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休闲概念的梳理
对“休闲”的概念，我们可以从时间性和空间性来进行梳理。“随着人们工作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休闲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大了。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正在发生一种转变，不仅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而且也提供着休闲的机会，让人们通过休闲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更加多彩。”[7]社会的进步使休闲的意义发生了多种变化。“人们的生产劳动以及为了生产劳动而结成的民俗活动，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人们更好地生活，其中包括更好地休闲。”[8]即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善和提高，目的都是更好地生活，“而休闲作为生活方式的一种，便相应成为生产活动提高后所追求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9]。因此，休闲从一开始被人们看作在紧张的工作后得到身心恢复的一个手段，到现在却变成了人们寻求快乐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对人的行业方式、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民俗均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一）出于生命本能的觅食与休憩
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的生活主要依赖自然界，形成一个小而孤立、无文字的“面对面”社会，人们有较强的群体团结意识，没有阶级区别，社会结构僵化，社会活动缓慢、简单并且很少。原始人类为了生存需要，利用极其简单的工具，终日辛苦劳作，以采集野果和捕鱼狩猎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每天都得想办法去获得食物，物质生产劳动占去了大部分生活时间。他们的全部时间除去生产时间外，大致上就是生理活动时间，觅食与休憩之间几乎没有界限。
我国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风俗史》则从衣、食、住、生产、器物、贸易等角度，描绘了处于浑朴时代的初民生活：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罾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盖巢穴为初民之居处。而其饮食则由果食时代，进而为鲜食时代，再进而为艰食，则神农氏时也。火化始于燧人，民间渐脱茹毛饮血之俗矣。太古之民，被发卉服，蔽前而不蔽后。其后辰放氏时，始知搴木茹皮以御风霜，绹发冒首以云灵雨，号曰衣皮之民。至神农时，纺织麻枲，则皮服之俗已变而为布服。不过至黄帝时，而衣裳冠冕始备耳……
太古之民，多取天然物以为食。禽兽亦天然物之一种也，狩猎时代，于焉仰足。然狩猎不可必得，得之也不胜劳苦。且今日得之，今日食之，明日苟不从事狩猎，则不得食也。于是积多少之经验，始知牛羊犬马鸡豕等类，易为我所生得者之易于驯服，遂定为家畜之种，常畜之于家。遇狩猎不足之时，取而用之。然后禽兽始为我所常有。种类孳息，不待狩猎而饶足，是为游牧时代。此时代始于庖牺氏时，绎庖牺之名义，而知庖牺固教民畜牧者也……
游牧之世，民随水草迁徙，土著绝少。至神农氏时，民始知播殖五谷，则行国变为居国。且畜牧必择善地，而农耕随地皆宜。肉食有时生病，谷食不惟不生病，并能养人而却病，非多经考验不克知此。畜牧成效易睹，农耕之收获，必历三时。非民智大开，不能确信而耐久。中国以农立国，而风气早开于是时，由是安土重迁，井里酿成仁让之俗。五谷之食，利赖至今，非偶然也。
狩猎时代，全社会衣食相同，无所谓有无，即无所谓交易。至由狩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耕稼时代，不能遽废狩猎畜牧之事。狩猎畜牧者不必耕稼，则于粒食常不足。耕稼者不必狩猎畜牧，则于肉食常不足。既不足矣，于是有无不得不交通，而贸易之事以起。《易系辞》言：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集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也。然当时货币未兴，除以物交易外，大概山居之民，交易以皮；水居之民，交易以贝。故皮贝即为当时之货币。观汉时尚以皮为币，而财贿宝贵等字皆从贝，可以知矣。
盖草昧初开，为防敌御兽而武器重。为渴饮饥食，而饮食之器、耕作之器起。饮食之器，由窪尊、抷饮、土簋、土
易之以陶匏。而解剖牺牲，不能不借助于庖刀，刀固须金属也。耕作之器有耒耜，有锄耨，有斧斤。锄耨斧斤，亦须金属也。武器以防敌御兽，兼为狩猎之利技。民智未开，至燧人氏铸金作刃，其时必发五金之矿。故由用石时代，突入用金时代，至庖牺时遂有干戈，神农时遂有斤斧，而蚩尤之铠刀剑矛戟大弩，此其滥觞矣。[10]
《中国风俗史》对太古时期人类社会生活的描述，使我们能够透越历史的烽烟，约略地窥视到初民社会的生活风貌。其时的人类还不能从事真正的物质生产，只能靠大自然的施舍，以采集植物性食物和猎获动物性食物为生，显现出以天然资源为生活资料，直接向自然索取现有的生物性食物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尚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与自然的关系还没有全面展开，主要表现就是人类力量还未对自然发生重要作用。在人类社会的漫长进化历史中，采集与狩猎的生活方式持续了200多万年。在如此浑朴而原始的人类生存图画中，初民的绝大部分活动都是以维持生存为主要目的，当时的休憩仅仅限于艰苦的劳动之后的休息和非常有限地对一些活动的参与。
原始时期的休憩行为是“传统的、本能的、高尚的、个人化的，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并同主要的生活组织交织在一起。其特点为本质上的一致性，是正在发生的各种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各种风俗习惯活动”[11]。“人类学家斯普顿和考恩斯（Stumpf & Cozens，1974）在研究毛利（Maori）文化的报告中说，毛利人任何层面的经济生活之中，都伴随有消遣娱乐的成分。”[12]“不管他们是捕鱼、捉鸟、耕田或是盖房子、造独木舟，在所有这些场合中，都能找到可以被认为是娱乐性的活动的痕迹”[13]，例如唱歌、高声谈笑等娱乐性的活动。
当时的打猎、采集、舞蹈与音乐、彩绘自己的身体和壁画等活动在今天看来都具有娱乐的性质和休闲的功能，但在当时，“这些活动的参加者并不把它们当作休闲或闲暇活动，而认为它们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4]。
下文将要提到的棕扇舞，如果追溯其原初形态，其社会价值正如泰勒所说：“跳舞对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轻率的娱乐。但是在文化的童年时期，舞蹈却饱含着热情和庄严的意义。蒙昧人和野蛮人用舞蹈作为自己愉快和悲伤、热爱和暴怒的表现，甚至作为魔法和宗教的手段。”的确，舞蹈是原始初民的生命意识最强烈的体现，他们跳舞，“不是出于审美的需要，而是来自生存的欲望，是对生命的敬重”[15]。人类最初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识，便会通过最便捷的媒介——自己的身体来实现。而棕扇舞中的那些对动物的模仿、对器物的使用，其最直接的功能是取悦神灵、祈福禳灾，都与先民们的生命意识紧密相连。
那么，如果先民的舞蹈中有娱神的意味存在，自然也有娱人的成分存在，毕竟先民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便在于思维与情感的存在。先民的情感也有其复杂之处。从人类生产工具的历程来看，从低级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人类采集狩猎、发明弓箭、学会制陶、饲养耕作和发明金属器具、发明音标字母和使用文字，在整个漫长的历程中，人们会因为狩猎、战争的胜利或失败、自然的恩赐或天灾而产生或喜悦或恐惧等各种情感，当要表达这些情感的时候，他们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叫喊或跳舞。对远古先民来说，舞蹈是一种强烈情感自然流露的行为方式，这正如毛亨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6]18世纪法国舞蹈理论家诺维尔也说：“人类的感情达到了语言不足以表达的程度，情节舞蹈就会大大奏效，一个舞步，一个身段，一个动作，能够说出任何其他手段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要描绘的感情越强烈，就越难用语言来表达它，作为人类感情的顶峰的喊叫，也显得不够，于是喊叫就被动作所取代。”[17]先民们在狩猎的过程中目睹了各种动物的动作，也体验了狩猎成功的喜悦，当他们要表达这种情感时，常常以舞蹈来实现，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他们“在自己的舞蹈中常常再现各种动物的动作。这怎样来解释呢？只能解释为想再度体验一种快乐的冲动，而这种快乐曾经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而体验过的，……因此，模仿动物的动作，是狩猎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毫不足怪，当狩猎者有了想把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他就再度从事模仿动物的动作，创造自己独特的狩猎舞。”[18]在发泄了自身的各种情感后，先民们其实也从各种舞蹈中得到了出于生命本能的一种休憩。当然，在当时先民们并不把其看作休憩。
“既然先民们在他们的狩猎活动、战争或其他生产活动中获得了各种情感体验，并需要表达出来”[19]，于是他们除了通过原始舞蹈，还通过雕刻、绘画等形式来达到目的。
以云南崖画为例。在沧源崖画中表现最多的就是舞蹈，而且舞蹈形象表现出了极强的集体性，不仅动作整齐划一，而且身上没有任何饰物，也无任何道具，属于典型的原始先民的自娱性舞蹈。从表现形式上看，有组舞蹈、横排舞、圆圈舞和拉手舞。这种自娱性舞蹈今天在云南各地仍能看到，如哈尼族的乐作，纳西族的哦热热、打跳、踏足舞，彝族的打歌，藏族和佤族的锅庄等。崖画上的猎首舞，即提着猎获的人头跳舞，虽显残酷，但在世界很多地区的原始民族中都曾有过猎首习俗；狩猎舞，这是原始先民在狩猎之前举行宗教仪式时跳的舞，表现出原始先民丰富的想象力，祭祀的对象有山神或兽神，是一种娱神活动，也是一种原始动物崇拜习俗的表现；羽舞，即在身上装饰羽毛跳舞，是一种模拟鸟兽动作的舞蹈，具有较原始的源头，这也是原始先民只有在宗教祭祀活动时才能跳的舞蹈；盾牌舞，这是一种表现战争场面的舞蹈，用于祭祀、感谢祖先和神灵保佑武士们战争胜利、平安归来的祭祀性舞蹈。
另外，1985年在云南元江县东北它克发现一处崖画，画面有54个人物图像，多为蛙状舞人，在崖画左侧最高处，绘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舞人戴羽冠，中心人物身躯魁梧高大为正面。从舞人的姿态分析，应为一幅表现先民以蛙人舞祭太阳神的原始舞蹈图。元江县境内有哈尼族、彝族、傣族、白族等民族，均崇拜太阳，认为太阳是永恒的神，有古老的太阳神话传说和祭拜太阳的民俗活动。
金子坡崖画位于云南弥勒县金子坡洞坡的断层石壁上，画面有60多个图像，有古彝文17个，经有关人员辨认，其中有“马、跑、炎热、月”等字，有3个字可译为“天天舞”或“天天耍”。其中有一幅杂技表演图，一人手执短棍，上抛圆状物15个；一人左手执一环，右腿“大射雁”舞姿的脚勾一环。有一个像围观舞蹈表演或跳圆舞的场面，画面有9个太阳，其中只有一个太阳有光芒，其余8个都是无光的圆体，应为表现天地、人类的起源神话。
许多学者认为崖画是当时人类一种施展魔术的手段，用以保证狩猎的成功。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狩猎生活的记述的反映，是对某些活动场面的回忆，抑或用以传播狩猎经验。还有的学者认为是先民在闲暇时的游戏活动，用来满足某些精神上的需要。但从云南丰富的崖画资料看，应该包含了人类在远古时期对世界的理解，体现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三种方式：宗教的、实践—精神的和艺术的方式。这几种关系和方式在初级阶段，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些崖画可以说留下了当时原始先民同客观世界最早的多种关系的痕迹，是原始先民当时智能和重要活动的综合体现。
原始先民把绘制崖画作为一种巫术活动，反映出他们同世界之间开始了准宗教关系，同时也说明，他们已经开始用宗教方式来把握客观世界了。具备了一定意识和思维能力的原始先民，在崖画中必然传达出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认识和感受，这些认识和感受既同他们的实践活动直接联系着，又成为他们头脑中的观念。如他们对动物形态的记忆和摹写，说明了他们对动物形体各部分比例的认识和掌握。他们的现实活动同其主观意识具有同一性。这是原始人类同世界的又一种关系，就是被马克思称作“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至于说这些崖画是用来满足他们一定审美及休憩的需要，则是依据他们当时建立起来的同世界的审美关系——人类早期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因此，在原始社会不可能存在有意识的休闲和选择性的休闲，只有出于生命本能的觅食与休憩。
（二）作为劳动力再产生环节的休息
所谓“休息”，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指“暂时停止工作、学习或活动”；在《高级汉语词典》中，是指“暂停活动，以恢复精神体力”。从根本意义上讲，休息的产生是“持续进行劳作后的补充需要，即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和工作以后，心理和体力上都出现一种相当疲惫的状态，需要暂时中止劳动过程，以便恢复生理和心理常态的行为”[20]。对劳动者来说，“没有间隙，便不能持久”[21]地工作。这个间隙，就是休息。所以，劳作之后是休息，休息之后是工作，如此循环往复，成为千百年来历史上各时期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规律。因此，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耕作时代，休息只是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准备状态。
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农民的大量时间因落后的耕作方式主要花费在土地上。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或是终日在田里劳作，或是终日在家操持家务。当时的社会由不同阶层组成，形成由农业人口为底层、有文化的人为中层、政治机构为高层的金字塔结构。在职业上的分工则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如贸易和商业等职化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先秦的统治者开始有意地运用休养生息政策。商鞅变法中有“奖励耕织，给田宅，免徭役兵役”的制度。由此，秦国因变法的成果，从原来势小力弱的地位而成为七国中的强国。西汉则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包括后来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为国力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贡献。
汉代以后，封建社会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达到了高度繁荣。此间，发生了长达几百年的民族战争和大规模的民族流动，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民族杂居的地方都扩大了，由此导致汉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等，南方的蛮、僚、越、爨，西南的巴人、濮人等，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其风俗也传入汉地。这时，中国的文化因吸收了各部族文化呈现繁盛的态势。对文人而言，在满足了其对辽阔疆域及域外见闻所产生的探索和猎奇欲望的基础上，休息被逐渐提升至休闲的层面。士子应试、游学活动十分频繁，行旅不绝于途，旅游文学开始兴起。
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繁荣至衰弱的时期，士大夫阶层中崇尚理性的生活，而休闲生活则是被鄙夷的。明太祖主张复古后，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一切行为准则，不但限制了个性的发展，更磨灭了人性的自由。文人们表面上唯唯诺诺，大谈仁义道德，私底下却精神糜烂。到了明代晚期，时局动荡，人们对前途失去信心，包括皇帝也开始贪恋生的乐趣。此时的休闲受到阶级的限制，成为统治集团的象征。人民大众依然终日劳作，仅有宗教仪式、庆典礼仪与日常劳作结合在一起，作为恢复身心的补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过着封闭、隔绝、愚昧的生活，闲暇时间极少，预期寿命也很短。”[22]有数据说明：“农业社会中人们平均一生的生命周期为35岁，劳动时间占29%，闲暇时间占22.9%。”[23]
从休息和工作的关系上看，一个人工作中的片断休息，不论是1小时、1天或是1周，都仍旧是“工作”这一完整程序中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休息的现实作用和潜在的功能是工作实用功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休息的目的是工作。因此，一个人通过休息恢复体力，从根本上讲不是为了离开工作，而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当人们整天为工作而忙碌，精神极度耗损，体力倍感不支时，利用休息日增加适度的睡眠时间，抑或缓和一下绷紧的精神之弦，确实能够维持身心的相对平衡，并能够恢复和保持充沛的体力。然而，休息的功能也就仅此而已，这是因为从休息的本质功能讲，休息并非用来享受生活。从古代农业社会一直到近代的工业化社会初期，每个社会阶段的生产力结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都决定着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一绵延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从人们的意识角度而论，传统意义上的休息活动无论是主动的还被动的，都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休闲活动。
（三）休闲消费成为社会生产的动力
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力达到空前的发展水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工作时间相对缩短，闲暇时间相应增加。工业社会中人们一生中劳动时间占10.4%，闲暇时间占38.6%”[24]。例如，从1850—1972年的122年，美国工人周工作时间从69.7小时减少到37.6小时，共减少了32.1小时，接近于减少了一半。闲暇时间的日益延长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是因为，工业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机器的广泛采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劳动者阶级通过斗争，终于争取到了每周的固定休息日，这完全可以视为工业革命奠定休闲生活基础的最初里程碑。
社会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对此作过精辟阐述：“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止，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25]故而在社会运行中，从生产开始，中间经过分配和交换后以消费为最后一个环节，四个节点密不可分，相互依存也相互制约。如果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就不难发现，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表现在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最主要的前提是生产，只有生产了相应的产品才能产生消费，没有生产是无法消费的。反之，有了消费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没有消费，只是一味地生产的话，那只能使社会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副作用。那么，必要劳动时间缩短，闲暇时间增多，可以促进消费，而消费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发展。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特别是20世纪开始，人类休闲生活消费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逐步由匮乏单一向丰富多彩的阶段过渡，并且表现为休闲消费支出的显著递增。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大多数的美国人把低于10%的收入用来消费、娱乐、旅游，总的消费支出约为40亿美元；到了60年代，美国人的消费水平有了提高，用于娱乐与休闲的消费超过了总收入的10%，总的消费支出达到400亿美元；到了90年代，全美国人一年的休闲娱乐消费居然达到了4000亿美元。从这逐年递升的态势中可以发现，美国社会休闲生活消费支出大致每隔30年增加10倍，也就在这一段时期，美国的经济得到了强而有力的发展。
在我国，根据刘新平的研究，晚清时期，民众的休闲活动主要有赌博、泡茶馆、体育、旅游和逛公园。这时一些传统习俗走向灭亡，而外来文化的入侵带来了新的思想。20世纪初期世道不安，民众在混乱的生活中谋求生计让自己生存下去，同时内心的压抑与烦恼也在激增，故而对一些具有诱惑和刺激性的休闲活动趋之若鹜。赌博在当时可以说是风靡全城，不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对各种花样繁复的赌博方式了熟于胸。除了传统的麻将赌博外，还有一些西洋的赌博方式传入中国，如彩票、纸牌以及轮盘等。刘新平是这样描述晚清的休闲的：“休闲奢靡成风，土洋杂错。”
到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动荡，经历了战争、运动。但人们的休闲生活并没有就此衰落，反而越发繁盛。上海滩的“大上海”歌舞厅每天晚上人潮汹涌，梅兰芳在上海的首演也依然火爆异常。同期的休闲方式还有逛游艺场、游商业街、看电影、集邮、茶馆聚赌等。
1949—1966年，旧时代如吸毒、赌博等休闲方式被取缔，戏院和茶馆也进行了新的修缮。这17年中，人们把时间放在对家园的重建上，基本没有时间专门进行娱乐。休闲生活通常以一些健康简单的方式组成，如进行羽毛球、乒乓球、排球等体育运动，集邮、看电影等消遣活动。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直接把人们的休闲时间与休闲方式击打粉碎，人们在这十年中压抑自我，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休闲活动。在这段特殊的历史中，看样板戏、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为当时的人们留下了些许苦涩中的欢乐。
20世纪最后的20多年里，改革开放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个越来越精彩的世界。高压后释放的人们需要的是放松和宣泄。卡拉OK在当时成为民众街头巷尾最流行的娱乐方式，同时人们也在舞厅蹦迪、摇滚；健身则历经了从弯腰伸腿到家庭器械再到健身房的发展过程；泡吧、收藏、旅游、探险也逐渐成为寻常的休闲方式。
当然，这一阶段的消费主要还是由民众的收入决定。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可以选择的娱乐方式的种类。工业化前期，人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应付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上，故而所选择的休闲方式往往是即时性的。工业化后期，在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最大的改变便是收入水平的增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增多。那么相应就出现了满足人们对休闲持续性要求的如旅游等新的娱乐形式。
所以，闲暇时间作为工作时间的替代，不仅能够使劳动者恢复体力精力，再生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还有其自身积极的一面：一方面通过闲暇时间的消费扩大，刺激着生产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在闲暇时间内有收入的活动，提高了人们的非工资性收入，从而也促进了消费增长。故而，休闲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在刺激着消费的增长，也相应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四）以休闲为目的的生活方式
据英国《经济学家报》预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先进的运算工具、通信工具、运载工具等的变革，使人类的工作时间已经缩短，而闲暇时间不断增加。必要劳动时间缩短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健康，避免高度紧张状态下脑力和体力的透支；闲暇时间增多有利于让人们从事更多的个性化活动，获得全面发展。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的发展正由供给主导的短缺经济，转向需求主导的过剩经济，即民众的生活从温饱向享受转变。中国家庭开始拥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照相机、摩托车等，前些年则以拥有空调器、影碟机、摄像机、组合音响、手机、电脑、小汽车等为时尚。随着收入的提高，现代家用设备的性能和科技含量不断更新换代，近年来在城镇已基本普及，富裕家庭拥有摄像机、钢琴、汽车等。在休闲设备不断发展的同时，新的休闲活动也不断涌现。从原来只收集邮票到现在发展成各种各样的收藏，如钟表、粮票、陶瓷、钱币……此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满足了不同层次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无论是卡拉OK还是蹦迪，无论是健身还是泡吧，无论是旅游还是探险，它们都更侧重于发挥个性，实现自我。个人无须依附群体才能得到休闲，随时都能以自娱达到休闲的目的。由于出现了全新的休闲观念和休闲方式，民众已经开始把休闲本身看作一种目的，而不再从属于工作了。
以往，工作对人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人们通过工作获得生存的基础，工作是人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渠道；工作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为人提供不同的社会资源，赋予不同的社会地位，作为授予荣誉的资格；人的能力强弱通过工作成就表现出来，工作帮助人实现自身价值。而如今，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通过拼命工作以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手段价值大大降低，人们开始更多地追求生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从工作本位向休闲本位转变。西方学者认为，人类即将进入“以休闲为中心的社会，工作不是社会性中心”[26]。
在休闲平民化、民主化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能力充分享受到休闲，人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互相结交，以不同的兴趣与技艺相划分，而社会的等级化秩序则将逐步弱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学教授、文化批评家保罗·福赛尔也认为：“正是人的生活品位和格调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在今天的社会中，社会等级已经由更多的文化标准来确定，而不是简单地以有产和无产、剥削与被剥削、压迫等标准来划分。人们可以经由提高自己的生活品位来改变社会地位。另外，仅仅有钱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还必须提高文化品位与生活格调。”“从显示人的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几乎没有哪一个单个的场合能比鸡尾酒时间表现得更加充分。”[27]可见，丰富文化意味的休闲已成为衡量人的社会资源、社会地位与社会价值的有效指标。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时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不要太大；但要有大量的闲暇……从而可以用来读书、写作、和朋友交往、喝酒等”[28]，即过一种有品位的生活。通过休闲提高自身修养与品位，一个人不需要拥有太多的金钱，也可以达到较高的社会地位。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社会的持续发展，互联网的出现，人们观念的改变，个体工作条件的日益改善，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工作像休闲，而休闲也像工作，休闲与工作的一体化已初见端倪。尤其是信息化社会的来临，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开始改变以往的工作与休闲割裂的局面。信息时代“时间界限的模糊性，时间结构的弹性化与时间制度的即时化”[29]，都使工作与休闲之间相互融合。这种融合将更能体现工作人性化的一面，人们从繁重的体力操作中解脱出来，以自己喜爱的方式参与工作。例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写道：“所有这些电子新发明——共享屏幕、电视会议和电视电话——这是我克服物理性隔离的办法。等到这些东西变得十分普及时，我们的工作方式会改变。”[30]工作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休闲这种大多表现为消费活动的行为成为可能，而且科学技术的进步缩短了人们的工作时间，相应地增加了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个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使个人全面发展的目的得以实现。
工作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成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为了持家、偿还贷款、购取游憩、体验闲适等。沃尔芬斯坦（Wolfenstein）指出：工作与游戏是相互渗透的。工作与游戏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融为一体。现在，工作之中越来越充满了以前只有在工作之外才有的那些行为，而游戏也渐渐地由那些以前只被用于工作的成就标准所判定或衡量。一个人在工作中往往会自省今天的工作表现自己是否满意了，别人是否满意了，是否给了别人一个好的印象。不仅是在工作中，在参与游戏时，人们会问：“我是不是正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31]这样的自省说明了不管是工作还是休闲，人们注重的往往是当中的体验，如果体验能够给予自己肯定和正面信息，娱乐了自己，那么是否可以说休闲已经成为体验的目的。
从休闲发展的历程来看，休闲实际上经历了人类社会中从生存手段到生活目的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笔者在这里提出自己对休闲的理解：休闲是使人之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在休闲活动中感受愉悦与畅爽，宣泄自己的情感，同时达到实现个体自我价值的构想。所以，当我们评判个体或活动是否是休闲的，那就看其是否是愉悦的，是否有情感的宣泄，是否实现了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