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思苏联解体的国际影响
苏联解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和当代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20多年，它的国际影响有的已经充分展现，有的尚难为人察觉。在国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经历深刻变化后，总结苏联解体的国际影响，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对俄罗斯而言，苏联解体是其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挫折，俄罗斯新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身份的构建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而这将成为影响其周边地区和国际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
苏联解体造成了自莫斯科公国对外扩张以来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逆向地缘政治变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俄罗斯自身遭受严重削弱，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次，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大幅缩小，出海通道也受到钳制。最后，由于统一的联盟国家分裂，俄罗斯周边出现了一系列独立国家，历史矛盾、领土争议、民族纠纷和宗教冲突使俄罗斯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40]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方向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尽管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但俄罗斯国内关于国家身份和未来发展走向的争论仍未终结：俄罗斯是依赖广袤的领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维系“粗放型”增长还是在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潜力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俄罗斯是固守资本与权力密切结合的寡头专政体系还是建设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公民社会？与前两者密切相关的是，俄罗斯究竟是重新崛起为一个“帝国”还是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可以说，俄罗斯发展的“路标”尚未最终明确，这一点仍然在困扰着俄罗斯，它不仅体现了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治国理念的根本性分歧，更影响着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决定着其今后在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也是国际社会如此关注俄罗斯战略走向的根本原因。
第二，苏联解体加速了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进程，20多年的转型实践充分证明，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帆风顺的单行道，也不存在可以简单模仿便可成功的模板。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为本国公众描绘了一幅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导取向的美好前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由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由实行“三权分立”向“民主制度”的发展、从社会功能发育不全经由培育中产阶级向“公民社会”的发展，将使俄罗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和国家强盛。但20多年的转型实践并未实现这些政治精英的美好预期，改革之初确定的目标已经扭曲，历史的合力使俄罗斯的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长期的痛苦转型进程。俄罗斯政治体制建设的总体趋势是由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向“分权制”过渡。在联邦一级，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的关系上，强调联邦制原则，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但“权力制衡”不是一个抽象原则，需要细致周密的制度设计和有条不紊的贯彻落实。而俄罗斯在政治制度创新实践中却再次体现出“激进激烈”的民族特性，制度漏洞不少，权力危机频发。回顾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权体制建设，可以看到“双头政治”与“超级总统制”均不完善，导致政治斗争激烈、政局长期动荡。普京继任后，加强了垂直权力体系，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政局混乱状态，建立起了一套“可控民主”的制度。但权力重新集中、政权党的坐大又导致社会政治参与的弱化和公民的政治冷漠，许多学者认为如果普京重回总统宝座，可能导致俄罗斯重蹈勃列日涅夫时期长期“停滞”的覆辙；经济上，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的倡导者们将产权制度改革视为突破既有经济体制的捷径与“不二法门”中却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被部分官僚掠夺国有财产形成的金融工业资本所操纵。而普京时期打击寡头，建立国有企业航母的思路尽管一度使俄罗斯经济实现了八年的高速恢复性增长，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这套“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千疮百孔，难以使俄罗斯实现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转型不是可以在实验室里封闭完成的物理性实验，而是牵涉到亿万人利益与命运的社会进程。在转型过程中进行的利益重新分配、社会结构调整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冲突。因而，如何确保利益的重新分配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引导社会结构的变化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两极分化，是保证社会转型进程平稳、避免大规模社会冲突的世界性课题。
第三，就欧亚地缘政治而言，苏联解体导致了新的地缘政治真空的出现，而围绕这一真空的地缘政治角逐20年来从未停息，欧亚核心地带的走向决定着欧亚大陆的未来前景。
两极体制崩溃以来，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发生重要变化，新独立国家的出现、领土边界争端、宗教矛盾、极端民族主义、发展困境、强权干涉等各种矛盾相互结合作用，成为引发冲突的根源，也酝酿着难以预见的危险。而随着地缘关系的重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因而布热津斯基等西方战略家将欧亚核心区称为“不稳定弧形地带”，并划出三条“危机弧”：第一条从波罗的海经中欧到巴尔干，是历史上有名的“火药桶”；第二条是沿中亚、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经中东直到阿尔及利亚、苏丹的“新月形地带”；第三条位于印巴边界地区。可见，这一地区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焦点，其走向影响着欧亚大陆乃至世界格局的稳定。可以说，如何化解由于地缘要素结构变化引发的剧烈动荡，直接关系到欧亚大陆新地缘构造的稳定和发展方向，是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任务。[41]在这方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是以北约东扩为代表的政治—军事同盟的地域扩大和功能扩展，二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多边睦邻友好合作机制的发展。从现实而言，这两个机制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冷战时代的集团政治，而后者面临着如何将“上海精神”真正贯彻于实践的考验，仍需要在确保欧亚地区稳定、促进欧亚经济发展、推动多元文化交流方面做出诸多努力。
第四，就世界经济而言，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结束了冷战时期“两个平行市场”并存的局面，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席卷世界，在促进世界资源、资本、技术和人才得以更合理配置的同时，加剧了全球的不平衡发展，给人类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
冷战时期，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也导致了“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尽管随着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两个平行市场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日益扩大，但“经互会”的存在毫无疑问地占据了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一方面导致了资本、技术、商品和人员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流动，另一方面则促使两个体系之间始终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促使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地修正错误，以避免被社会主义体系所战胜。但苏东剧变使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参照系和竞争对手，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迅速扩展，极大地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的顽疾在失去抗体的情况下迅速蔓延，华尔街的贪婪和狂妄将一再把世界经济拖入危机的泥潭。
第五，就世界思潮而言，苏联解体曾一度使一些西方人士醉心于“历史的终结”、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特别是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信誉和全球主导地位。[42]
未来，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将进一步改革自己的经济政策方针，利用与自由市场模式相关的灵活性和效率，增强国内政策应对竞争压力和全球经济创伤的能力。这些国家将不再过分推崇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是更关心构建社会保障网络，更积极地支持国内工业，并通过改革提高政府部门效率。因此，世界多极化进程不仅牵扯到经济和政治权力，还事关各种思想与模式在全球范围的竞争。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再被看作有关社会政策创新思维的唯一中心，新兴市场在创新发展模式方面的声音与思想正日益受到重视。[43]就连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认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其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效果不错。而过去的十多年，美国外交、经济等政策出错，美国模式变得两极分化和思想僵化。如果政府内部分裂且无力治理国家，那么它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模式”。[44]
第六，对中国而言，苏联解体的影响是深远而多方位的。在国家安全领域，苏联解体使中国解除了曾长期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威胁，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很大程度地得以改善外，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心不必再放在应对可能的大规模武装入侵，从而可以基本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上来；国家间关系上，苏联解体加速了之前已经开启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改变了近代以来中俄两国国力对比的巨大悬殊，两国关系中不再有“老大哥”和“小兄弟”的差别，两国终于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了。更重要的是，中俄两国的领导人和民众认识到了中俄关系的经验教训，致力于发展睦邻友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达到了300年以来最正常的状态；地缘经济领域，苏联解体使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最终成立独立国家，为中国发展与新独立国家的关系、拓展与欧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了空间；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思想文化领域，苏联解体反证了改革、开放、发展、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当然，目前国内对于苏联解体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但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反思苏联解体教训及其国际影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