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第二次结合(上)
毛泽东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第二次结合”论的提出者和先行者，由此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二次结合”的第二个时期，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的新时期，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大推进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1956—1978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了开拓性探索和创新性贡献，其经济思想主要集中于《论十大关系》(1956年)、《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8年、1959—1960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等著述，以及散见于一系列讲话、文件和批注之中。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题是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和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1956—1978年)
毛泽东既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第一次结合”论的提出者和完成者，还是社会主义时期旨在“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第二次结合”论的提出者和先行者。[1]这一时期以党的八大为标志，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经济学界对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难能可贵的探索，由此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尽管这种前无古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和实践中断于三年“大跃进”时期，以及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些挫折、失败和徘徊，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代价极大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题是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和道路。其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 党的八大前后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经济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阶段(1956—1958年)
这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第二次结合的启动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繁荣时期。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与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以及中国经济学界反对照抄苏联经济模式，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其一是理论成果。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8年、1959—1960年)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精华。此外，还有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探索成果。
其二是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即《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1956年10月)，以及1958年开始实施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虽然没有涉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却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帷幕。但这些探索与此后的实践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才逐步确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二 “大跃进”运动中的严重失误阶段(1958—1960年)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5—23日)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两重性表现在，一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主题，同时又强调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急于求成、急于过渡与过早地用共产主义原则代替社会主义原则的“左”的指导思想已经在高层占据主导地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由此而全面铺开的“大跃进”运动、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2]，严重泛滥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1959年8月2—16日)在全党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和继续“跃进”，终于造成1960—1961年国民经济的严重的灾难。
三 1960年冬天以后的五年经济调整阶段(1961—1965年)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14—18日)通过李富春、周恩来推出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进入了长达五年的调整轨道;并且要求中央领导和地方党政负责人相继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确定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1965年初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6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2235亿元，标志着国民经济调整全面完成。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失误，在理论层次上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道路的探索。例如，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能需要一百年，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应该区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以及发达的社会主义与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等等。但是，对于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未能突破基本上的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框框。究其原因之一，是受到另一种有害的“左”的探索倾向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左”倾错误观点更加系统化、理论化。这样，党对社会主义探索的主题已由社会主义建设转为如何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的探索，往往也被扣上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而遭到批判和制止。社会主义的探索走上了更曲折的道路。
四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和两年恢复整顿阶段(1966—1978年)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开启的标志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五七指示”以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1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此开始了国民经济发展历史上的极不正常的十年动乱的年代。我国经济建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深受“左”倾思想的支配。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但由于我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尤其经历过周恩来主持下的第一次整顿(1972—1973年)，以及邓小平主持的第二次整顿(1975 年)，粮食生产还是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
恢复整顿阶段(1976—1978年)突出“抓纲治国”，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陷于瘫痪半瘫痪的国民经济搞上去。虽然这种恢复和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还带有以往时期的烙印和局限性，但是，全党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而不光是阶级斗争了。这就为下一阶段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战略转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及其理论创新的每一个重大成果，也包含着全党理论工作者以及专业的或者职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作的创造性努力。在上述各个阶段作了宝贵的理论探索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薛暮桥、许涤新、孙冶方、顾准和卓炯，以及马寅初、沈志远、王学文、狄超白、管大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者。
综上所述，我们党经历过22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经历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重大挫折，但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党逐步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多次反复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也为我们逐步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条件。
第二节 毛泽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和贡献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题是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和道路。作为“第二次结合”论的提出者和先行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作了开拓性探索和创新性贡献，由此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于《论十大关系》(1956年)、《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8年、1959—1960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等著述，以及散见于一系列讲话、文件和批注之中。
一 《论十大关系》中的经济思想
《论十大关系》中的经济关系涉及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后五个关系主要涉及政治方面的关系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该文是为党的八大定方向、定基调、定道路的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它涵盖五大经济关系在内的，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1．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牺牲农业轻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办法，与中国是大农业国的国情不相适合，力图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就是既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又要重视生活资料的生产，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比用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会使重工业获得大量资金而发展得多些和快些，会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此外，毛泽东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书中，阐述了关于两条腿走路、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观点。中共八大会议进一步指出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必须努力发展农业，并在农业和工业相互配合发展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既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又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以及在沿海14个城市实行特殊政策、开办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毛泽东这一经济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精辟地阐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加强国防就得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要用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和降低军政费用比例的办法，来增强国防力量。
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三者必须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关系。同时还提出给工厂企业“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的设想，这是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思想萌芽。
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正确处理全国整体利益和地方本位利益的关系，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里提出了改革过于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向地方分权的初步构思。
《论十大关系》及其关于五大经济关系的阐述，在毛泽东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成果中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指出:“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3]其次，这本书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论断;关于中国主要矛盾的全新的界定，以及把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论断;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即从中国实际出发，必须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实现标志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以及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企业民主管理方面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设想，等等。
二 《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的经济思想
1958年到1960年期间，毛泽东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有所觉察，多次号召全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因为斯大林是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人，许多主要观点是正确的，缺点是只讲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毛泽东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这些批注和谈话主要涉及:
1．关于能否认识、如何认识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毛泽东剖析了人们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第一性的存在与第二性的思维、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自由与必然、现象和本质、特殊与一般、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形而上学与辩证法、量变和质变、先进与落后、稳定与变革、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矛盾性质和理论创新，进而深入探讨了能否认识、如何认识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
毛泽东认为，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他赞同斯大林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相提并论，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毛泽东以中国为例，承认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的下述观点: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5]因为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同时也否定了斯大林的关于消灭、创造规律的观点:因为这是把客观规律和法律混为一谈，把客观规律和计划混为一谈，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作为意识形态的计划要反映实际反映客观经济规律，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订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
他进而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跟头?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10年，甚至更长。
2．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既照搬斯大林的观点又发展了斯大林的经济思想，对于纠正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起了巨大作用。这一部分的谈话、建议和批注所占比例居多，最具理论价值。
第一，毛泽东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关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全力发展商业的经济理论。他分析了我国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主要前提，在两种所有制存在的时间内，必须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去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密切相关，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他否定了所谓商品生产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进而主张取消商品生产而力图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观点。他重申了斯大林的论断: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他把这一问题上升到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立场的高度: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商品生产还要大大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了人民公社以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
第二，关于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见解。这是对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商品生产只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的否定。例如农业产品是商品，工业产品例如农业机械不是商品，那如何与农民实行交换呢?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第三，关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服务”论、“工具”论和“限制”论。毛泽东肯定了斯大林关于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的同时，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的两重性仍然存在，要限制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充分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这个有用的工具。
毛泽东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但还是有其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一方面，他承认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强调调整价格就是调整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另一方面，他坚持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力图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即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价值规律可以作为计划工作的有用的工具，但是不能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
3．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的观点，主要照搬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三段论模式，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与产品分配。但是，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斯大林的经济思想。
第一，在生产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必须破除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
所有制问题本身也有个变化、变革、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但是在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第二，毛泽东批判了苏联教科书关于分配理论的错误观点，即不讲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的分配视为决定性动力。另外，在他看来，在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形式中，尽管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应该先公后私、公私兼顾，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否则会走向“物质刺激绝对化”和“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片面化”。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第三，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而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这是一条规律，毛泽东进而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4．“同时并举”和“两条腿走路”。毛泽东鉴于苏联“一条腿走路”即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而不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教训，推出关于一整套“同时并举”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内部，以钢为纲;农业内部，以粮为纲;大中小同时并举，洋法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大中小并举以大为纲，中央与地方并举以中央为纲，等等。这是一个创新，尽管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提法值得商榷。
5．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什么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也是毛泽东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提出三个先决条件或者标准。毛泽东以此画线，并且根据中国的国情而加以发展。
(1)必须确实保证“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这是基本的条件。我们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进并举，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社会产品。
(2)“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3)“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为此，需要减少劳动时间，实行综合技术教育，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不是社会主义。
6．关于如何撰写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意见。
首先，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过程中。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最后，斯大林正确地批评雅罗申柯的经济学，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他自己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只讲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不讲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
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记录，是总结苏联42年和新中国1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方面的重要成果和巨大贡献。
[1]《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主席在3月19日和3月24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一书中“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章，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告，1958年土法大炼钢铁，全民大办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小土煤窑，至少亏损50亿元，而1957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是310亿元。炼出来的土钢土铁，由于质量差而不能使用。大量的钢铁器物的损害，山林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以及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更是难以计算。此外，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
[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5]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