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矛盾与问题

苏联解体之初，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精英为本国公众描绘了一幅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导取向的美好前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由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由实行“三权分立”向“民主制度”的发展、从社会功能发育不全经由培育中产阶级向“公民社会”的发展将使俄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和国家强盛。但俄罗斯转型实践并未实现这些政治精英的美好预期，改革之初确定的目标已经扭曲，历史的合力使苏联解体后的各国家的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长期的痛苦转型进程。

一 民主：并非只是一个概念

新独立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的总体趋势是由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向“分权制”过渡。以俄罗斯为例，在联邦一级，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的关系上，强调联邦制原则，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但“权力制衡”不是一个抽象原则，需要细致周密的制度设计和有条不紊的贯彻落实。而俄罗斯在政治制度创新实践中却再次体现出“激进激烈”的民族特性，制度漏洞不少，权力危机频发。

回顾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权体制建设，可以看到“双头政治”与“超级总统制”均不完善，导致了政治斗争激烈、政局长期动荡。独立初期，不完善的旧宪法使俄罗斯存在着两个“权力核心”，以总统为中心的执行权力机构为一方，以国家杜马为主的立法机构为另一方，斗争愈演愈烈。最后，叶利钦以“炮打白宫”的极端方式击溃反对派，并通过了赋予总统极大权力的1993年新宪法。但“超级总统制”需要强人治国，而晚年的叶利钦却体弱多病，思维混乱。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已完全让位于对个人权力的维系。仅1998年，叶利钦就三次解散政府，使政权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互激荡，对政治稳定与经济复苏都造成沉重打击。

普京继任后，在他的第一任期内，通过强化中央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过去几年的政局混乱状态，建立起了一套俄罗斯学者称为“可控民主”的制度。所谓“可控民主”，就是运用强制或半强制性手段来结束政治混乱，实现政令统一和畅通；以弱化民主制和执行权力膨胀为代价，确立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其实质是通过加强国家权力以结束社会激进变革所带来的混乱，实现国家的强盛与发展。

2004年普京连任总统后，进一步加强垂直权力体系。首先将联邦主体领导人直选改为总统提名、地方议会通过，借此加强了总统对地方的控制。二是取消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单席位选区制，改为全部按政党选举产生，减少民主反对派“入围”的可能性。普京还对刚刚实施不久的《政党法》再做修改，将政党注册资格从1万人增加到5万人，且把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入围”线从5%的得票率提高到7%，进一步增强“统俄党”对议会的控制力。

普京的上述做法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了不同的反响。在政界，普京一方面得到了官僚阶层的“一致拥护”，另一方面引发了来自右翼的激烈批评，他们认为普京是在践踏俄罗斯十多年来来之不易的民主，是在“走回头路”。学界的观点也不一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精英研究中心当时的主任奥·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认为，“民主的主要表现不是选举，而是权力分割的原则。只要权力有限，社会可以监督它，无法无天的事就会少。叶利钦执政期间出现了权力分割的萌芽：议会成了相对独立的机构。现在普京有没有继续发扬议会的独立？没有，相反还尽力在议会中建立政权的金字塔。至于独立法院和言论自由，则根本没有。因此，普京未必称得上民主派”。在她看来，“可控民主”的后果是“民主的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垮台。俄共正在作垂死挣扎。如果现在举行选举，人们根本不知道该投谁的票。不是党失去了选民，而是选民没了自己的党”。而当时的俄罗斯政治基金会会长维·尼科诺夫则认为，普京治国战略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强大的国家及其强力机构，独立的积极的对外政策，尊重传统、继承性和爱国主义。“按照世界上通行的分类法，奉行这套政策的人被定义为右翼政治家、保守派，这些政治家如同现在的普京往往都受到反民主和搞独裁的指责。”但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有独裁的危险。普京的战略不是独裁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在不改变俄罗斯宪法的情况下建立能够发挥作用的有效民主”。

“可控民主”是俄罗斯在经历了十多年痛苦的转型进程后探索出的政治发展道路，它是西方价值观念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也是俄罗斯在现实中的强国、秩序、稳定、发展与理想中的自由与民主之间做出的两难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是否真的符合俄罗斯的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是否能切实达成既定的目标，会不会“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跳蚤”？这些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内、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得以验证。

二 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

社会的转型必须引发权力的重组，但这种权力重组是否能够根除旧体制的“顽疾”、是否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回顾一下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旧执政阶层仍然当权，旧的政治行为和传统仍然延续。

官僚们的不负责任使人们很难将其与苏联时代的党政干部区别开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著名政治学家谢夫佐娃认为，“缺乏责任感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存在于政治结构的各个层面”，“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使俄罗斯政治有一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气息”。

与精英阶层的相对稳定相反，原苏联国家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却非常严重。无论是在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还是哈萨克斯坦，民主社会得以发展的基础——中产阶级处于起步阶段，尚不能成为所有权的真正主体和公民社会的坚实基础。1996年调查显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50%以上，其中赤贫人口超过20%。1999年统计则显示，俄罗斯10%最富阶层与10%最穷居民的收入差距近15倍。

尽管政治多元化造就了多党制，但大规模、全局性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生活状况恶化使大多数居民政治参与热情下降，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冷漠，难有一个政党和政治运动具备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政党或政治运动很难完成自己的基本职能——表达和整合不同选民阶层的利益，这反过来又使社会利益难以得到保障的普通公民对政党日益失望。可以说，苏联国家的大部分政党不是公众利益的代表机制，而是一小部分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精英人物集团。决定政治形势的不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主张和社会政策取向，而是对现实权力中心的态度。

在缺乏相应监督制衡机制的条件下，选举本身并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选举的胜利往往意味着当选者将对选民承诺弃之脑后。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当代俄罗斯，选举只不过是执政阶级自卫和保存权力的手段”。

三 经济转型：“寡头”坐大还是国家主义？

曾几何时，激进经济改革的倡导者们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是突破既有经济体制的捷径，迅速、大规模的“私有化”是在300天内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不二法门”。但是实践表明，原苏联国家的私有化严重扭曲，许多国家的经济转型是在法律真空中进行的，这为部分官僚和“红色企业家”借机掠夺国有资产、进行个人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私有化”成了“强盗经济”和“影子经济”的代名词，通过掠夺国有资产形成的金融工业资本操纵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凭借手中的权力维持着自己的特殊地位。

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是在权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滋生的，一开始就具有寡头和官僚资本的属性。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金融寡头积极参与政治，他们不仅直接介入政府、左右国家决策，还试图控制传媒、掌握舆论界政治导向，而寡头之间的利益争斗也使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可以说，寡头肆意干政，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普京执政后，清楚地看到了寡头坐大对国家经济与政治生活造成的危害。以2004年的“尤科斯事件”为标志，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新的转折。它意味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俄罗斯经济转型已经结束，那种在自由市场经济旗号下建立起来的金融工业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民众经济生活的“野蛮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取而代之的将是国家控制色彩浓厚的资本主义。

尤科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国家发展模式的变化。索罗斯认为，“俄罗斯目前可能正进入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所有的资本所有者都意识到他们要靠国家。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传递了一个清楚明了的信息——没有人能独立于国家之外”。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皮翁特罗夫斯基强调，尤科斯事件表明普京打算建立一个能使精英保持平衡的新结构，“普京第二共和国的思想十分明确。就是‘把掠夺的财富还给人民’；由官僚集中管理国家资源；以及能够保障俄罗斯文明腾飞、使它回到强国行列，而更为理想的是恢复其当之无愧地拥有超级大国地位的‘动员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同样引发了不同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它最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将保证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另一些则认为它是俄罗斯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如同历史经验证实的一样，这种“动员型经济”将导致俄罗斯经济的大起大落。看来，俄罗斯究竟选择怎样一种经济模式仍未有定论。

四 国家身份：不尽的彷徨

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角色。一方面，它体现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另一方面，它体现为这一国家对自身国际环境中的地位、角色与作用的定位。苏联的解体使新独立国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今天，尽管没有人再怀疑这些后苏联国家的独立地位，但它们的国家身份似乎依然没有确定，它们的对外战略选择依然存在着重重矛盾。

作为苏联合法继承国的俄罗斯，从苏联解体以来，对外政策几经调整。从独立之初科济列夫的“向西一边倒”到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构想”再到普京的务实外交，俄罗斯的心路历程清晰可见。用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独立报》前主编特列季亚科夫的话来说，俄罗斯“虽然依然有着称霸全球的野心，但却没有能力。不完全属于欧洲，当然也不属于亚洲”。归根结底，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仍不清楚。这种战略上的尴尬在俄美关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活的变化以及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加强使美国担心俄罗斯的“帝国野心”死灰复燃；而美国对外高加索、中亚和乌克兰的渗透又使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徒然增强。俄美近来在乌克兰的角力突出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困扰俄罗斯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解决“正常国家”还是“老大帝国”的身份定位，那么其他原苏联国家则在独立之后陷入了一场“大国平衡”的痛苦游戏之中。正如苏联解体后英国《卫报》评论员所言，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竞争并不是一场“自由与独裁的浪漫斗争”，而是“打着促进文明社会的旗号插手外国选举”的“后现代政变序曲”，“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在第三世界国家煽动起义。为适应苏联解体后的局势，美国会在选中一位继承者或一种政权后，有选择地使用民主工具推翻不受欢迎的独裁者”。而乌克兰社会的动荡、分裂却成了这首“后现代政变序曲”的袅袅余音。

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国家身份难以确定不仅有着自身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受着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如何来看待这些原苏联国家的转型、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也是影响其身份定位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俄罗斯的“西化”历程与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中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39]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文化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揳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除了鞑靼统治之外，其余四次社会文化转型都是俄罗斯社会的“西化”进程。可以说，“西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但与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从古至今，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歧视。即使冷战后俄罗斯所推行的西化政策也没有赢得西方的信任。撒切尔夫人在其著作《国家战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强调，“尽管许多年后俄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稳定、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它由地理、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既属欧洲又属亚洲、既属东方也属西方的特性不会改变，俄罗斯绝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国家”。

乌克兰危机也再次证明，西方并没有认同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转型”，而这种否定不仅使俄罗斯的国内政治进程进一步复杂化，也使其与西方的关系趋于紧张。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乔纳森·鲍尔认为，“乌克兰动荡局面的根源十分复杂，但其中之一在于西方大国对待冷战后俄罗斯的态度缺乏深思熟虑后的长期一贯性”。自戈尔巴乔夫时代以来，欧美一直未对外界表明，它们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究竟抱有怎样的希望。西方尽管将戈尔巴乔夫称颂为改革者，却并未向他提供足够的经济援助，帮助他领导国家更有序地逐步转型；随后，盖达尔试图进行“认真而廉洁”的经济改革，但美国的老布什总统袖手旁观；克林顿为了争取美国中西部的东欧移民选票而孤注一掷，开始推动北约向俄罗斯边境扩张，俄罗斯政权内部那些一向不愿过于接近西方的人得到了反驳的理由。鲍尔强调，“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西方一次次将莫斯科拒之门外，使斯拉夫主义者得以复生”，“除非俄罗斯明确决定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乌克兰东部才会追随其后。但欧盟国家一面积极支持北约扩张，一面对俄罗斯态度冷淡，这已使这种希望破灭了”。

在鲍尔看来，西方需要重新考虑冷战后的俄罗斯政策。美国应当结束在俄罗斯近邻挑战俄罗斯利益的咄咄逼人的地缘政治战略，而欧洲必须利用将两国归入欧洲的诱惑，“促使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民主的狭窄道路上笔直前进。否则，不能排除冷战时期敌对状态再次出现的可能，而西方和俄罗斯将同样负有责任”。

综观后苏联国家制度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它们的政治制度转型和经济转型是“大跃进式”的。当“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还只是一些精英人物头脑中不甚清楚的“概念”的时候，既有的国家体制与权力结构已经在一夜之间瓦解了。新国家体制的建设既缺乏周密设计的制度安排，又没有对民主观念充分尊重的政治文化。由于缺乏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与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社会控制系统和机制，原苏联国家的转型之痛到今天还阵阵袭来，这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制度变迁国家来说，都是应该警醒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