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中国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践

我国传统的儒家教育思想，向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集诗、书、礼、乐等多种人文知识为一体，把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化哺育。这种教育传统在后来的我国大学教育中也较长时间地得以延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旧式大学，基本上未加改造地沿袭了这方面的一些旧的传统。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大学教育，虽然相比欧洲而言显得很不发达，但重视甚至偏重于人文教育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学教育是在改造旧的大学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式高等学校多为文科或综合性质的，称得上属理工类院校的仅有18所。这时的中国高等教育，虽然也受到了西方现代大学教育模式的影响，逐渐由旧式学堂转变为现代大学。但由于缺乏科学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和通盘规划，重复建设严重，所含系科庞杂，局面较为混乱。这种局面不仅无法适应和满足新中国建设的现实需求，需要加以改造，而且其本身也难以在现有形式下持续发展，必须加以统筹规范和调整改革。所以，新中国对旧式高等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造，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特殊情况，在学习和照搬侧重专才教育的苏联模式的影响下，特别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干扰与破坏，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次调整建设，这种改造经历了一个可以说至今还仍未彻底完成的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伴随着这种曲折发展，新中国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也走过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院系调整对人文学科的忽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随着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新中国进行全面建设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我国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156个重点项目，以便为我国初步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过程，急需大量专门科技人才。而偏重文科、建制混乱、体系庞杂和仅有18所理工类院校的中国旧式高等教育，显然难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特别是这个时期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更加重了对专门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为满足和更好地配合国家经济建设需要，新中国开始了以加强和建设理工类院校为重点的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正式确定了院系调整的任务，接着就陆续对大专院校作了相应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为了适应工业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国家以组建专业性的工学院作为这次院系调整的重中之重，并遵循以少办或不办多样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为原则，在对旧的院校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批专门院校。如抽调出南京大学工学院，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组建成南京工学院；将武汉大学的矿业工程系、湖南大学矿业系、广西大学矿业系、南昌大学的采矿系集中到长沙，兴办中南矿业学院，等等。至1952年年底，共新设各类专门院校31所，基本建成了包括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专业在内的比较齐全的工业学院教育体系，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缓解了新中国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对人才的急迫需求，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的进展。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高等教育在这次调整中呈现出忽视人文学科建设的问题。经过这次调整，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182所，综合性大学仅占14所。从系科设置来看，文、法、财经类专业压缩过多，财经系科招生从1950年的9352人下降到1953年的2365人，政法科在校生也下降了一半。1955年在全国制订的193个教学计划中，理工科占到130个，文科仅占5个，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发展比例严重失调。这种重自然科学而轻人文科学的办学思想一直延续到我国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也成为我国大学特别是理工类高校人文精神缺乏的历史根源。即使是理工类的高等教育，也在学习和照搬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下，教育理念偏向于专才教育，对“通才”教育思想缺乏具体分析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下，1952年开始的改变原高校只设院、系不设专业的结构，实行按专业培养人才的改革，又进一步加剧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鸿沟，从自身建制和内在机制上严重阻碍了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高等院校的调整基本上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其专才教育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直至今天仍没有完全改变。然而，这种高等教育模式在迅速培养出大批应用型人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和遗留下来了许多问题：专业划分过细，课程设置单一；强化专业教育，忽视通识教育；强化如何做事的知识学习，忽视如何生活、如何做人的人格教育；强化共性发展，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压抑；大学步入了“专才”教育的窠臼，人文教育边缘化，“专才”的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等等。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严重脱节，也使得整个高等教育失衡发展。这种状况越来越不能适应和满足在战争的废墟上日渐重新站起来的新中国全面建设的需要，尽快改变这种局面，构建新的科学的多学科综合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以迎接和支持新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复兴与繁荣，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建设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迫切任务和主要目标。

二 “文革”后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对人文学科的逐渐重视

上述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建设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并没有及时到来。“文革”的爆发打断了这种发展进程，使我国的高等教育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文革”时期一切革命化，高校成了被革命的对象和进行革命的场所；“文革”时期一切政治化，高等教育必须服务政治活动，高校被改造成为进行政治宣传的机构；“文革”时期反对并要打倒权威，包括权威人士和历史上的权威典籍等都被扫进了垃圾堆；“文革”时期反科学、反知识（当然包括人文知识），拥有知识被认为是反动的，并且“知识越多越反动”;“文革”时期主张对一切进行挑战，泯灭人性，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和氛围中，漫说人文素质教育了，就是整个高等教育都处于被破坏或停滞状态。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对整个中华文化和优秀的人文传统等都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它在人们心灵深处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是深刻的、长远的。当然也对我国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长的负面影响。甚至在“文革”结束后的较长时间内，都会在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境况下不时地显露出这种影响的痕迹。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在恢复高考制度的强力推动下，从大批高等院校快速恢复招生，到办学层次的多样化；从新建院校数目急剧增长，到学科和专业设置的丰富化；从不同性质和种类的高等教育机构爆发式涌现，到接受高等教育方式的灵活化；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到大学教育的大众化。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空前的大发展时期。伴随着这种大发展，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我国不仅在整体层面上曾先后多次进行了高等院校的合并调整与大学教育理念、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的改革，而且各大学内部相应地也持续地进行了专业和学科以及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等的调整与改革。从本书所关注的人文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在这些调整和改革中，几乎所有的理工类院校都开办有人文社科系科和专业，以及各高等院校越来越多学科化、综合化等，是这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回归大学本质，开始走向恢复人文（素质）教育重要地位的两大显著成就。最起码这两大成就为后来的大学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奠定了体制和学科基础。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人文素质教育的理念，加强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还未提上重要日程。这时候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仍然是恢复国民经济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这个时候我们所处的世界高等教育也正好处在科学主义教育理念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这就决定了这时候的我国高等教育的调整改革，总体上仍然会重理工轻人文，人文素质教育仍然没有占据其应有的地位，甚至还出现了就连人文社科专业的教育也被纯知识化、科学主义化的倾向。然而，中小学应试教育所导致的所谓“高分低能”现象大量出现，大学科学主义化教育中不时被曝光的诸如“马加爵事件”和上海“博士生投毒事件”等，引起了社会多方面的深刻反思，加上从国外引入的“人本化教育”模式和“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观等催化，中小学素质教育和大学人文素质教育逐渐受到了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和探讨相关理论问题，许多中小学和大学都参与到积极的实践探索中来，并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国家政府强力推进，举国都在探索和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大好局面。

三 新时期我国对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强力推进

这种大好局面是从1993年2月开始的。1993年2月国家才首次确立“素质教育”是中小学教育目标；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基础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变到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同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正式在中央文件中使用“人文素质教育”一词；1995年，一场以“加强素质教育，增强质量意识”为核心内容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讨论在高等教育界展开，由此引发了对高校是否应加强素质教育等问题的探讨。1995年年初，为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原国家教委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随之，这项工作得到了高等学校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响应，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52所高等学校进行试点。1998年教育部提出《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性、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1999年1月，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建立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并在原本提出的“三注”（注重素质教育、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注意个性发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提高”的要求，即：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全体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同年6月，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至此，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得到了从上至下的广泛的认同。人文素质被看作为素质教育的基础，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宗旨。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不仅是跨世纪教育领域的重点工作，更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必由之路，也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大事。

在这样的认识的指导下，各大学纷纷开设人文素质教育系列选修课程和增设琴棋书画、唱歌跳舞等教学环节，大大丰富了大学人文文化氛围，增强了各专业学生的人文知识等。但总体来看，这时候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除了一些试点院校搞得比较深入一点以外，整体上还处在开始探索和实践摸索的阶段。就其具体内容和所发挥的功能而言，还是一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的低层次的人文素质教育，即“补课”性质的教育。

进入21世纪，我国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性质和地位的认识进一步被深化。人文素质教育被看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2002年10月至11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托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了14个专家组，对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共53所“基地学校”进行了中期检查。检查结果表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取得突出成绩。各高校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从更深的层面上思考教育价值观、人才观、质量观和教学观，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思想的转变；人文素质教育逐步落实到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教育教学诸环节，建立起内容覆盖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一些“基地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或教育模式，一批精品课程也脱颖而出。2003年，教育部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启动“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工程”，构建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2004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确定实施“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教育部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基地建设列入《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西部地区高校为重点，建立20个左右的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0个文化素质教育中心网站，重点建设200种文化素质教育教材、200种教辅读物。将人文素质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评估体系，促进人文素质教育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

2004年8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也从党中央层面强调了“大力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2005年3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要求各有关部门及高校要深入开展校风和学风建设，要在充分挖掘学校历史传统宝贵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发展战略和规划，根据学校办学思想和理念，大力营造崇尚科学、严谨求实、善于创造、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良好校园风气；大力加强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教育，积极实施“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工程”，把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各环节；精心组织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思想教育、学术科技、文娱体育等校园文化活动，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校园文化活动之中，使大学生在活动中受益；积极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型媒体及大学生社团等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006年8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主持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这应该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2006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十—五”期间，教育事业发展要“以素质教育为主题”。这表明“素质教育已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加快教育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包括人文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已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进入到国家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展开的新阶段。这将有力地促进高校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向纵深方向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人才。由此可见，加强和搞好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既是国家的要求，也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是我国高校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好的发展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