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旅行”的内涵和社会属性

“大旅行”是Grand Tour一词的直译。Grand Tour一词源于法语，意指“在（欧洲）广大地区长时间地游历”。[5]在英国，天主教神甫理查德·拉塞尔斯首先在《意大利之旅》一书中使用“Grand Tour”一词。其后，一些旅行作家时常以该词为著作的标题，来描述当时英国社会上层特别是贵族和乡绅子弟在欧洲各地长时间游历、学习的现象。[6]后来，“Grand Tour”一词逐渐成为英文中的一个专门词语，而它所指称的现象则成为“18世纪及此前数个世纪中英国社会史上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7]

在西方学术界，学者们在“大旅行”的具体内涵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许多学者常常采用模糊策略，不对“大旅行”进行明确定义。不过，他们却主要将著作的标题限定在18世纪。崔思的著作主要探讨的是“漫长的18世纪”（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期）中特定人物的旅行，而且，他主要采用描述的方式，而没有使用分析的方法。希伯特则利用当时的记述，来追溯游客往返于那不勒斯的“典型”旅程。不过，他并没有能够说明自己确定典型的标准是什么。某些研究者虽然对“大旅行”的定义进行了讨论，但他们的定义却常常流于简单化。例如，兰伯特就提出时间是关键因素，“行色匆匆则不称其为‘大旅行’，不慌不忙，即有时间悠闲地旅行，是‘大旅行’的本来面貌”。[8]崔思似乎将“大旅行”等同于“一劳永逸”的参观。他同时还补充说，除非旅行者设法抵达了意大利，否则，他就不能认为自己是“大旅行”游客。[9]唐纳则提出，“大旅行”可以用“旅行者的社会阶级或所去的地方”来进行界定。[10]而他本人所选用的界定标准则是后者。[11]

然而，对“大旅行”进行前述那种过于简单化的定义，容易造成将19世纪初的旅行仅仅看作是18世纪实践稍加修改的翻版。例如，琳妮·魏希的著作《“大旅行”与库克之旅：休闲旅行的历史1750—1915》的标题就暗示，在“大旅行”衰落之际，跟团旅行出现了。显然，魏希认识到1815年后的旅行者“将不同的情感带到了他们的旅行之中”，但在其中冠以“大旅行的再思考”这一醒目标题的章节里，她认为这些旅行者在“竭力重新创造昔日的‘大旅行’”。[12]弗兰克·单蒙在论述罗马考古对英国建造师的影响时采用了相似的方法，并着力淡化其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单蒙在审视“后拿破仑统治时期英国人恢复18世纪旅行传统的各个方面”之后，指出“相当比例的旅行者……依然是富人和贵族的子弟，他们正力图完成自身的教育”。在对19世纪描述意大利的旅行记述进行分析后，他断言：“写这些书的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18世纪的同类大抵相似：参观古迹和现代艺术博物馆……获取艺术品，学习外国语言和礼仪，参加各种沙龙和当地的节日，行止放浪，吟诗赋句，如此等等。”[13]约翰·唐纳同样试图将“大旅行”延伸至19世纪。虽然他在“经典的‘大旅行’”与“浪漫主义的‘大旅行’”之间进行了区别，并用“浪漫主义的‘大旅行’”来指称19世纪初期的旅行，但他却竭力淡化二者之间存在的任何重大差别，并指出，旅行的空间模式与17世纪大体一致，仅仅是某些细微的变化将二者区别开来。[14]

由于西方学者对“大旅行”性质和内涵认识的分歧，他们对“大旅行”的界定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最早对“大旅行”进行全面研究的美国学者威廉·爱德华·米德认为，至少从意图来看，“大旅行”并非仅仅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而是“英国上层社会青年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种教育形式”。“如果一个人根据时人认可的方式，在胜任的私人教师陪同下进行‘大旅行’的话，那就意味着，会有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穿越法国和意大利的旅程，及穿越德意志和低地国家的返程之旅……这样一次旅行通常需要三年的时间。”[15]R.E.W.麦迪逊基本上赞成这种看法，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大旅行”不过是对此前流行的大陆旅行的不同叫法而已。它主要限于贵族及富有阶层的成员，在当时被视为绅士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对未来职业生涯的重要准备。[16]

美国科学与艺术院院士（2002）、波士顿大学教授布鲁斯·里德福德以众多历史个案及时人批评“大旅行”的资料为依据，对“大旅行”的内涵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他认为，“大旅行”必须包括如下一些限定条件：首先，必须要有一名男性青年贵族（贵族或乡绅的一员） ；其次，必须要有一位全程监护的家庭教师；再次，必须有一个以罗马为主要目的地的既定旅行路线；最后，青年贵族必须在国外旅行长达2—3年的时间。如果不能满足所有这些条件，它则不称其为“大旅行”。[17]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杰里米·布莱克是“大旅行”研究的另外一位重要学者。在布莱克的研究中，他不仅将富有的英国青年男子在法国和意大利进行的长达多年的旅行，还将许多其他青年男子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旅行、英国人因健康原因而在巴黎或温泉疗养地的快速旅行，乃至英国人在整个欧洲的旅行都纳入自己的“大旅行”研究之中。[18]英国北安普顿大学的约翰·唐纳对“大旅行”的界定与布莱克教授的界定如出一辙。在唐纳看来，“大旅行”就是“社会中富有阶层为文化、教育、保健和精神愉悦等目的而在西欧进行的游历”，是旅游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大旅行”是旅游历史连续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看作是在古代世界便已存在的文化旅游的再现形式。[19]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大旅行”的界定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从狭义的层面上理解“大旅行”，将其定义为“英国上层社会为教育的目的而前往欧洲大陆进行的旅行”，这也即国内某些学者所谓的“大陆游学”或“游学”。[20]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存在，它主要与“英国富家子弟”、“欧洲大陆”及“教育的必经阶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世纪学者在欧洲大陆的学习之旅是这种传统的先声；近代初期牛津大学学子开启的赴欧陆寻求新知识的热潮，则是此种实践的开端。1670年理查德·拉塞尔斯《意大利之旅》一书首创的“Grand Tour”则是对此种旅行最为凝练的概括，而当今盛行的游学则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的研究者米德、康斯坦莎·麦克斯韦尔、保罗·富兰克林·柯比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布鲁斯·里德福德所研究的欧洲“大旅行”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21]

另一种倾向则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大旅行”。爱德华·钱尼、杰里米·布莱克、约翰·唐纳以及布赖恩·窦伦等学者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到18世纪，欧洲“大旅行”现象显得越来越纷繁复杂，“大旅行”的参与者、目的也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欧洲社会中各阶层为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保健和精神愉悦等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目的而在西欧进行游历的现象，都可以纳入“大旅行”研究的范畴之内。而从内容上看，它也更为丰富，“大旅行”的整个进程中不仅有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活动，还包括了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换言之，“大旅行”在他们看来就是现代旅游的前身。

就如何才能准确地认识“大旅行”的性质问题，剑桥大学的迈克尔·赫弗德认为，只有通过探讨“大旅行”及其参与者的关键特征，才有可能揭示其目的和功能，从而提出一个可行的定义。没有这样的定义，就必然会导致如下一些问题的模糊不清：即“大旅行”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终结的呢？还是继续得以存在至19世纪，直到铁路及与铁路相联系的大众旅游的出现，才最终消失。[22]为此，部分学者常常将“大旅行”看作是18世纪男性精英成长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经历，它表明一个人具有了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社会精英的资格。[23]然而，以精英阶层为中心来探讨“大旅行”这个主题却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首先，这种做法假定“大旅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制度化。事实上，它所提出的被正式化和特殊化的贵族成长仪式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得到现存资料的支撑。其次，此种假定导致“大旅行”的某些方面受到忽视。例如，“大旅行”可能还包括接受一段时间的正式教育，与那些在都灵的专门学校学习马术和击剑、进入莱顿（荷兰城市）或帕多瓦等城市的大学学习的年轻人所遇到的情况。此外，就参与者和旅行线路而言，“大旅行”始终是一种国际现象，而这一点却往往因学者们过分关注英国旅游而遭到忽略。[24]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将“大旅行”视为精英阶层特有的现象，并将它过分地具体化，以致我们必须在进行“大旅行”的游客和其他类型的旅行者间进行区分的话，那同样存在着危险。对学者来说，对“大旅行”进行定义要比识别“大旅行”的游客容易得多。并非所有的旅行者都是游客，而游客也并非都是在进行“大旅行”。况且，从总体来看，进行“大旅行”的游客也是非常不同的一群人。这些差别对研究“大旅行”的学者的重要性要比它们对那些曾经进行“大旅行”的人抑或是带领他人进行“大旅行”的人乃至描述“大旅行”的人都要重要得多。除理查德·拉塞尔斯、托玛斯·纽金特外，当时的作家和评论家通常并不提及tour一词，更不要说将其界定为Grand Tour，他们甚至没有在该词语的前面加上定冠词。[25]相反，当时的英国人常常使用“旅行”一词。

就“大旅行”的参与者来看，他们也并不仅仅是一些处于青春期晚期的男性贵族。正如英国向欧洲各国派驻领事一事所表明的那样，居住在海外的英国人中总是会有相当数量的商人。士兵和外交官因为职业的原因而旅行，艺术家则为了接受训练而旅行。在作为“大旅行”鼎盛时期的18世纪初，许多妇女也沿着类似于“英国绅士”旅行时所经过的线路，在欧洲大陆各地旅行。旅行线路因各个旅行者或旅行团队的动机、兴趣或职业规划的不同而不同，它们可以根据旅行者具体职业规划的需要而加以调整。[26]例如，打算将来成为军官的人通常前往普鲁士参观军事演练，而雄心勃勃的建筑师则往往要前往意大利北部待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人能够比旅行作家更清楚旅行者的多样性，这些旅行作家通常都是职业导游，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在欧洲各地游历。约翰·布雷瓦尔就证实，“如果有一位旅行者致力于探究各国的政治、风俗和礼仪，那就会有另一位旅行者在致力于探究其自然史；如果一位旅行者以探究各国的制造业和商业为目标，那另一位则会以探究其古典遗迹和丰碑为己任”。[27]尽管纽金特以“大旅行”为标题来命名自己的旅行指南，但他却不仅开列出了所描述地区的商品交易会及商品的名单，还列出了各种货币间的兑换比率，所有这些信息都旨在“为商务旅行提供便利”。[28]

因此，在重构“大旅行”的过程中，最好将它视为典型而非习俗。来自富有家庭的青年人确实是在导师的陪同之下游历欧洲大陆的，但与旅行认同在一起并让学者有可能赋予其“制度性”地位的那些传统，明显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就应该谨防因过于关注进行“大旅行”的游客而忽略了同一时期在欧洲旅行的其他男男女女。18世纪，在欧洲进行旅行是艰辛的，而且费用不菲，即便是那些拥有足够财富的人也不会尝试一生中在国外进行多次长期旅行。旅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危险要求人们在年轻、相对健康而强壮的时期进行旅行。一旦他们回到国内，他们常常不再前往国外旅行，这或许是因为费用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岁月消耗了旅行所需要的精力，或许则是因为成人的责任让他们失去了旅行的机会。这些年轻人在导师的陪同下进行旅行，一是因为旅行的开销就可以借教育的名义而有了一个好的说法，二是因为放任十多岁大的孩子在没有人陪伴、没人监管的情况下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进行旅行是不明智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正是出于这些日常的需求，约定俗成的做法才得以出现。[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