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气候合作历程与中国的立场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应对，但由于国际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合作模式与措施，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危险正在升级。我们还抱有希望的理由是，强大的技术可能会使我们以非常低的代价缓解气候变化的冲击，而且这个代价将会远远低于不采取任何行动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无视这些危险，从技术上缓解气候变化冲击将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安慰罢了。

虽然全球气候危机日益严峻，国际社会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就应对气候变化进行广泛的谈判与合作，但强大的传统政治力量与经济利益的结合不断阻碍或弱化了合作的成果。气候变化体现了南北政治：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历史排放的结果，这些历史排放使其达到如今的福利水平，但是发展中国家却未享受到这些排放所带来的收益，并且可能是未来受气候变化冲击最大的国家。如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所指出的，由于缺乏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资金使其摆脱“肮脏能源”（dirty energy），一些发展中国家（如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被迫加大了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13]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来自供国内使用的化石能源燃烧，也来自发达国家对廉价制造品的需求。^[14]发达国家不仅输出了它们的制造业，还输出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15]可见，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国际就必须重新开启真诚的国际气候合作，放弃各自的利己主义立场，为人类的未来共同努力。

一 国际气候合作历程

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公害”，这一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因为“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全球合作”^[16]。从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至2016年底，国际社会已经举行了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了最广泛、深入的谈判、博弈与合作。如果从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举办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开始计算，国际社会已经用了近40年时间讨论一个事关当前更危及未来的环境层面的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相比历史上以战争为主旋律的国际关系（1979年还是冷战时期），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虽然我们看到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在利益上的你争我夺，但也看到了各国对自身发展道路与方式上的自我变革，以及人类对自身生活方式与未来世代和其他物种之间紧张关系的自我反省。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2007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以及2015年的《巴黎协定》都是国际气候合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国际气候合作从分歧对抗到妥协、共识的艰难曲折进展。

目前，国际气候合作希望达成以下三个层面的目标：①影响目标，即根据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气候变化的多种影响浓缩为一个变量，使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幅度不超过工业化以前水平1.5—2℃。②浓度目标，即将关于气温的任何目标都转化为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目标，如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00—450ppm。③排放目标，即将大气中剩余的安全排放空间量化为一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再按照不同的原则和计算方法分配给不同的国家。对于前两个目标，国际社会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各国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第三个层面的目标上，因为这一目标涉及分配正义这一尚未达成共识的伦理问题。

国际气候合作历程简况见表1-1。

表1-1 国际气候合作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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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发达国家向来是主角，但仅有发达国家参与的全球气候合作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占据世界人口大约六分之五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其人均排放量仍然很低，但其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不久将会比发达国家还多。如果不让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气候合作，世界不可能获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可靠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资源有限、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仅靠自己的力量为减缓、适应气候变化，以及研究、开发与示范新技术埋单。他们必然需要发达国家的支持，而且这些发达国家仍将是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得多的国家。发达国家应从资金和技术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努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其理由在于：①发达国家这样做对它们自己最有利。一个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方案根本不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发达国家想要保护自己不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它们最好帮助发展中国家也这样做。②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成本问题绝对不能被用来当作推迟行动的借口。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解决问题的最终成本将会越高，问题将会变得越可怕。

二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们从中国的近现代史中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不发展就是死路一条。因此，我国最初参与国际合作时所一直坚持的一个基本气候价值立场是：任何减排目标都会制约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现。^[17]同时，虽然我国幅员辽阔，但生态环境脆弱，各类灾害频发，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巨大，适应能力严重不足，从而遭遇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的挑战。并且，中国确实已经在快速发展中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又十分注重自身国际形象的维护以及和谐国际关系的营造，因此，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要为经济发展争取排放空间，另一方面又要顾及国际形象和国际责任而不得不牺牲一些经济利益。

这种两难处境使得中国在2009年之前的国际气候合作中一直是“被动参与”的防御型立场，目的是为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与排放空间。中国从1972年开始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并在当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将环境问题当作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和国际政治斗争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开始登上“环境外交”的世界舞台。^[18]这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的早期阶段，对国际环境治理问题还处于学习阶段。中国在参加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也开始接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中国在这一阶段的国际环境治理尤其是气候合作上的立场显得较为消极，更多是被动接受。在1997年京都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反对发展中国家承担新的减排义务，认为所谓的“自愿承诺”条款和“排放贸易”制度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坚称中国在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前不会承担减排义务。在1998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气候大会上，中国坚持不承诺减排义务。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主要是绝不做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以保障经济发展为当务之急。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我们逐渐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面临着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求的日益迫切以及国内的雾霾和其他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低碳与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内在诉求，而应对气候变化与这样一种发展转型要求并不完全矛盾。于是，国内发展的内在诉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外部议程逐渐趋于一致，中国政府的立场也开始发生转变。中国开始在气候问题上“与时俱进”，从“忽视、否认气候变化向承认该问题重要性的立场转变”^[19]。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中国由“被动参与”国际气候合作转变为“积极参与”，中国希望通过参与全球气候合作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推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这一立场转变的标志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发言。温家宝在讲话中强调：应对气候变暖，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努力和巨大贡献。^[20]这也是中国国务院总理首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表明中国希望在国际气候合作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既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中国的行动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成败至关重要。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于2009年成立的“基础四国”机制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基础四国”（The BASIC Countries）是由巴西（Brazil）、南非（South Afric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个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组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集团，取四国英文名首字母拼成的单词“BASIC”（意为“基础的”）为名。

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发表，以及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巴黎世界气候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标志着中国的气候价值立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积极参与”到“主动引领”。至2015年，世界气候大会已经召开了21届，但中国国家主席却是首次参加该大会。中国出席世界气候大会的国家领导人级别越来越高，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到国务院总理，再到国家主席，这反映出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也越来越积极。中国这一立场的转变也是中国经济硬实力与政治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体现。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已经在许多低碳技术领域（如水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能等）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全球事务治理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而全球气候治理恰恰是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与规则制定、履行大国责任的机遇。

中国于2015年6月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出了中国未来10余年的绿色发展蓝图。2016年9月，中国作为主席国推动G20发布了历史上首份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G20杭州峰会正值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巴黎协定》达成后的落实元年，作为首次举办G20峰会的轮值主席国，中国释放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诸多积极信号。在2016年11月召开的马拉喀什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主办的第一场边会主题就是“生态治理提升人类福祉”，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把绿色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国内和国际政治议程。

中国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立场表明，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不再片面强调气候变化对中国的伤害（环境正义层面、非伤害原则），不再把应对气候变化仅仅当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旧发展观），而是当成中国转型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的新机遇（对发展的新认知）；不再把应对气候变化仅仅当成是国内事务（经济发展问题），而且当成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机遇（全球治理问题）。福山指出，“人类政治活动的大部分都以寻求承认为中心”^[21]，中国在全球气候合作中的积极姿态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赢得了最大的“承认”。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主动引领”立场也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提供了巨大支持。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6月1日公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国的退出不会改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的大趋势，只是反映出美国当前的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困难重重，无力迎接应对气候变化的机遇，更无力成为国际气候合作的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期待大增，中国成为国际气候合作成败的最关键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退出是给中国送了一份“大礼”，给了中国绿色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千载难逢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