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构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两次历史性结合
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的“第一次结合”论的提出者和完成者，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并对这些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通过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毛泽东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第二次结合”论的提出者和先行者，目的在于“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这一结合分成两个大的历史时期。
“第二次结合”的第一个时期即前22年(1956—1978年)，以党的八大(1956年9月15—27日)为标志，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关于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问题。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难能可贵的探索，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并且完成了“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的转变，由此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有曲折、失误和教训，但是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和物质技术基础。
“第二次结合”的第二个时期即后30年(1978—200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广大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发展规律，大大推进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结合和大飞跃
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初步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及作为这一总路线的具体展开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领导力量，以及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奋斗目标、方针和政策。中国新民主主义及其过渡或转型的实践(1921—1956年)及其理论成果，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如何进行革命和建设，如何打通转向社会主义之道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大飞跃。
其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思想(1921—1949年)主要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经济结构的论述、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最重要标志。这是对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列宁发展了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的深化和中国化，也是对马克思“三形态说”、“五形态说”和“东方社会”理论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化和发展。
其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1949—1956年)主要包括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特征的概括、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自愿互利和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两种统一战线和两种联盟的思想、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思想等。因为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如何把握过渡与转变的时机、转折点、改造方式和具体步骤，怎样过渡与转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现成的答案。虽然在过渡时间上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上不尽如人意，但是，这毕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和建设理论在中国创造性应用和发展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结合和大飞跃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大飞跃的提出者、先行者和探索者，他在1956年4月4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
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在这一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展开了长达22年的探索过程，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与失误”(1956—1965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暂时中断”(1965—1978年)这两个阶段，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了开拓性探索和创新性贡献，由此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而言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其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努力建设成为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强国;三是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谨慎辨识关于“建立”与“建成”社会主义的两种表述，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理论基础;四是对处理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初步探索，对轻视和消灭商品经济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五是统筹兼顾，生产力区域合理布局，各得其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六是自力更生为主、国外市场为辅的对外经济战略，以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方针和政策，等等。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题和特点，是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和道路，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第二次结合”的第二个时期(1978—2008年)，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形成了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大推进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一是关于中国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四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标志的基本经济制度;五是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六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的理论;七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观点;八是基于科学发展理念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等。这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特别是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顺利对接与有机结合的伟大创举，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3]
二 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定时代和历史阶段上的理论体系是关于一种学说的概念、范畴、规律和理论的集成、总和、系统或有机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看重理论“结构”或者逻辑“体系”，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并且阐述了这一体系的时代性、历史性和严整性:“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4]。同时，也验证了一句名言:“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5]
其次，尤应倡导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和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卢森堡(Rosa Luxemburg)、卢卡奇(Ceorg Lukacs)等人推崇“总体性”、“总体范畴”及其“至高无上性”原则，指出:总体范畴是辩证法的支柱，“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6]。
马克思总体方法论和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的实质，就是“思想总体”如何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逻辑地再现社会经济形态总体的一门学问，一言以蔽之，就是构建“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运动的逻辑体系[7]，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这一经典论断出自被马克思评价为“为重要的社会关系观作了第一次科学表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经济学手稿)之中的“经济学提纲”(8条)，其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不亚于彰显马克思哲学革命原创性成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反映和最为突出的理论成果。两者既有共性，同时后者又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主导理论、演变路径和发展规律。
两者的共性是:(1)它们不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简单叠加，它是由一系列有着内在逻辑性和内在层次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或者主导理论构建成的科学体系。(2)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初级阶段理论、时代理论是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石。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标志的党的基本路线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和鲜明体现，是以初级阶段为客观依据，也是现时代的内在要求。(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它们共同的主题。(4)关于三个“没有变”的判断，是这两个理论体系对于整个国情、世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方位的科学判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两者的个性是:虽然它们都可以从“围绕一个主题、探索和回答四个基本问题”的角度加以研究，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但是它们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主导理论、演变路径和发展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以及这四大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全面推进的战略思想，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其主导理论包括改革开放理论、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政治建设理论、文化建设理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理论、国际战略理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论、党建理论等。而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个性和特征是:
(1)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则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确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体制和机制，怎样搞好社会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着重解读和科学地阐述“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这一重大问题，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研究为起点，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为主体，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为展开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换而言之，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出发点;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强大动力。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等是其主导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领域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2)这一体系在表述形式上，已经出现了摆脱对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全盘肯定和模仿的倾向，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大众化和时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体现了它的科学品性和创新能力，因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8]。“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元素”、“中国奇迹”、“中国速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举凡农业承包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财政包干制、价格双轨制、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主创新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等术语、概念和范畴，已经为世人所熟悉和运用。
(3)这一体系在结构层次上也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是指其位于抽象层面的基础性逻辑层次，即从抽象层次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以及在继起的更高层次上涵盖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理论，以及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相互关系的理论等;第二，宏观层次，涉及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环节及其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第三，微观层次，涉及微观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第四，侧重现象层次和具体层面，具有综合化、政策化和宽泛化特征的中国模式理论，涉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9]
总的来看，第一层次决定中国经济学及其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而第二、第三、第四层次的运行和发展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的具体反映，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关的，并且在第四层次的中国经济模式得到最为具体的综合反映。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仅仅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在现象层次或者具体层次的折射或者反面映象。
(4)这一体系形成与发展大致划分为三大阶段:
一是中国经济学体系的酝酿和探索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1978 年)。这一阶段的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按照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范式”而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理论。研究内容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领域，目的性和宏观性很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需要来注解和诠释政策的意图非常明显。
应该强调指出，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的经济思想，尤其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以及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笔记等重要文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经济理论作了有益的初步探索。
此外，中国经济思想界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经济理论，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其中包括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及其“价值规律论”、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顾准文集》以及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等。同时，召开了一些有影响的经济理论研讨会，对经济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大争论，其中包括关于商品市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特征、按劳分配、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速度与比例等问题的讨论(1956—1959 年)，以及关于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
二是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2002年)。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性转移，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这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创立的起点，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被邓小平称之为“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制和经济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
这一阶段经济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讨论和探索是空前活跃、异常繁荣的，尤其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也编写了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例如，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蒋家俊、吴宣恭主编的南方16所高校合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史称“南方本”)，谷书堂教授、宋则行教授主编的北京13所高校参与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史称“北方本”)，卫兴华教授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刘诗白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魏埙教授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确立中国经济学体制的框架，有助于中央关于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
三是中国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阶段(2003— )。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提出了关于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总体性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回答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怎样处理政党、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以及在推进的各个具体阶段上，不断解决“改革什么，怎么改;开放什么，怎么开放”等问题。[10]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分配原则、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发展战略、对外开放，以及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具体途径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发展理念，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由此表明: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基本规律和完善中国经济学体系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应该强调指出，自2004年以来，中央直接部署和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其中包括编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在内的一系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
(5)处在大转折时代坐标之上的中国社会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其鲜明的阶段性或过程性、开拓性、不成熟性、双重过渡性和改革开放的渐进性，因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由此而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体系是具有典型的过渡和转换性质的转型经济学体系。“经济转型”是苏联政治家和理论家布哈林最早使用的概念。世界上迄今为止大约有30多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转轨或过渡。而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在目前只能构建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该体系应保持一定的弹性，以免让不成熟的体系来束缚实践活动。
(6)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马克思穷其一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但其主要精力用于构筑资本主义经济学逻辑体系，相当于他所设想的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的第一册。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也是如此。广义的中国经济学体系(狭义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是特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李大钊时期，下可至世纪之交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是因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何时能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1]。应该强调指出，尽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已经基本具备形态化、体系化、时代化的特征，但是，作为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又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等重大的历史变革，这就使得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无疑加大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难度、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难度，以及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经济学体系的难度。“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2];“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因为理论来自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又由实践来修正和完善并且归根结底由实践来检验。
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是历史合力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中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是谁创造的?它们无疑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成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产物。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每一个重大成果，是全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和实践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
这里不仅仅归功于众所公认的党的领袖人物卓越的理论贡献，也包含着党的领导集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子恢、李先念等所作出的贡献，其中包括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张闻天、李达等所作出的贡献。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李大钊)[13];“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恽代英);而刘少奇在1941年就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4]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归功于党的领袖人物及其党的领导集体的贡献，而且也包含着全党理论工作者以及专业的或者职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作的创造性努力。其中，既包括出生于20世纪初期，大都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时期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薛暮桥、许涤新、孙冶方、顾准和卓炯，以及马寅初、沈志远、王学文、狄超白、管大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者。同时也包括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刘国光、吴敬琏，以及厉以宁、董辅礽、苏星、林子力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者。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工作者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于生产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次大讨论，都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理论产生的渊源和创新的源头来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合力的产物。首先，它是所处时代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性和多元化，以及时代转折期的凸现是当今时代的四大主要特征。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思考重大问题都是具有强烈的“时代”嗅觉、“问题”意识、德国本土“情结”、并崇尚实践品性和主体精神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实际上是关于哲学现实品性、实践品性、本土性和主体性的序言，这里讲的“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5]。可见，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又是以时代意识为前提的。
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条件还没有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时代推出问题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历史使命或任务，时代又孕育解决问题的物质条件;时代催生符合时代精神和时代主题的思想、原理、理论和学说，亦即每个原理和思想体系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从而打上时代的烙印;时代造势，甚至“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黑格尔语)。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时代主题，具备“时代”嗅觉、“世界”眼光和“本土情结”，正确回答“什么是时代，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怎样解决当今时代赋予我们的时代问题”，才能制定反映所处时代、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6]。
时代孕育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态，同时也是这一形态所具有的新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而“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17]。这是马克思的创造性发展观和从属性发展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有机体制”(列宁更多的使用“社会机体”亦即社会经济形态)及其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正是从低级向高级(“总体”)发展的过程，既体现历史继承性和开放性的“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的从属型发展过程，又体现历史更替性和创造性的“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创造型发展过程，从而是这两大过程相辅相成的辩证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这是广义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新发展观。
其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运而生，还有三大来源，即国内外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的经验和思想材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赖以产生的实践性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是这一理论产生的基础性来源，而毛泽东思想又是其直接性来源和实践起点;国外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和合理因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补充性来源。如何把握这三大来源的相互关系?遵循创造型和从属型相结合的广义唯物主义发展观，基础性来源强调本源性、始基性，源远才能流长;补充性来源则是非本源性的，带有兼容性和从属性，“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一切文明成果;而实践性来源，则是着眼于开拓性和创新性的实践之源，“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正是这样不断发展壮大的。
一言以蔽之，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树立坚如磐石般的理论信念，应该占据理论制高点，控制学术话语权，从而达到自信、自觉和自为的境界。
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态的新表述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初级阶段的经济总体不同于以往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或者市场经济体，已经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和若干调节要素并存的多元化的复杂的经济系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从以苏学继而西学东渐为标志的引进阶段，转向以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领话语权制高点为特征的“术语革命”、创新和大力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新阶段，旨在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谨防套用西方的理论范式来解读中国的生动实践，从而堕入西方经济学“概念陷阱”或者“范式泥沼”。洞察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大西方思潮之争的进程和融合趋势，尤其吸收和借鉴400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调节经济，以及80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调节经济的经验教训，推出“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这一新话语，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话语基础之上的深化、升华和发展，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态的新表述。
第一，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是一体(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元化混合调节(把“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和“第三只手”等纳入总体调节和协调框架)经济体系。它有利于厘正各个调节方式尤其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边界和活动区间，有利于谨防市场或者政府的“错位”、“越位”、“缺位”或者“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亦即“尸位素餐”;[18]它有利于杜绝两个异化即政府异化和市场异化或者两个失灵、两个缺陷，使其回归本位即政府本位和市场本位。
第二，它既不同于西方兼容理论尤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也不同于法国调节学派理论。既区别于计划经济话语，避免重返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也不套用或者照搬市场经济话语，避免被强行纳入当代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而堕入其“概念陷阱”。
第三，它把市场调节、计划调节或者国家调节以及诸多调节因素，作为其内生变量，纳入作为总体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体系，并且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框架内运行。社会主义调节经济形态实际上是具有多元性和总体性的统一体。
多元化的调节要素包括:(1)就抽象层次若干关系的调节而言，生产力系统诸因素可以区分为:一是“生产力的永恒因素”(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活劳动、生产资料等)以及领先因素或主导因素(科学、管理、信息等);二是生产关系系统诸因素可以区分为原生态生产关系，以及“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19]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发展方式、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产权、分工、管理、股份制等，可以列入领先的生产力因素和非原生的生产关系行列;三是生产力——中介范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2)调节机制层次，涉及第一配置(市场机制);第二配置(计划机制);第三配置(伦理道德、习俗、权力寻租设租、裙带关系)。(3)调节主体层次，涉及企业、国家、非政府组织(例如工会、慈善机构、智库)，以及社会、个人、家庭之间的调节问题。(4)其调节范围则把微观规制、中观协调、宏观调控、社会政策安排、国家经济关系排序等囊括其中。(5)就保障和支撑意义而言，调节经济也是区别于权力调节的法治经济，不能忽视法治对于调节经济的保驾护航作用。
第四，目的在于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话语体系，开启“后西方经济学话语时代”之门。
事物就是过程，就是关系，就是在于运动，调节就是推动事物演变这一主题应有之本义。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也就是多元化(诸多调节因素)一体(纳入作为总体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体系)经济，顾名思义，推动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和经济发展的调节要素，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体制、机制、途径、发展模式和政策选择等，是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所着重考察的对象。这一新术语的特征如下。
一是具有马克思主义遗传基因、元素和话语。人们往往忘记，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系统的社会经济调节理论，而凯恩斯等人提出类似思想要晚一个甲子。调节经济的一级本质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和调节，并且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它的二级本质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和调节规律，在各个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20]马克思指出:“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21]
马克思还以此剖析了三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调节规律。一是以“农村家长制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形态:“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22]二是在商品经济形态，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23]三是“自由人联合体”即产品经济形态，“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一方面，“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4]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的”，[25]人们也就成了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
市场调节在马克思调节经济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马克思在早期是以英国作为研究典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之后的未来社会，尽管不存在商品经济，但是，“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26]尤其在晚年，马克思以发展中国家或者俄国、印度和中国等东方社会作为考察对象，提出了另外一条东方社会发展中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就是利用市场关系或市场机制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总量。另外，马克思对于市场经济的二重性，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李嘉图定律”陷阱(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这一论断被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称之为绝对合理的必然规律)尤其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等资本主义异化作了科学的剖析。
二是具有中国本土化文化根基、价值支撑和话语。秦汉以来一直把经济学视为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学，所谓“以人为本” (《管子·霸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或者把“民生”视为“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问题(《屈原·离骚》)。充分体现其厚生、惠民、彰显民生本位的特征，具有原始的朴素的鲜明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主体本位色彩。其次，既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也崇尚“轻重之术”(《管子·轻重》)。轻重之术就是“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谓失道”(《黄帝四经·道法》)，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之天道(《老子》，第77章)，或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娇，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春秋繁露》)，其中包括“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耿寿昌之常平”(唐·白居易《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策》)在内的平抑物价和调节经济之术。[27]把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融为一体，是中国对于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此外，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蕴藏着“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和合思维、人本理念和朴素的辩证方法。这是社会主义调节话语体系的本土化理论渊源。
三是基于马克思总体性方法论(或者“总体性”原则、“整体性”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学说)和社会或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28]马克思很重视“总体”这一术语，现代经济就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构成的“总体”、“统一体”和“有机整体”，[29]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协调工程。必须从整体、总和、体系、方法论和发展观上把握社会主义调节经济理论，把包括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在内的诸种调节要素作为其内生变量而纳入作为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调节体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十七大提出的“十个结合”是正确处理和调节各种关系的范例。
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虽然提出了调节经济形态理论，但他没有因此否定其他经济形态模式。否则就不能全面系统地探索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就会犯诸如“盲人摸象”一类的认知错误。他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其他著名的发展路线和模式:
(1)社会形态的起源路线:一条是以西欧各国模式为基础的家庭——私有制——国家路线;另一条是适用东方的家庭——“直接的公有制”(“东方形式”)[30]——国家路线。
(2)古代共同体(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货币共同体(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经济形态)。
(3)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表现为目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表现为手段［古代世界］→人类自身的生产(单纯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是手段，物质财富的生产是目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自身的生产(全面发展的人的再生产)表现为目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表现为手段［共产主义社会］。
(4)个体和总体(类)共同发展的原始的浑然的一致性→抽象片面和退化的个体，发展着的总体(类)→具有全面性的个体和总体(类)发展的一致性。
(5)社会经济形态的五形态发展路线和三形态发展路线和模式。
(6)社会机体、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和演进路径，在马克思看来，主要有两组四条路线、路径或模式。第一组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五形态路径，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三形态路径;第二组是关于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各国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模式和演进路径，以及另一条适用于东方、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发展道路和模式。
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话语体系的精髓，就是在洞悉“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亦即主观辩证法逻辑运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宗旨)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在有效调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客观辩证法运动过程中，在诸种纷繁复杂的调节要素交叉作用过程中，寻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合力”。[31]
我们应该努力破解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三大难题。
第一，着重寻找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边界厘定、变动和修正的规律，是这一新话语体系的重中之重。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完全由政府调节，就会走向计划经济;完全由市场调节，就会走向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应该尽全力寻找和剖析经济发展全过程中平衡各种关系的契合点、调节点或者制约经济发展的合力，适时调整相关调节政策，不断地纠正市场缺陷和市场异化或者政府缺陷和政府异化亦即错位、越位、缺位现象，有针对性地处理不同阶段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
例如，习总书记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概括: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在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搞好政府自身建设是重中之重。这是一篇大文章。应该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力图清除滋生权力寻租—设租亦即权力调节或配置资源的土壤。
第二，要真正区分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包括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等)和准公共产品(包括高等教育、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等社会公益事业)。凡是供给和服务涉及住、行、信息对称、司法公正、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尤其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都属于广义的公共品范畴。实践证明: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试验问题丛生，社会保障覆盖面有限，房地产的泡沫化，因此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重灾区。因此，要真正弄清楚哪些行业可以市场化，哪些是处在市场和政府接合部的行业，哪些是要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扶持乃至需要运用国家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产业。另外，还要正确处理具有发散型、开放型及风险型特征的市场改革与带有集中及凝聚型倾向的政府改革之间的关系。政府自身的治理严重滞后，政府还掌管大量本来应该交由市场配置的资源。
第三，如何着重从理论上阐释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形式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和调节，并由此而构建一种话语逻辑体系，这是构建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话语体系的难点和创新处。私有制与市场经济这两者关系的调节、兼容和相互融合，曾经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公有制社会形式与市场经济这两者关系的调节、兼容和相互融合，必将在更高一级程度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灿烂和辉煌。
可以断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传承马克思调节经济理论、总体方法论和中国文化传统，必然转化成为巨大的学习红利，从而释放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调节经济发展的正能量和物质力量，进而从学习型大国转变为学习型强国。
[1]《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4月4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意见。并且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一书中“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章，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2]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章，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3]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纲领角度予以解读，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实施互利双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走中国特色城镇发展道路，促进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
[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4页;《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页。
[5]［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6]［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
[9]学术界有的同志提出“九点”论。指出:中国特色经济学经济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其基本范畴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其逻辑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围绕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基本范畴和基本线索，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的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它们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除了以上九个方面最基本的内容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政府职能和政府调节的理论等也都很重要。
[10]邓小平还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当然，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见，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12]《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13]李大钊:《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转引自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简编》第2卷，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14]刘少奇在1941年7月13日致孙冶方信件，《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236页。
[18]语出自东汉班固《汉书·朱云传》:“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20]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及其调节机制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单位商品上花费的劳动时间不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不超过生产这个商品平均所需要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在不断降低这个必要劳动时间的最低值。当然，这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进行为前提的。马克思提问:“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他回答说:“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正像它不断地打乱这种分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23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22]《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页。
[23]同上书，第92页。
[2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2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页;《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26]《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3页。
[27]中国历史上平抑物价的调节之术。例如，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平准政策:“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见《管子·国蓄》)。西汉宣帝五凤四年，“(耿)寿昌遂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便民之”(见《汉书·食货志》)。这是“看不见的手”(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和“看得见的手”(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相结合的典范。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