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造端于男女”的宇宙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的揭示，还使中国哲学中的一种人们似乎难以启齿然而却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即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性学”特质得以解读和澄清。

诚如张祥龙先生所说，对“性别”的肯定与否可视为区分中西哲学一重要特征，如果说西方哲学是一种无性别的哲学，那么中国哲学则是一种有性别的哲学。这里所说的“性别”之“性”即男女之性。其实，对男女之性的肯定岂止是中国哲学的一重要特征，它乃可视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一最为根本的特征，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男女之性是作为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加以揭示，它以一种发生学的方式从根本上回答了宇宙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问题。

而男女之性之所以作为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男女之性之所以根本地回答了宇宙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在中国哲学中，既然我们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体的宇宙，看作是人的身体的化身，那么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实也就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这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之身体来自男女这一发生学的原理其实就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时也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并非遥不可及、深不可测的东西。相反，“易则易知”，它就以一种身体体验的方式下学而上达地体现在“造端于男女”这一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人自身身体发生事件里。故男女之道不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开端，而且也从中径直开出关于宇宙何以鸿蒙初启、何以开天辟地这一中国哲学的“创世纪”的宣言。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老的《易经》不啻可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性学”经典。从指代男根女阴的八卦的基本符号的阴阳两爻，[6]到周易《系辞上传》中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一性活动的直白，再到周易“咸卦”的爻辞、象辞中的种种不无性暗示的描述，这些被今之缙绅先生视为“不正经”而三缄其口的“身体书写”，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古代首经的殿堂以至于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语言”。同时，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与“男女”相提并举且作为不易之论而业已成为人们的老生常谈。所谓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传》），所谓“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構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十二章》）如此等等都莫不是其明证。因此，在中国哲学里，男女之性已不加区分异名同谓地作为天地之性。也正是基于这一不无鲜明和彻底的泛性主义宗旨，在老子的世界里，“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在班固的书里，房中者乃“至道之际”（《汉书·艺文志》）；在戏剧家李渔的心目中，世界舞台上只有男女两个演员，而中国佛学家们则更是以一种有“色”眼镜看世界，其不仅露骨地把大千世界目为活色生香的“色”的世界，而且还由此不无决绝地坚称，唯有戒绝男女才能与现实世界一刀两断而真正步入对所谓“空”的自觉。

在这里，必须特别注意到的是，正如在中国哲学中通过现象学还原身体已不再是实实在在的身体，而是“销所归能”地成为一种不执于方体的生命行为、生命活动一样，同理，在中国哲学中使身体得生成的男女亦非是实在的两种实体（如男人和女人）或两种属性（如能动与受动），而是以隐喻方式表示的一种使生命活动得以构成、得以生发的一种纯粹的权能性“场有”，一种纯粹的发生性“关系”。它是一种既相对而又相关的关系，既差异而又同一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关系因子唯其相对而成其相关，唯其差异而成其同一。在这种关系中，正如社会化的语言场中从不存在所谓的“私人语言”一样，每一关系因于亦不复而其自身特有的规定，其所指唯有相对相关于其他关系因子、唯有置身于整个关系语境中才能得以真正的发生和说明。故这种关系乃是《周易》中的“奇”“耦”相济、参“二”为“一”的作为“易之真数”和“关系函数”的“大叁”（“叁”即关系性之“参”，也即《天问》中所谓“阴阳三合”的“三合”），亦即为张载大力发明的所谓的“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的这一“一物两体”的“两一”。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正是这种所谓的参二为一的“大叁”、所谓的一物两体的“两一”，使一种大易中所谓的“太和”之“和”成为可能，从而有“和”故有“化”而惟“化”方能“生”，遂有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这一古之生物学之至论，也即最终不是从“以同裨同”的“同”中，而是从“以他平他”的“和”中为我们化生出了人物之万殊和宇宙之日新。

因此，中国古人之所以把男女视为是身体得以发生的“原发生命机制”，其并非是基于一种纯粹的生物物理考虑，乃是从中透显出一种极为深刻的哲学的机智、哲学的洞观，乃是由于其把男女之道视为“太和之道”的集中体现，把男女之道最终是与宇宙生命何以可能的“太和之道”联系在一起。故在中国哲学里，男女之道不再局限为夫妻床笫之间的隐秘的私语，而是实际上下学而上达地升华为一种至大至公的形上之“道”的语言。这种形上之“道”的语言，就是被现代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目为作为生命最高真理的那种“彼此之间”的“对话”的语言。我们看到，无独有偶的是，在巴赫金的著作中，其不仅像中国哲学一样把这种“彼此之间”的“对话”视为世界万物得以生成的“元物理学”，而且也像中国哲学一样使该“对话”与男女活动相关联：“‘已在是匮乏的……仅仅现成的东西（nalicie）……面对我的纯粹表现活动，是女性的’。世界只是一位被动的妇人，心灵的男性活动[mud-是‘mudrost’（“智慧”）的词根，与表示‘睾丸’的词有联系]——尽管心灵也可以是一位女人的心灵——进入世界，以意义来穿透和贯注它。”[7]

中外哲学家之所以在这里殊途同归地把男女之间对话上升为一种“道的交谈”，其原因在于，男女之间对话实际上已不再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意识间性”，而是径直通向了一种后后现代主义的所谓“身体间性”，[8]而作为这种“身体间性”，正如青年马克思“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这一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其既是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真正对话，同时该对话又是通过一种“身体语言”，即一种自然而然和不落言筌的自然本身的表达方式得以发生和实现。因此，正是男女之间对话使人的语言与自然语言得以内在勾联，从而使该对话已超越了囿于唯我唯心化的人类学语言的限定，而“道不我私”地成为贯彻天人之际和联通整个宇宙的最具普遍性的“元语言”。故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了一座人类梦寐以求的真正的语言之“巴比伦塔”的再造，因为其不仅可以使人类重叙手足之谊而不复蒙受尘世上分离之苦，而且还能够借以使我们直通天际地倾听到冥冥之中的天籁之声而与吴苍娓娓而谈。

这种“对话”用中国哲学特有的术语来表述，同时也就是实际上作为中国哲学至为中心的概念的交感之“感”。耐人寻思的是，作为《易经》下经首卦“感”（咸）卦，其下卦“艮”是少男，上卦“兑”是少女，故“易之咸，见夫妇”（《荀子·大略》），“感”象征着男女感应之道，且“感”字去“心”为“咸”，表示该感乃为无意识和极本然的“身体性”之“感”。此外，“咸”字又有皆的含义，这同时意谓着该男女之感乃泛化和贯彻于世间万事万物之间，意谓着该男女之感乃为宇宙普遍性真理的体现。故《系辞上传》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东晋高僧慧远指出，“《易》是以感应为主体”，章太炎亦宣称，“《易》无体而感而体”，而《易经》中以阴阳两爻的“感应交织，重重无尽”方式展开的64卦宇宙图式，其实正是对这一“以感为体”的易学本体论的生动的阐明。“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沉冥”，诚如诗人陈子昂所言，男女之交感已借象喻义地呈现在林林总总的世界万象之中，其或为日月，或为寒暑，或为牡牝，或为刚柔，或为聚散，或为升降，或为动静，如此等等。而不明白这一点，试图像后人那样仅用一种单一的、抽象的和玄之又玄的所谓“阴阳要素”理论来介说该男女之感，除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证不符（由于阴阳这一词汇是晚出在战国时期的《易传》里）外，还犯了“说不可说”之大忌而必为真正的中国哲学所诟病。

因此，中国哲学与其说是一种“性别”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性感”的哲学，且为人类哲学中最具“性感”的哲学。不惟传统西方的“无性”哲学为之甘拜下风，乃至现代西方的诸如弗洛伊德、梅洛—庞蒂、福柯的性的哲学，亦由于其对于性的维度的理解的褊狭而难以望其项背。在中国哲学中，男女之性感既“至大无外”地被推广到整个宇宙，又“至小无内”地被退返和还原到每一个个人。中医理论坚持每一个个体身体生命都可阴阳辩证而互为彼此的印证，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黄帝内经》后不无诧异地惊呼，黄帝的身体竟是双性同体的，这样，西方人的“性别”概念就成了“错误的名词”。

同时，有“感”必有“情”，强调“性感”之“感”必然要强调和突出由“感”而生的“情”。《易经·咸卦》谓：“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清儒戴东原亦称：“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原善》）。故中国哲学既是一种“感”的哲学，又不失为一种“情”的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世界乃“有情世界”，众生乃“有情众生”，“六爻发挥”乃“旁通于情，”社会之礼乃“因人之情”，事物之理乃“无过情无不及情”（戴东原语）。于是，“情深而文明”，这种“唯情主义”和“泛情主义”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和被及到中国各个文化形态之中，而成为有别于西方的“理”的文化的中国文化自身的殊胜特征。从中国文字中的“情况、情形、事情、实情、情节、情景、情报、情操、情理”等等名词的所蕴含的别致的内涵，到中国文学艺术提出的“情者文之经”“为情而造文”“缘情体物”的主张和观点，都无一不为我们透露出中国文化重情、隆情和不无多情的信息。因此，正是从“情”出发，才有了中国古代文采飞扬、辞情并茂的诗经、楚辞、唐诗和宋词，才使生离死别、怀春悲秋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骚客咏唱不绝的主题，才使中国文学艺术作品在充溢着阴阳虚实相间的氤氲生机的同时，还始终牵连着演绎出不绝如缕的、绵绵无限的情思和情趣。

总之，如上所述，对男女性感的揭示不啻已成为破译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隐秘的一把钥匙。无疑，这一揭示无论是对于中国哲学文化还是对于整个人类哲学文化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一种“原发生命机制”的发现，它使身体及身体场的生成基因得以真正的哲学上的洞揭和体认，从而使我们之于“生活世界”的一种更为彻底的“现象学的还原”成为可能。此外，更重要的是，其中所体现出的所谓“太和”之道，作为一种有别于思维辩证法的生命辩证法，乃是对今天方兴未艾的有别于“独白”的哲学范式的“对话”哲学范式的至为深刻的肯定。而该哲学范式作为一种所谓的“异中之同”，所谓的“不同之同”，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所追求的“同一性”原则的反拨，又可对反传统的西方后现代哲学所追求的“差异性”原则给予矫治，从而为我们开创和开辟出了走出当代人类哲学困境的一条真正可行的途径。它毋宁说告诉我们，人类最深重的和原发性的危机，乃是日隆的男性权力话语和与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导致的生态性危机，而医治危机的根本良药，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国古老的《易经》中为我们所昭示的那种“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