选票来推倒围墙即其一。
这堵墙一推倒，无产阶级就可以跨进国家政权的院子里去了。那时候，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的牌子就可以挂起来了。然后，经过这座桥，就到了人民政府或人民民主政府了。那时，就可以和平地进入那群芳争艳、万紫千红的“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的花园里去了。
因此，农民斗争是要搞的，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搞。不过农民斗争只能为党的合法斗争服务，为争取成立“纳沙贡”内阁服务，不能损害、妨碍这种合法斗争。
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印尼共产党中央对代总统莱梅纳1964年6月下令禁止农民单方面行动所持的态度。
1964年6月，爪哇岛的农民单方面行动迅速扩展。地主阶级及其种种代言人对农民行动进行了各种放肆的攻击。这时，苏加诺总统在国外，代行总统职权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第二副总理莱梅纳给内政部部长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农民单方面行动。这道命令大长了地主阶级的志气，大灭了农民群众的威风，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攻击和迫害达到了高潮。按照印尼共产党原已摆出的阵势，党对莱梅纳的禁令应当提出坚决的抗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莱梅纳撤销禁令。因为在此之前，印尼共产党支持农民单方面行动的宣传声势是很大的，态度是坚决的。而且，农民是为了执行政府两项法令而采取行动，理由完全在农民手中。莱梅纳以代总统身份下禁令，本身就没有道理，又没有征求统筹部部长、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受人尊敬的朋艾地的意见，因此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一时间，雅加达街头议论纷纷，空气紧张。人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出乎许多人意料，印尼共产党中央的反应异常软弱。对莱梅纳的禁令没有提出抗议；没有进行批驳；对禁令虽未表示接受，也未表示拒绝；也不说农民单方面行动今后是否继续开展，只是简单地表示，有必要制止和追究地主为破坏政府两项法令的执行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紧接着举行的印尼共产党的一次全国大会，对莱梅纳的禁令也没有提出抗议，只是在一项决议中提出了关于成立土地改革法庭、整顿政府的土地改革委员会等要求。
由于党在地主阶级的压力的集中表现——代总统莱梅纳的禁令面前没有坚持原则立场，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尽管苏加诺总统在1964年8月的独立节演说中表示同情农民，但总统并未宣布废除莱梅纳的禁令，因而地主阶级的凶焰没有煞住，政府、军警对农民的迫害也未停止，甚至变本加厉。
党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面前，为什么不发扬勇敢精神，不发扬红色雄牛精神，不开展革命攻势呢？
因为莱梅纳是以代总统的身份下的禁令，党不愿意在代总统面前据理力争，不愿意因此而使自己同政府的关系紧张起来，不愿意因此而损害自己的合法地位，不愿意因此而妨碍了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的出现。
（四）
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66年9月在中爪哇通过的自我批评中说：党后来“所重视的不再是教育和训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以便进行革命的准备，以便在农民中间工作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教育知识分子，以便适应同民族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以便担任由于这种合作而在国家机构中取得的一些职位”。
应当说，教育知识分子，搞统一战线，都是很重要的，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哪里，党在从事合法斗争时是不是真有从事非法斗争的准备。
党的领导人在1964年和1965年头几个月，曾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号召党的干部，工、农、青、妇和文化艺术团体的干部到农村去，同农民结合。这一类的话，艾地讲得最多。
党中央政治局在自我批评中说，实际上，“所实行的不是把最优秀的干部派到农村去，而是把干部从农村调到城市来，从地方调到中央来”。
自我批评沉痛地指出，党的领导把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当作达到印度尼西亚革命战略目标的主要斗争形式。党的合法地位不是被看作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情况下的一种斗争形式，而是被当作原则，其他的斗争形式都必须为这个原则服务。甚至在反革命不但已经剥夺了党的合法地位，而且已经剥夺了共产党人的人权的时候，还想竭力坚持这个‘合法地位’”。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山鹰，你展翅飞翔吧！
（一）
1945年4月24日。
在浓云密布的爪哇岛上，生活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酝酿迎接民族独立的曙光。
在中国陕北，在延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礼堂里，这一天，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所经历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一段历史。他讲到第一次国共合作，讲到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讲到北伐战争，讲到了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和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掀起的白色恐怖。
毛泽东同志说：“到了1927年春夏之变，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还讲到1945年的一次谈判中，国民党政府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他说：“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
毛泽东同志随后讲了一句带结论性的话：“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已经经历了两次白色恐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1965年10月少数陆军将领占领雅加达以后，又处于空前严重的第三次白色恐怖之中。昨天，缀着镰刀、锤子的红旗四处迎风招展；党，青年团，工会，农民阵线，妇女运动协会，人民文化协会，党报，党刊，党校，等等，活动频繁。今天，一阵白色恐怖的狂风袭来，所有这一切，好似风卷残云，通通都被吹掉了。此时此刻，重读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真是令人百感交集。
（二）
这出悲剧就写到此为止。
最后，写几句结束语。
第一，以艾地为首的印尼共中央的一批领导人领导党的工作历时15年，成绩卓著，使党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事业的支柱，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应当说，在印尼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历史上，他们是一批建立过业绩的革命家。但是，他们对9月30日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反革命白色恐怖未能正确地进行处理，使党的事业毁于一旦，使党和人民遭到了空前的灾难。
第二，1965年秋，由于得到外国势力支持的将领委员会阴谋夺取国家权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处于一场严重政治危机的浓云密雾之中，一场大搏斗已不可避免。集结在将领委员会周围的地主、资产阶级势力决心摊牌，决心全力以赴，破釜沉舟，实行决战；决心推翻苏加诺总统，公开反共。但是苏加诺力图保持国内和平环境，只想清除几名政敌，消除不安定因素；印尼共领导也未下大决心，没有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一场恶战。他们的目标有限，面临着一场大斗争，却想保持超脱姿态，对斗争未做相应的部署。由于双方目的不同，决心不同，决策不同，部署不同，战幕刚一揭开，主动权即落入少数陆军将领手中。事实证明，印尼共领导对当时的严峻形势的估计不是过分，而是严重不足；对斗争的非和平一手不是准备过分，而是缺乏切实准备。整个悲剧就是从这里发源的。
第三，带着苏加诺标记的“翁东式的宫廷政变”，是在将领委员会夺取国家权力的威胁迫在眉睫之际被迫采取的一种紧急措施。印尼共领导支持这个行动，却没有充分准备对付地主、资产阶级大举反扑，以为由翁东中校出面清除几名反动将领就万事大吉了，苏加诺就可以驾驭局势了。其结果是，苏哈托将军兵不血刃即占领首都，翁东中校等人如鸟兽散，白色恐怖接踵而至。由此可见，印尼共领导支持翁东式的宫廷政变具有冒险主义性质。
第四，苏哈托将军率部进城之后，印尼革命形势危急。但是，苏哈托将军当时所能指挥的部队是有限的，他的举动带有孤注一掷的冒险性质。如果印尼共领导思想正确，当机立断，旗帜鲜明，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权，领导全党坚决反击反革命势力的猖狂进攻，印尼革命形势仍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是，由于印尼共领导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苏加诺的“政治解决”上，在白色恐怖大举袭来之时仍然抱着幻想不放，对反革命进攻忍气吞声，一味退让，在紧要关头不奋起抗争，党的领导人东躲西藏，全党失去领导，不知所措，因而坐失时机，使苏哈托将军有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借苏加诺的名义向印尼共挥舞屠刀。印尼共全党当时基本上是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如果印尼共领导对局势发展不存在侥幸心理，就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
第五，在1948年的茉莉芬事件中，以慕梭为首的印尼共产党人能成为那“有权站在最高山巅的山鹰”；而在1965年，印尼共的力量比1948年大了许多倍，形势比1948年有利得多，印尼共领导这时为何未能成为“有权站在最高山巅的山鹰”？这是因为慕梭等人对非和平斗争有思想准备，而艾地等人则缺乏这种准备（支持翁东等人的行动也与这种思想状态有关）。
第六，印尼革命的这次失败再次说明，这个国家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军队。只要武装部队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手中，印尼无产阶级就难以通过和平方式真正地取得政权，实现革命的目的。
第七，印尼革命的这次失败还说明，地主、资产阶级对革命政党和劳动人民极端残忍。从事公开合法斗争的印尼共产党在天高气爽、万里无云之际需要切实做好对付狂风暴雨的准备，必须具有充分的应变能力。但是，由于党在领导思想上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而未能做到这一点。
第八，印尼革命的这次失败也说明，一个伊斯兰教势力很强、其上层又同封建地主密切结合的客观社会环境，给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活动带来了极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苏哈托将军实行白色恐怖，就是依靠这股宗教势力作为群众基础。对这种情况估计不足，对进步势力估计过高，是导致印尼共领导发生失误的一个原因。
第九，印尼共中央在领导思想上发生失误，国内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是有一个苏加诺。苏加诺的联共政策本来是印尼共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但是，躺在苏加诺身上，企图在他的保护伞下达到革命目的，有利条件就变成了不利条件。
第十，印尼革命的这次失败再次说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央领导是否正确，党的领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党中央在紧急、关键时期的总方针和战略决策是否正确，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方面发生重大失误，全党平时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党只能长期在黑暗中苦斗，甚至遭到毁灭。
印尼共这次惨败的教训，将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车之鉴。
共产主义运动会遭挫折，但它终将会向前发展。尽管道路坎坷不平，然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终将指引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夺取胜利。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世界上一个著名的火山国。火山山脉从苏门答腊岛走向爪哇岛，到鲁沙登加拉群岛，折到苏拉威西岛东北端，绵延数千里。不少火山都是活火山。在表面宁静的地表层下，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景色：熊熊的岩浆突破障碍，打开通道，奔腾而出，伴随着浓烟，划破长空，呼啸咆哮，打破人间的夜静。
印尼人民喜爱山鹰，特别是那“有权站在最高山巅的山鹰”。
在看到这种山鹰的时候，在这个群岛之国里，就会发出一阵阵热情的赞歌声：“山鹰，那有权站在最高山巅的山鹰，你展翅飞翔吧！冲破层层乌云，迎着暴风骤雨，穿过激雷闪电，飞翔吧！勇敢前进，迎接那群岛之上的晴朗的蓝天！”
（原载《第三次白色恐怖》，华夏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128—193页）
1964年8月1日张海涛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在我驻印尼使馆举行的“八一”招待会上
[1] “朋”，在印尼文中意为“兄弟”，是一种亲昵的称呼。“朋加诺”，即称苏加诺为加诺兄；下文“朋艾地”意为艾地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