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
红军在南方革命斗争阶段（简称红军时期），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诞生后，逐步得到发展，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重要思想和论断；初步建立了红军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与领导体制，政治工作逐步制度化；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提高部队战斗力、瓦解敌军等革命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形成了优良的传统。
（一）《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思想
1929年12月底，红四军召开的古田会议决议，充分认识到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要加强马列主义教育，改造思想，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决议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而且当时红军又长期处在流动游击的农村环境中，发展党员主要不看成分，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才能保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从思想上建党”实质就是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增强党员的党性。
（二）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论断
中央于1932年7月给苏区党组织的信中指出：“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3]1934年，红军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工作的会议，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所致的开幕词中，论及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总司令朱德讲道：假如没有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没有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红军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我们不仅要加强前方兵团的政治工作，同样要加强预备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4]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关于政治工作也作了类似讲话。通过这次会议，“生命线”的论断进一步完善，从上到下都认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三）政治工作逐步制度化
在南方苏区反“围剿”战争中，根据思想政治工作实际和发展的需要，红军总政治部和各部队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工作的条例和制度。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颁布了《红军士兵章程》; 1932年的《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训令》; 1934年，中央军委《士兵工作提纲》《士兵组织工作提纲》等，还有关于设立政治战士、团与青年工作、连队政治工作等方面的指示或训令，使政治工作逐步制度化、科学化。
（四）建立健全红军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与领导体制
总政治部是红军政治工作的总负责机关，1930年3月第一次设立，隶属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任为鲁易，没有办事机构，无任何工作人员。1931年2月，毛泽东被军委正式任命，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发布了《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并规定：“总政治部指挥红军中的政治部并指导政治委员的政治工作。总政治部的命令，红军中之政治部要绝对服从。”“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在组织上有单独的组织系统，但在工作上下级政治部服从上级政治部的指挥，同时，要服从同级政治委员的指导，下级政治委员服从上级政治委员，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同样受上级政治部的指导”[5]。1931年，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王稼祥任主任，聂荣臻、贺昌（后）任副主任，下设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地方工作部、敌工部等部门，组织机构逐步完备。
根据1932年底颁布的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红军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系统为：总政治部——军区和军团政治部——分区和师政治部——团政治处。总政治部设党委会、红色战士通讯处、组织部、宣传部、地方工作部、破坏部、秘书处、总务处等部门；军区和军团政治部设党委会、红色战士通讯处、组织部、宣传部、地方工作部、总务处等部门；分区和师政治部也设相应工作科室等；团政治处设党委会、青年团委员会、俱乐部、反逃跑斗争委员会、军人通讯处等部门；连队设支委会、地方工作组、政治战士、列宁室、宣传队、经济协助委员会等。在红军内部，形成了从上而下组织严密的政治工作系统。
（五）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支前参战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支前参战，军民团结一致，共同粉碎敌人的“围剿”。一是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政治动员，充分发动群众。首先召开党政军、群众团体负责人、游击队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分析报告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然后，派出工作队，深入到各村各户，散发传单、张贴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演讲、举办文艺宣传演出等，向群众讲明反“围剿”战争的目的、意义和具体事项，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站岗放哨，收集情报，成立运输队、担架队，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做好方方面面的服务工作。让敌人变成聋子、瞎子，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二是武装群众、训练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2月，《中央关于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等问题给红军和地方党部的指示》指出，要在战区内尽量扩大与指导农民游击战争，地方与红军中的党部要派遣得力干部与工人来担任这种工作。在红军主力部队的协助下，各根据地建立了武装力量——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许多根据地实行了党、政、民军事化，平时站岗放哨，维护社会治安；战时配合红军作战，破坏敌人的交通与通讯线路，传递情报，甚至组织小型战斗，干扰和袭击敌人。三是配合地方党政机关搞好拥军慰问活动。1931年3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通令》要求地方政府组织群众组成慰劳红军代表团，到红军中鼓励红军作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了拥护红军委员会，在1932年1月颁布了《拥护红军委员会组织及工作大纲》，规定其主要任务“是讨论扩大红军、慰劳红军、帮助红军家属等拥护红军的具体办法，动员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积极的去实施这些办法”[6]。在红军各级政治部门、地方党政机关、拥护红军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拥军慰问活动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群众慰问团到部队开展宣传与慰问，向作战有功的部队赠送锦旗，到医院慰问伤病员，给部队送衣、送饭，为战士做鞋袜、缝洗衣服，与战士联欢等。通过开展拥军慰问活动，给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部队战斗力
一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政治宣传与动员，鼓舞战斗士气。各级政工干部深入到连队，召开誓师大会、创办宣传刊物、组织士兵委员会议、开展学英模活动等，宣传上级的指示与精神，营造学英雄、当英雄、英雄光荣的革命英雄主义氛围。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规定，家在苏区的红军及其家属可享受优待。1933年7月，中革军委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誓词》。1934年8月，中革军委又决定每年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二是连队党员教育得法，激发红军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红军中各级政治机关发扬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把党支部建成教育党员的学校和团结战斗的堡垒。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1932年1月19日，发布了《总政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针对党支部工作提出了20项要求，总政治部编发了《新党员训练大纲》。随后在9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就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各级党组织经常教育和要求党员：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由于党员教育得法，发挥出了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主力部队连队的党员保持在全连人数的40%—50%，极大地激发了连队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三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红军战士的觉悟，加强革命纪律性。1931年7月，朱德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上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强调红军必须具备“政治训练的重要”“确定红军的阶级性”“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等六项条件。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7]。各部队非常重视从内部纪律和群众纪律来进行纪律教育，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战士对红军的性质、任务、使命的认识，充分理解和认识红军纪律对于红军的重要性。红一方面军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苏武牧羊》的曲调谱成《红军纪律歌》，在连队中教唱。红军战士的纪律性增强了，觉悟提高了，具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铁的纪律，就能行动一致，成为战无不胜的铁军。
（七）多种形式进行兵运活动，瓦解敌军
在部队政治部门中设置对敌工作的科室，就瓦解敌军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文件。1931年3月，《中央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 1932年6月，《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对俘虏兵工作的通知》,11月，《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在敌军中政治工作的训令》; 1934年3月，《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处置俘虏及投诚官兵的训令》,6月，《中共中央组织局、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对于破坏部与白军工作的决定》等。这些文件，明确规定了瓦解敌军的方针、政策与工作方法，围绕着开展战区对敌宣传工作、发动敌军内部的士兵运动、争取俘虏兵参加革命等具体方面展开，收到了很大成效，最典型的是1931年12月，原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举行“宁都起义”，率领1.7万人投奔中央苏区，被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
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是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坚实基础。重视思想建设的传统得到发扬光大，贯穿在军队教育、党的建设、干部培训、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始终；“生命线”的论断，被提到一切工作的高度予以重视，极大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体制进一步健全，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等等，在延安时期革命具体实践中，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工作中创新，不断开创新局面。
[1]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霍毅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8年，第30—34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32—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3），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5]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
[6]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69页。
[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