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气候变化：从经济、政治到伦理
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经济发展停滞、恐怖主义兴起、全球流行病蔓延等表明，这个世界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疾病”。21世纪最根本的挑战就是，人类在这个拥挤的地球上必须共同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创造一种将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高质量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模式。为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疾病”被治愈的可能性，重新设计社会经济政策，从而为世界找到新的生机。由于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并且气候变化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系统造成冲击，而仅仅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应对气候变化是不够的，还需要人类的经济系统、政治结构以及价值观念做出调整。气候变化已经由一个科学事实问题演变为经济和政治利益博弈问题以及伦理价值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一 气候经济研究
（一）气候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是最早涉足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人文社会学科之一，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经济数据计算。例如，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与适应成本、对各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对各国的历史排放量、对各国当前与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等等。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也成为各国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和战略时借助的最主要工具。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认为，“看不见的手”完全可以有效调控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乐观地把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科学技术和自由市场的无所不能。有些经济学家则寄希望于经济调控工具，如碳税、总量控制与碳交易等。经济学方法之所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工具，是由于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而生产与消费等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都会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反之，通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必然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经济学家也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智库成员，为政府的气候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咨询和建议，直接影响着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例如，英国政府的首席气候智库成员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被称为“气候经济学之父”，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库成员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中国的气候治理专家潘家华、齐晔、魏一鸣等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是：首先设计出各种“完美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模型；其次将所有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因素都量化为模型中的“可控”参数或货币单位，计算出貌似“精确的”结果；最后通过对计算出的不同情景结果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期帮助管理者做出“理性的”决策。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路径也因其数字上的“精确性”与经济对策上的可操作性而获得了气候政策制定者的青睐。
正是经济学的数学方法和对策措施的相对可操作性，使经济学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经济学促进了减排行动，是制定气候政策的有力工具。经济学通过数学计算，将气候变化的威胁成本化，用经济损失数据警醒人们极端气候事件的严重后果。气候经济政策还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选择，例如，对石油征收更高的税有助于减少汽车的行程里程，从而降低车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气候经济政策也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例如，对投资清洁能源技术提供大量财政补贴会激励产业转型升级，或对传统化石能源企业征收更高的碳排放税有助于限制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扩张。各类量化减排目标的推出也是经济学的重要“功劳”。气候经济学为减排设定了清晰的量化目标，并推进了各类减排政策的出台。
（二）气候经济学的局限性
可见，如果经济学得到恰当的运用，是可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并促进人类福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京都议定书》就是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解决方案。然而，美国以大量减排会严重影响本国经济为由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并退出《巴黎协定》这一事例，却表明经济学解决路径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1.数据及计算
虽然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计算，但是，气候经济学家的努力并不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气候经济学的计算结果难以获得政府、科学家与公众的完全信服。人们常常对经济学的计算结果表示质疑：如何可能将复杂的现象计算清楚？如何将所有的社会价值都进行量化和货币化？如何在不同的科学研究数据和社会发展趋势中做出取舍？
人们质疑的焦点在于数据的准确性。由于气候经济学家的数据大多都是二手数据（例如来自各类不一定准确甚至不一定正确的统计报告、研究报告、研究论文和著作等），且来源多样，变化多端，气候经济学家毕竟不是气候科学家，他们如何辨别数据的真伪？如何在相异的气候预测数据中做出取舍？各类统计数据的可信度有多大？实际上，许多统计数据都不准确，只是一种估算。例如，对物种灭绝速度、雨林消失速度、未来人口的出生率、未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及能源消耗强度等的统计数据就大多是一种估算，而且往往只估算了减少的物种和雨林，未估算或无法估算增加的物种和雨林。即使是一些权威机构提供的统计数据也未必完全可信。
第二，经济学家之间总是争吵不断，不同的经济学家常常会对同一经济现象提出不同甚至相反的预测。经济学总是要借助于不同的经济假说、理论与模型，基于不同的假说与理论会设计出不同的模型，给予不同的要素以不同的权重，赋予不同的参数以不同的变化趋势，因此不同学派计算出的结果必然大相径庭，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看到，两个同样“权威的”经济学家会对房市、股市、经济发展趋势等给予完全相反的判断。既然经济学家对短期的经济现象都无法做出准确的计算和预测，他们又怎么能对长期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做出准确的计算呢？
气候经济学家在争论中形成了三派：“积极行动派”“消极行动派”和“不作为派”。“积极行动派”的代表斯特恩发布了《斯特恩报告》，认为积极减排才是经济成本最小的策略；“消极行动派”的代表诺德豪斯用“气候政策斜坡理论”证明，最佳策略是先期缓慢减排，随着时间推移再逐步加大力度；“不作为派”的代表拉尔认为，应当采取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对气候变化不做任何干预才能获得最大经济收益。
第三，经济学的计算理性阻碍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本来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但在经济学“当道”的过程中，各国自算自账，充斥着经济学的利己主义，使得全球一致的应对气候变化方案迟迟无法形成。经济学把个人看成只顾个体利益的“经济人”，也会自然地把国家当作只考虑本国利益的“经济国家”。在这种“经济理性”至上的情况下，如何克服全球环境的外部性？如何促成全球一致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如何形成能得到各国一致认可的气候协定？
根据经济学的成本效益逻辑，经济危机也可以成为推迟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一个充分理由。但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所谓的经济危机不过是市场供应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社会关系包括人类欲望的重要调整，对资源与发展的重新审视。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未能充分认识并预防风险的累积。很多炒股炒房者也是一样，很少想到风险的累积会成为最终无法承受的危险。经济危机可能是酝酿了10年、20年才爆发的。气候危机也是一个逐渐积累与加剧的过程，如果我们推迟10年、20年再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就可能处于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我们的出发点就会更加艰难。况且，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对能源效率和低碳发展的要求更为迫切，也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向低碳发展方式转型，从而引导社会走出危机。低碳技术、低碳能源与低碳生活方式可以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型发动机，它不仅可以更为持久地运转，而且动力更为强劲。可见，挑战总是与机遇共存。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仅可能解决经济危机，也会提供新的全球机遇。
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路径之所以会陷入这些困境，从数据层面看，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各类计算要素都存在不确定性：
第一，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一些自然科学家经常对气候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嗤之以鼻，认为他们不了解气候科学。实际上，由于气候科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气候科学家自己也难以准确预测气候的未来趋势。如果气候科学家都无法确保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准确性，气候经济学家又怎能保证他们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呢？
第二，技术的不确定性。未来是否有可能发明出新型低碳技术？如果有可能，何时会发明出这类技术？这类技术的成本有多大？新技术会产生多大的效益？这些技术问题都存在不确定性。技术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一个未知问题，气候经济学家如何计算这一未知因素？
第三，社会的不确定性。由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复杂性远远大于任何自然现象，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准确预测社会的变化趋势。会不会出现战争、疾病与饥荒？什么时候会出现？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发展模式会持续多久？人口是否会一直增长下去？未来某个时段的人口预期寿命可能是多少？
这些要素的不确定性最终必然导致气候经济学家计算结果的不准确性。对于碳排放的计算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气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系统，系统内部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对这样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碳排放测算，是不可能精确测算出碳排放的各个要素的。由于经济学家设计的情景模型各不相同，给予各类不确定性变量的权重也不同，因而计算的结果也会相差很大。
2.伦理困境
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路径本身也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伦理问题，例如，基于经济学路径的气候变化政策可能会违背正义原则和忽视人权。市场能积聚财富，也会把环境成本传递给社会，还会虐待工人。基于成本效益的经济学分析而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存在许多伦理问题，一切都用货币来衡量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因为决策者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数据，还需要特别关注公平、正义、权利等伦理问题。尽管基于经济学路径的气候变化政策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总体福利，但可能与正义原则相抵触。正义原则要求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应该根据公平或其他相关伦理准则而不是效率进行分配。
经济学将世界数量化、货币化，认为一切自然与社会构成要素都可数量化，并能计算出其货币价值。将一切事物数量化、货币化可能引发严重的道德问题，例如将人类生命与健康的价值数量化、货币化，就可能导致人的“物化”，在这种计算基础上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可能是“反人类”的政策。在真实的世界中，有些要素是无法计算的，人类的大多数行为不可能呈现出观察者可以直接检测到的规律性。经济学家所量化的世界并不是既定的客观事实，而是出于人类头脑的主观建构。例如人的欲望与贪婪就无法量化，社会和谐与生态环境的价值也无法量化。将所有要素都量化为经济数据，忽视了世界质的一面，而只关注量的、可计算的方面。这种经济学计算认为，无论整个世界有多纷繁复杂，都可以通过量化和通约的手段而变得整齐划一。
在美国动画片《飞屋环游记》中，讲述了一位老人对于自己房屋的特殊价值偏好。那座破旧的小屋承载的是老人对其去世老伴的思念与回忆。对于这样一位风烛残年的耄耋老人，政府给予多少拆迁经济补偿都无法弥补小屋所给予他的情感价值。如果政府只考虑经济价值，就会认为这样一位拒不配合拆迁的老人可能是坐地起价，想趁此机会狮子大开口，争取更多的经济补偿。按照这种经济逻辑，政府会认为是拒不拆迁者在无理取闹，因此，只能对其“强拆”。然而，“强拆”的经济逻辑是不能得到伦理辩护的，其逻辑与强买强卖又有何异？例如，A家里有一件传家宝，B十分喜欢这件宝贝。B愿意出十倍于该宝贝市场估价的价格向A购买这件宝物，但A出于对家族文化的传承或对祖辈的怀念，无论B出多少钱都不愿意出售这件宝物。按照“强拆”的经济逻辑，眼中只有货币价值的B就会认为A是在无理取闹或想要更高的价格。真实的世界一方面可能无法计算，另一方面，即使能计算，计算也可能是不道德的。
3.经济增长与福利
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路径还延续了传统经济学对增长的崇拜与迷恋，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的最佳路径。气候经济学家时刻不忘传统经济学家的核心假设，即以GDP为首要指标的经济增长必定会增加人类福利。经济学还假设，由于经济增长是通过矿物燃料的使用来维持的，因此削减矿物燃料的使用将减少人类的福利，这种福利超过了任何降低未来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所产生的潜在利益。例如，斯特恩估计，未来气候变化的成本可能占目前消费水平的20%，从而导致福利的减少。政府和政府间机构继续根据经济增长就等同于增加福利这一传统经济学假设采取行动，甚至IPCC也在其估计气候变化成本的模型中采用这一核心经济假设。
然而，以GDP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增长会增加人类福利的假设也存在诸多问题，因为它忽略了生态资源转变为工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破坏与浪费。许多对人类和地球极为有害的事件，例如车祸、滥伐森林或渔猎濒临灭绝的物种，目前都被粗糙的GDP衡量方式计入了收益范围。只顾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其他社会与环境目标的社会，其福利水平往往会发生倒退。实际上，GDP的增长并不等于所有个人和家庭福利与幸福的增加。历史的经验证据未能发现过去工业消费者享有的消费水平与福利增加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当代消费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异化、无聊和倦怠感表明，浪费文化中的人类制造向工具和商品化交流的转变，使得人类与自己的劳动之间、人类的工作与地球的丰饶之间产生了深深的异化。这种异化最终体现为一种人类精神上的损失——在地球上不再有“家”的感觉。一个例子是，学生的学习条件不断改善，但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效果却并未相应提高，学习兴趣反而越来越低；手机、电脑等电子消费品的不断更新也并未相应地增进人际关系或提升人们的工作效率与幸福感，反而是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并浪费了人们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我们或许还可以提出一类这样的问题：经济增长与所谓的社会进步是否让人自身变“聪明”了？人是否变得更好、更有道德了？当代人是否因更多的学习时间和更大的阅读量而比古代人更聪明、更有美德呢？
二 气候政治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气候变化就纳入了政治议事日程。[22]气候变化不仅重塑着21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着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应对气候变化将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23]。在政治学看来，甚至IPCC都不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而是一个吸收了气候科学家的政治机构[24]，因为它所发布的评估报告涉及了大量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要素，会极大地影响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在气候政治中，各国处于典型的“囚徒困境”中：虽然各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但它们同时又都有自由行动的动机。[25]
2009年的“气候门”事件[26]让人们质疑气候科学家已经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或是将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有意夸大，引起公众和政府关注，从而有利于他们获取科研经费。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通过宣传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而获得诺贝尔奖，使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其总统竞选拉票的工具。甚至有人怀疑IPCC都在伪造数据，以阻止发展中国家享受化石燃料带来的发展。[27]就连神学家也发现，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因此宣扬气候变化有助于基督教获得新的证据。[28]这些都使气候变化从纯粹的科学问题演变为政治寻租问题，使“科学政治化”[29]。虽然气候变化问题可能会被政治利用，但即使气候变化的结论被误导、误用，甚至可能是错误的，然而，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减排和环境保护还是能够使人类受益的。[30]气候科学本身应当是价值中立的，但人们如何对待气候变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伦理价值问题。
气候变化引发了政治学领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和批判。大卫·希尔曼（David Shearman）和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的研究认为，气候变化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气候变化是资本主义民主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和自由主义不仅不能够对环境危机做出充分的反应，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起的是催化剂的作用。[31]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指出，资本主义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灵活有效，实际上，它会有力地扼杀变革，并加重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无所作为；资本主义需要摒弃自由市场的核心意识形态，重建世界经济，重构政治制度，以此来缓解、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32]塞维斯·斯托姆（Servaas Storm）指出，全球变暖是资本主义迅速而不平衡的发展带来的间接损害，并且资本主义缺乏使其了解和适应气候系统的“感官”。[33]郇庆治指出，当前国际气候政治在本质上延续了“生态帝国主义”逻辑，也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内在障碍。[34]可见，气候变化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如果社会主义能够较好地解决气候危机，必将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对气候变化与人权关系的探讨也是气候政治领域关注的重点之一，这一问题在2007年的巴厘会议上被小岛国联盟（AOSIS）正式提上国际气候合作议程。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宣布，他们将因海平面上升而放弃家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08年着手进行“气候变化与人权关系”的相关研究。[35]亨利·舒伊（Henry Shue）从人权视角分析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生存排放权问题，认为这种权利应当按人口平等分配。[36]孙华玲从国际法律制度层面研究了气候难民的迁徙权问题，认为对气候难民迁徙权的保障，是享有生命权、健康权和人格尊严权等重要人权的基础。[37]黄小喜认为，碳排放权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环境权利，既不容许个人独占，也不允许一个人剥夺他人的这种权利。[38]将碳排放界定为一种人权，有助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然而，每个人需要多少碳排放权？如果剩余的大气安全排放空间无法满足所有个体的碳排放权，那么该如何分配这种权利？
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问题也是气候政治的关注领域。张海滨认为，气候变化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当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统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39]董勤认为，政府首脑更替、对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权衡都不是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真正理由，对安全利益的权衡才是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的重要因素，并且安全利益将继续成为影响美国气候变化方面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40]马建英认为，国际气候合作已经深化为一种政治博弈，其中充斥着对“国际气候话语权”的争夺。[41]
在国际气候合作的政治机制问题上，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美国的带头行动是促使中国减排的必要条件。[42]于宏源指出，在京都模式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多边气候谈判的阵营开始分化重组。[43]苏向荣认为，国际气候合作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国际政治信任不足，而协商民主机制可以扩大、加深或巩固国际政治信任，从而为国际气候合作提供制度基础。[44]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建议通过建立草根联盟，发起大众运动来推动国际气候合作。[45]对国际气候合作机制之政治学研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于注重国际关系与政治博弈的策略分析，认为仅仅依赖国际气候合作程序与机制的设计与制度的重组，就足以解决当前的国际气候合作困局，却忽略了造成国际气候政治冲突的伦理价值因素。
三 气候伦理研究
作为一种对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进行系统道德反思的学科，哲学伦理学当然也不能将气候变化问题置之度外。从西方智慧的源头开始，哲学伦理学就一直因为缺乏实践意义而遭受批判。[46]其实，这是对哲学伦理学的误解，哲学伦理学的价值不在于直接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而在于为实践提供基础性的伦理反思与方向性的价值指导。气候变化涉及无数人的生死，我们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就是我们对待人类痛苦的态度。我们可以“把头埋进沙子里”，继续无拘无束地高消费、高污染、高排放，也可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积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可见，气候变化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伦理问题，它折射出的是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困境。如果人类的政治体制、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等才是引发气候危机的根源，就需要从伦理层面对气候变化进行反思。我们的社会与生活需要做出改变，而最先需要改变的则是我们的价值。[47]
气候变化引出了正义问题：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历史排放的结果，这些历史排放使其达到如今的福利水平，但是发展中国家却未享受到这些排放所带来的收益，并且可能是未来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人常常是由于不公正的“全球化”或殖民主义体系而致贫的非洲农民，他们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贡献最小，但在气候变化中的处境却最不安全，也最缺乏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48]气候变化挑战人类的道德，造成了公地悲剧，强化了富国对穷国、当代人对未来人的剥削，引发代际正义与代内正义问题。可见，公平与正义是达成任何有效的国际气候协议的核心。
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路径会遭受伦理学的挑战，同时，气候伦理研究也会遭受经济学的挑战。对经济学家而言，气候伦理研究的局限主要体现在：
（1）正义、权利等伦理要素无法量化，难以执行。曾有气候经济学家要求笔者给出一套可用于气候经济模型计算的“气候正义指标体系”。换言之，由于缺乏公认的道德公式以精确地规定何种分配是正义的，从而缺乏指导具体气候政策选择的实践意义。
（2）与经济学家一样，伦理学之间也从未停止过争论。不同的伦理学家会提出不同的分配减排义务与收益的伦理原则，这会让人无所适从。
（3）不管我们如何强调伦理道义，有时还是要输给强大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这意味着伦理学常常停留在理想层面。
其实，这些挑战恰恰表明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跨学科属性，没有哪个学科可以单独解决问题。或许一种可能的现实路径是：在经济学的指标选择中融入伦理因素，如使用净经济福利指标；在伦理学的价值选择中加入经济要素，如幸福GDP。政府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时，可以将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目标与社会公平的伦理目标结合起来。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基于气候变化的环境伦理与正义问题显得比任何其他全球性问题都更为紧迫也更为复杂。原因在于，气候变化及其可能给人类生存造成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气候变化引发的危机归根结底还是人自身的危机，是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危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伦理追问不仅涉及人的生存意义的问题，更涉及人类应当如何共同生存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等进行变革。
功利主义和道义论是过去几个世纪道德哲学中两种最重要的伦理理论，但它们所分析的对象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关系。[49]这种分析框架已经无法用于分析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传统的环境伦理学主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当代人与未来人的关系问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作为整体的“人”（我们），所讲求的是对“我们”的一种道德劝导和伦理规范并寄希望于“我们”道德境界的提升。例如，强调人要对自然、动物、我们的后代承担责任。但“气候变化危机”已经远远不是普通的环境伦理问题，“气候变化危机”本质上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如何“合作”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气候伦理不仅扩展了传统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使之跳出国家边界探讨环境问题，也使环境伦理研究变得更加紧迫与重要。
应对气候变化涉及两个问题：怎样才算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两个问题不仅涉及自然科学研究与经济学计算，更涉及人类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取舍。温室气体浓度引发气候变化这一科学事实会引发我们对这样一些伦理价值问题的思考：
（1）既然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行为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那么，我们人类自身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是否应当得到限制？穷人为生存而排放的温室气体也应当受到限制吗？每个人应当得到多少温室气体排放权？一部分人的高排放伤害了另一些人，无辜的受害者是否应当得到补偿？
（2）既然气候变化是人类工业化进程的结果，那么，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减排责任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分配？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权利过上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高排放”幸福生活？
（3）既然经济发展必然造成温室气体排放，而气候变化使温室气体排放受限，那么，相对于所剩不多的排放空间，我们应当如何分配这一极度稀缺的资源才是公正的？发达国家是否要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负有更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获得更多的排放空间？
（4）既然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也是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实践过程，那么，自由市场模式应该为气候变化负责吗？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是否有可能解决气候危机？气候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否存在伦理缺陷？
（5）既然气候变化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完全依赖“以技术克服技术”的路径？为拯救地球，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气候地球工程是否值得一试？气候地球工程的可能性是否会成为阻碍我们减排的借口？
（6）既然最有可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可能还没有出生，当代人所做出的气候决定可能会影响未来世代的生活，那么，当代人是否因温室气体排放而对后代负有责任？代际气候正义是否可能？当未来人的利益与当代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抉择？
这些“伦理价值问题”的凸显使得“科学事实问题”和“经济利益计算问题”变成了次要问题，因为盲目地使用科学技术和经济手段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无助于气候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糕。例如，新能源技术可以降低汽车的单位里程能耗，财政补贴或税费优惠可以鼓励人们购买更节能的汽车，但却都不能降低汽车的拥有量、使用率、行驶里程等，反而可能促使人们更多地购买和使用汽车，使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幅增加。气候学家能告诉我们气候为什么会变化以及会如何变化，但我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却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取决于我们对好与坏的价值判断，以及我们对不同价值选项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