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当代审美教育的新形态_当代美育的重要形态：观赏文明研究-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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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当代审美教育的新形态

康德曾把审美判断视作沟通因果必然性的纯粹理性和主体自由性的实践理性的桥梁。审美意识可以沟通科学意识与伦理意识，审美活动能够使感性内含理性规范，使理性充满鲜活色彩，不再枯燥、乏味，从而塑造和谐自由的人的意识体系，这正是“美的规律”所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然而，当下的社会文化风气，尤其是包括新媒体在内的传媒界的过度娱乐化倾向比较明显，由宣扬对以往的理性造成的人主体的严重束缚的“解放”走向极力张扬个性的感性正当性，并无限膨胀而失去应有的理性约束，其实质是由一种偏颇反击另一种偏颇，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同样导致人的意识体系的畸形、不均衡。因此，在“娱乐化”之风盛行的今天，艺术教育的历史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勃兴使得文艺创作走向文化工业。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从严肃艺术向娱乐文化蔓延的态势越来越明显，这股思潮迅速向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扩散、发酵，激起轩然大波；同时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发展，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利益回报也成为文艺的价值追求。在此经济利益驱动的特定社会背景下，我国当代文艺展现出审美的生活化、传播的多样化、阅读的浅显化、艺术的平民化、文字的读图化的特点，人们过去所熟知的那种“纯审美”“无功利”式的“纯文艺”日渐沉寂和凋零，文艺已经失去昔日的“高雅艺术”的光环而飞进寻常平民化的凡俗生活，文艺演化为现代工业经济大潮下的大众文化、经济文化，成为一种商业化的消费品，成为浅尝辄止的“文化快餐”。于是，以往我们倡导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出局了，艺术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社会功能被放逐了，代之以“发行量”“票房”等纯粹的商业指标成为衡量艺术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挣钱”理直气壮地成为考量文艺水平高低的“硬道理”。

那么，如何才能攫取如此的高效益呢？博取人们的“眼球”。于是，一些文艺创作逐渐走向歧途：从严肃剧走向娱乐化，再迈向过度娱乐化，而且表现出越行越偏的发展态势。主张者强调抒写自我的个体感受与体验，强化主体意识并且极力宣扬、表现主体创造精神，具体到文艺创作活动方面，则是竭尽全力地抒写个体自身的主观感受和敏锐地描绘个体的情感神经。对政治，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对社会，他们表现出藐视、嘲笑固有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对历史，则是“戏说”、解构现有的各种定论，这些观念貌似富有“创新精神”，足以引起社会舆论的“哗然一片”。一些文艺作品较为突出的倾向是，将创作的视角转向琐碎的日常社会生活，强调作家“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和“还原生活的原生态”，否定对主体思想意识、精神世界的表现。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是模糊的、无力的，缺乏深刻而辩证的思想和历史意识，仅靠体验、领悟来感知世界。其认识只能停留在表面的、肤浅的层次上，无法在深度、广度上表现当代历史的进程，从而使得当今社会现实变成一个平面的，没有历史感、厚重感的存在。他们由现代主义强烈的心理化的倾向转向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关注，由现代主义强烈的哲理化倾向转向对现实社会生活、生存空间的关注，他们的基本原则是高度强调艺术再现的客观真实性，但描绘的却是鸡零狗碎式的庸俗生活，认为生活的“原生态”就是文艺反映的本质。他们否认现象与本质的差异，放逐公共价值，在公共空间之外谋求私人生存并努力实现私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否认文艺应该表现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在历史题材方面，对现有的一切进行主观的、个性化的“大胆”改造，甚至是彻底的消解、颠覆，无论是对传统的、已有的社会道德价值中心体系，还是对经典文本或者历史事实，都进行全面的颠覆，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有意消解中心话语，凸显非主流意识、非宏大历史事件等边缘化、零散化视点，将历史随意解构；他们抒写现实的或历史的事件时，淡化历史概念，甚至为刻画、重树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而不惜歪曲历史、颠倒黑白。[19]

这种思潮表现在电视节目中，则是标举“关注民生、走进生活”的旗帜而对社会某些消极甚至是对丑恶、迷信等“藏污纳垢”角落的“深度”挖掘，金钱、美色和性话题充斥在各个传播媒介中，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蔓延。于是，拜金女、富二代等“明星嘉宾”在相亲类节目中层出不穷，各种情感类节目的猎奇、炒作边缘题材等“审丑”行为堂而皇之占据电视黄金时段，为博得观众“眼球”，各种因亲情矛盾、家庭纠纷而导致的极端行为、过激言论成为噱头，“揭伤疤”或恶性案件更是令人“拍案惊奇”；悲情、阴暗、颓废心态被过分渲染，“每天打开电视都是吵架的、打架的，离婚的，找小三儿的”成为观众对当下电视栏目的最好总结。表面上看，的确是将新闻、娱乐的镜头聚焦到社会生活，“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也的确博得了某些受众的关注与青睐，收视率一度陡然提升，广告收入耀人眼目，甚至成为同行羡慕与效仿的摹本。

上述文艺创作界的“繁荣”景象与以电视媒体为典型代表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一方面为我们带来喧嚣、带来希望，另一方面又令人们感到焦虑：这些文艺创作与电视节目向民众传递了什么样的“能量”？其观念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如此的娱乐化倾向带给我们的精神慰藉是什么？

总览近年文艺创作与影视传媒的各种倾向，其中一个突出的倾向是，在试图矫正以往理性对人的极度束缚的同时，对人的感性欲望进行了过度的张扬，其实质变成了用一种偏颇去纠正另一种偏颇，用一种极端否定另一种极端。固然，以往单一枯燥的理性对个性存在严重的压抑，将人正常感性生活紧紧束缚于狭窄的范围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待遇的做法是压抑人性的，它将本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变得乏味而单调，使人丧失了生活的乐趣，成为理性工具下的牺牲品，因此，将人从理性桎梏下解放出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走向问题的另一端，否定人之为人的理性存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而将人之感性无限放大，甚至恶性膨胀为人的全部本质的观念与做法也是不可取的。要知道，失去理性规范的感性很容易迷失航行的方向，就像理性主宰的缺失感性绚丽色彩的人一样，使本应全面发展的人成为“单向度”的片面的人，这种感性与理性对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裂的现状正是当下艺术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的主观世界应该是一个完整、统一、和谐的意识体系。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是对人类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逐渐完善与不断丰富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与改造主体世界是人类社会实践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就如同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一般，它们互为前提、互为表里、共同提升，我们今天所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恰恰就是人对客体对象世界改造和对主体自身改造的结果，二者必须协调发展，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社会历史的进步表现在主体方面则是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的整体进步，而人类的整体进步又以具体的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离开人的个体发展讲人类的整体进步只能是抽象空谈。从社会实践主体改造的方面看，人类自身的发展历程就表现为主体的“灵与肉”的统一——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趋向协调发展，从而建构起和谐的意识体系的过程，这也正是审美教育应有的内涵和责无旁贷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在。

实践是人类现实存在的方式。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与外在客体世界形成了物质实践关系，这是人类自身维系生命存在的基础性、物质性前提。改造世界就必须以把握自然规律为前提，于是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最基本的对象性关系——认识关系，即要求主体的认识与客体规律之间的统一性，伴随着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进程的不断提高，以“求真”为核心的人的科学意识与科学精神的水平也相应地不断得到提升；人进行物质生产的目的是为自身的存在服务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于是形成了人与客体对象之间的以“求善”为核心的价值关系，形成人的伦理意识，表现在社会实践中就是人文精神。如果说，科学精神要求主体的科学意识遵从客体规律的话，那么，人文精神要求客体世界为主体的目的服务；前者要求主体服从客体、受制于客体规律，后者则要求客体服务于主体，主体驾驭客体，客体服从主体，如此一来，客体受制于主体与主体受制于客体之间就形成了对立的矛盾关系。因此，若要实现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和谐一致，势必将人的科学意识与伦理意识相沟通，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一致，这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美的规律”所追求的境界，即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的特殊的对象性关系——审美关系，反映到主体方面则是人的审美意识。

客观地说，近年来文艺创作实践与电视等媒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和人的日常生活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人们精神生活的极度贫乏与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距，文艺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与媒体宣传的形象多是“样板戏”所歌颂的“高大全”式的“时代传声筒”型的扁平面孔，其存在状态既没有平常人的七情六欲，也不食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成为脱离具体历史现实生活的空洞的政治符号。因此，新时期以来关注、反映现实社会民生，以扎根于社会底层芸芸众生的“小人物”为作品和节目表现的主人公，具有积极的纠偏意义，值得肯定。

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过分宣扬私人生活和个体人的感性欲望，完全沉溺于私人化的生存空间，置理性于不屑一顾的倾向。此类文艺和电视栏目以博取大众“眼球”为噱头，以刺激人的感官生理欲望为“法宝”，秉举“现实主义”大旗，却是抽空现实主义精神的“自然主义”内质。这种思潮、倾向，将肉体感官视作超然的人的本质而推崇有加，情欲、肤觉登堂入室地公然成为打字话题。在此观念驱动下，社会风气由尊奉感性到膜拜肉体，终于沦落为生理的快感享受，而这时的人的“身体”已经是没有精神支撑的生物体——人的理性被彻底摒弃了。固然弗洛伊德笃信“力比多”理论，但他的理论中的“身体”是蕴含着深度模式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不同层次的，但是，如今的现实却是将深度模式解构成为“平面化”,“身体”成为没有理性且超然于任何理性束缚的只有感官欲望的存在体，就像曾经风行一时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不过是“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的一帘遮羞布而已，而“身体”“下半身”更是人之原始本能的动物性、生物性与生理欲望体验的等义词。因为有些人坚信“真正”人的生存的真实写照就表现为感性、感觉、肤觉乃至情欲，唯此描绘才是“写人”，唯此写照才是鲜活的对“真实生活”的再现，才是“直录”社会与人生，唯有“个体”的私人感性生活空间才是“本真”现实社会生活，于是，琐碎、世俗、偶然性、碎片式的日常的甚至是庸俗的“场景”被“原生态”地搬上了银幕和屏幕，堂而皇之地成为不分老幼男女大众的“盛筵”，进而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谈资。

面对世风日下，许多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种社会风气必然陷入种种悖论：为了“真实”展现“感性的人”生存的“原生态”而极力渲染支离破碎的“一地鸡毛”，无视现实生活细节与社会历史进程“总画面”之间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关系；强调对个体生命体验的书写，但又仅仅局限于那些个人的、情欲化的感受和体验之中，将生物性的“身体”视为创作的“源泉”；强调个性解放，为人的各种欲望正名，但仅仅局限于人的原始的、本能的情欲一面，全然不顾那些作为类存在的人之为人的理性的、精神的家园的存在，将社会的人“还原”为生物的人；陶醉于对那些弥漫着世俗快乐的狂欢欲望的体味，但忘却了福柯的忠告——纯粹的完全的快乐是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强调人的个性独立，但却逾越了意识形态文化和精英文化所划定的伦理与道德底线；而恰恰就在这所谓的“客观真实”追逐中，丧失了积极健康的人生精神和创作主体应有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感，使文艺滑入了自然主义的泥坑，其边缘化、世俗化、反理性、反崇高以及精神萎缩、价值迷失等不足却带有强烈的颓废主义色彩。

人的感性与理性是难以分割的。将人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固然重要，但若片面地张扬人的感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将感性与理性相对立，实质走向与片面宣扬理性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由于导致人性的分化而最终使其理论自身走向衰败。今天，当我们大谈“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时候，切莫忘记理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古以来，与对“真与美”的重视程度相比，我们更关注“善与美”的统一，在这方面是与西方的历史有着鲜明差异的，欧洲从古希腊时代就高举理性大旗，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将理性提升到与神性分庭抗礼的高度，一直到德国古典美学时期理性都占据社会主流，“人是理性的动物”“知识就是力量”等标志性命题便是极好的印证，理性已经深入人心，科学精神成为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性规范成为社会管理、运行的机制。中国的历史自古代就以伦理学见长，重视人文精神的张扬，自然科学的进步相对滞后，科学精神相比人文精神的发展不够均衡，此外，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封建专制、宗法制、家长制一言堂等封建意识更是根深蒂固，严谨的科学精神既没有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也没能在个体意识中扎根，而人文精神中“民主”意识又是欠缺的，对此状况，20世纪初的许多中国学者已清醒地认识到“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规，以定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思想云为一尊理性”[20]，今天，科学精神与理性意识的培养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和核心，人的现代化又由和谐人格的培养、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相协调的综合素质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统一的完善的意识体系的形成等诸多方面组成，因此，任何将人的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精神、情感与意志、个体与社会等因素予以割裂，乃至对立的观念与做法都是违背人类自身和谐发展与人类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感性与理性的任何一方不仅不可缺失，而且还需要密切配合，只有理性潜在规范下的感性与充满鲜活感性色彩的理性的和谐统一才能够真正使个体的人构建起完整的意识体系，才能成为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够真正担当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重任，才能够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物质条件的同时从事多彩的精神创造活动。没有理性制约的感性极易滑向危险的边缘，其结果必然因其片面性、局限性而导致式微，最终走向穷途末路而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黑格尔认为，审美具有令人解放、赋予主体自由意义上的作用。审美所特有的救赎意义，是人格完美的提升，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面对今天的人生游戏化、私欲膨胀化、文艺娱乐化、文化商品化和道义喜剧化的倾向，审美的精神超越性与救赎意义担负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社会责任。只有当“科学意识与人的价值意识完全结合起来时，现状压迫人类的最大二元论，即物质的、机械的、科学的和道德的与理想的东西所存在的裂缝，就化为乌有”[21]。审美教育的责任在于为当下的感性化、情欲化、物欲化的感官刺激赋予理性规范，使娱乐脱离“低俗、媚俗、庸俗”的感官欲望刺激的旋涡，启迪人们思考社会、反思自身，构建健康活泼的人生观、价值观，担当起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的历史责任。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一个市场运作的时代，一个“眼球关注”的时代，如何在多元价值的包容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如何在文化的多元化中坚守主流文化，如何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协调中守望民族精神，如何在市场化经济运行模式下肩负社会责任，如何在敬重人的感性欲望合理性的同时对理性规律心怀敬畏之心，都是当下艺术教育值得研究的问题。

[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50页。

[2][苏]列宁：《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版），第455—45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7][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8页。

[8]参见马龙潜、杨杰《知识经济与审美教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第171页。

[9][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8页。

[10][德]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页。

[11][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12][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