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经过40年的改革实践与创新发展，逐渐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范畴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和独特方法。从理论上进一步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概念体系、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既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对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和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概念体系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经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这种“术语的革命”可以说是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符号。我们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创新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首先就要有显著特征性的“术语的革命”，这也是今天我们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要的内容。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特征体现为中国收入分配在实践发展中形成的一系列具有“术语的革命”意义上的概念体系。
1.先富与后富
“先富与后富”是由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概念，其含义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人民和地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思想纠正了当时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改革分配制度扫清理论障碍。“先富”是基础，是共同富裕的捷径，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先富”与“后富”是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2.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与“先富后富”的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共同富裕的思想。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在阐述社会主义本质时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指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而是部分到整体的富裕。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即规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也规定了中国特色分配制度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3.两个大局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两个大局”重要思想：其中的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先行发展，从而带动内地发展，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如20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沿海地区要更加注重帮助推动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应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对于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先富带动后富产生了深刻和积极的影响。
4.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重要思想。我国的分配方式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在我国所有分配方式中占主体地位，按生产要素分配，社会福利、保障性分配等其他分配方式也同时存在于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中。这一重要思想明确了各种分配方式的地位和重要性，承认其他分配方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有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基本概念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基本制度的内涵和意义。
5.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借助市场机制吸收按要素分配的长处，按要素分配必然受到主体分配方式的影响，所以也应吸收按劳分配的某些成分。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有助于调动劳动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吸引国内外各种资源以市场为基础实现合理配置，从而发展生产力。这个概念十分深刻地提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收入分配体制和机制。
6.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提出效率原则，体现机会公平；同时体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提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出发，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概念和新术语。
7.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2006年党的十六大指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贯彻好这一原则，突出强调“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收入”。这个重大概念和判断进一步明确了如何更好地处理好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同时也较为清晰界定了政府和市场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功能和定位。
8.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这一概念是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让更多人拥有财产，要为人们的财产获得收入创造条件。这是根据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而提出的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新举措。这一概念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体现了收入分配改革中“藏富于民”的思想。
9.和谐劳动关系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和谐劳动关系这一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是科学界定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与资本关系，明确提出进一步推动“劳动用工更加规范，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劳动条件不断改善，职工安全健康得到切实保障，社会保险全面覆盖，人文关怀日益加强，有效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0.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
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多次强调，“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个概念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即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而不仅仅是缩小收入差距。这个概念的现实意义在于，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1.“两个占比”与“两个同步”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有利于理顺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分配关系，增加劳动者收入，维护劳动者权益，也有利于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又提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即两个同步。这标志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关注国民收入格局，注重改变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格局，提出要实现两者的同步增长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九大以后，再次提出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者报酬提高”，两个“同时同步”更加精准和科学地解释了“保持两个同步”的条件。
12.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紧密联系，使人民群众享受改革发展的果实。这一思想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助于造福人民群众，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要着力建立健全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和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
13.中等收入者比重与橄榄型分配格局
2015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有利于增强收入分配秩序的规范性，将各种可能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不规范行为控制好，增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这一概念清晰地指出了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而非中等收入阶级）以及社会分配结构特征。
1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实现”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指出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对促进公共资源合理、高效、公平配置，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从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发进一步扩展了广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内涵。
15.共享发展
“共享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之一。坚持共享发展，要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享发展作为新时代指导中国的新发展理念之一，是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二、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的基本理论
纵观收入分配改革40年，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坚持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借鉴国外收入分配政策经验，在实践探索和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包含如下几方面内容的基本理论体系。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的基本前提。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中国特色收入分配，首先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从公有制为主体这一根本前提出发，体现“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基本原理；其次，要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规律和要求，从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出发，立足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现实，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机制，这也是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动分配的基本原则，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必然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多层次性所决定的多元化、多样化、差异化等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也必然是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涵。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的重要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的重要依据。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必然要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既要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也要体现市场竞争和提高效率，由此决定的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必然要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所谓“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二分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市场竞争机制、效率导向机制决定了收入分配既要适当拉开差距，体现竞争性差异和要求，又要适当保持社会公平，特别是确保公平竞争，实现机会均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深刻重塑收入分配制度和内涵，也必然决定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实现公平与效率高度统一，要充分体现和反映市场化机制，遵循市场化发展规律，因此中国特色收入分配也必然会存在市场化竞争和效率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也同样会存在由于市场失灵、竞争机制引发的市场型收入差距，也必然会存在由于市场竞争不完善、不充分或者监管不到位出现的非充分竞争导致的机会不公平和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因此，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必然包含市场化机制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也必然是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的应有之义。
（3）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是中国特色分配的制度框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者共同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相结合必然是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发展决定了必须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资源配置的机制决定了必须适应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实行按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因此，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既是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也正因如此，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被确定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推动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这一基本分配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的重要原则。为此，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既是中国特色分配制度框架，更是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的核心内容。
（4）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导向。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要充分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解放和发展全人类、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更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的集中体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无论是“先富与后富论”，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最终的改革与发展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因此，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必然体现共同富裕这个发展目标，共同富裕也必然是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的应有之义。40年经验表明，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始终围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价值导向而展开，这也是未来继续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根本目标。
（5）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的发展手段。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坚持生产力发展标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原则，既不是单一的“公平论”，也非单一“效率论”，而是坚持以提高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核心，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统一发展中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理论创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也无论是功能性分配还是规模型分配，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选择或者二分法思维，始终把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有机统一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发展手段，既要在经济增长基础上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为经济发展提供内在激励；由此，初次分配突出效率导向，二次分配突出公平导向，努力实现发展机会公平，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正因为如此，在分配政策中明确提出了收入分配改革要坚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因此，促进分配与增长的统一，发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的作用，无疑也是中国特色收入分配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内在利益激励和动力，是中国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此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术语概念、基本范畴、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就其方法而言，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1）收入分配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相统一的方法。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创新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活力都来自实践发展本身，这一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的方法论。中国特色收入分配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基本原则，同时又要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从实践发展和要求出发，立足解决实践问题，推动收入分配理论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分配理论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相结合，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并以创新的分配理论指导分配实践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也要坚持开放性原则，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合理经验，丰富和创新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和实践发展。可以说，中国特色分配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基本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以及西方发展经验的集大成者，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经验和典范。
（2）分配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创新相结合的方法。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来源就是来自顶层设计，无论是提出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还是提出“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还是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等，每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均来自收入分配指导思想的演变，进而来推动和指导分配实践发展；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实践发展又能够注重发挥基层实践的创新和试点，注重发挥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探索精神，把每一次关于收入分配指导思想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全国不搞一刀切，这也是中国特色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所在，也是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特色。
（3）分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与经济增长激励性内在动力相结合的方法。中国收入分配理论创新和改革，始终坚持以调整利益关系为出发点，遵循先易后难和渐进式改革的规律和特点，把分配制度改革与培育经济发展内生激励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使得每次收入分配改革都能够成为推动其他领域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坚持渐进式改革和先易后难的方法，有助于降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利益关系调整引发的社会震荡，有利于稳中求进，稳中突破；把分配改革与激励型机制培育结合起来，就为收入分配改革找到了一个“锚”，避免了简单围绕分配问题进行改革，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处理好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4）分配制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中国特色分配制度改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为基础，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此过程中，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提高劳动者报酬，科学辩证地看待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内在关系。
四、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1）中国特色分配理论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使得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错误和教条中解放出来，获得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新生。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确立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思想，这一创新与发展既体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占有支配方式和权利”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分配理论，又创造性地提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使得按劳分配原则建立在实践发展基础上，获得了丰富生动的实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因此，中国特色分配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和原则。另一方面，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推动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发展、构建和谐共赢劳动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完善政府再分配政策等，有助于我们科学理解、认识、解决当下的中国如何防止异化劳动、剥削问题、剩余价值分配等理论热点和现实问题。显然，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也注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随着改革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加以深化和丰富，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保持创新活力和内在动力。
（2）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为推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借鉴，为国际范围内解决收入分配和不平等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特色分配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分配理论，遵循所谓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即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决定要素报酬假说、基于要素供求关系决定的均衡价格，进而形成劳动—工资理论、资本—利息理论、土地—地租理论和企业家—利润理论等，其背后的逻辑都是市场竞争机制决定要素价格，并且假设市场机制会自动实现所有生产要素报酬均衡，不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即使出现差距也是短期现象，最终会依靠市场自动均衡；这些主流的收入分配理论也提出一次分配由市场解决，二次分配由政府通过再分配方式加以解决。但是实际上，除了极少数国家以外，我们发现主要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他们的收入差距几乎都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由市场决定的一次分配领域收入差距更大，许多发达国家内部劳动与资本关系日趋冲突，甚至出现了诸如“占领华尔街”“1%与99%”的冲突等等，全球性不平等也成为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实践发展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崇尚的所谓市场自动均衡假说、收入分配趋同及“收敛”假说，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理论假说，在现实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考虑政府再分配的作用，也需要依靠政府和各种政党、利益集团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游说和博弈。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提出运用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来描述劳动者份额变化趋势；具体来说，就是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总结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特征，认为劳动报酬收入占GDP份额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而且认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根据这个事实，似乎劳动者报酬占比到了一定阶段会出现稳定状态。但是问题是，卡尔多事实没有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发展到以服务经济为主的阶段，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可能会出现新变化特征。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依然无法有效和科学地解释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依然存在着马克思当年分析中出现的劳动异化问题、资本雇佣劳动关系问题以及所谓的极化现象。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从所有制尤其是公有制为主体出发，这就使得西方式的劳动—资本关系从利益对抗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分配问题，矛盾的性质在中国特色分配理论框架下发生转化；而就收入分配差距来说，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主张两个“同时”和“同步”提高的理论，解决劳动与资本要素的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增长问题。此外，中国特色分配理论摈弃所谓的“报酬均衡”假说，立足收入非均衡发展模式和手段，实现各类要素主体及其收益协调发展，即非均衡式协调发展，实现共享式发展。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本质上是政府市场二元调节模式，与主流经济学提出的二次调节模式不一样；因此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也是通过完善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进而实现一次分配更有效率，二次分配更加公平的目标。显然，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对反思新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及其政府和市场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意义。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的主张和政策方案对于解决西方国家分配问题和全球性不平等加剧等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际发展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3）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完善与创新提供了较好的思路，对于重新审视“库兹涅兹倒U型假说”及其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具有理论启发和现实意义。发展经济学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长期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秉持所谓的“涓滴效应”以及“库兹涅茨假说”。所谓“涓滴效应”认为，只要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长，增长收益总会逐渐涓滴到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经济发展和增长会自动“涓滴”到贫困阶层那里；而所谓的“库兹涅茨假说”则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变化之间的关系，总数存在收入差距变化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倒U型曲线”，换句话说，一国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其收入差距开始阶段会随着人均收入提高而出现扩大，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到了一定水平以后，收入差距会出现下降趋势。无论是“涓滴效应”还是“库兹涅茨倒U假说”，其背后的理论逻辑都是假定市场机制作用会导致收入差距出现均衡和趋同；但是现实发展却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许多国家和地区并未出现所谓的“涓滴效应”或者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实际上，值得肯定的是，经济增长一定是消除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收入分配的基础和条件。但是，经济增长是否能够自动甚至必然带来贫困下降和收入差距缩小，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况且，涓滴效应和库兹涅茨假说，其实分析的依据和基础都是以工业化发展为实践背景，问题在于到了服务经济时代，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体系和结构背景下，收入分配差距如何发展和变化，则是需要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的。中国特色分配理论跳出单一的“公平论”和单一的“效率论”，跳出两者所谓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西方思维，创新性地提出“效率与公平都要兼顾”理念，并以引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始终围绕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一体化互动的良性发展而开展，探索有利于促进增长的分配体制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政策上也提出要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思路，较好地匡正了收入分配研究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丰富和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4）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为深入认识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新时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意义。无疑，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主题来说，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紧密联系收入分配，只有把增长与分配放在统一框架中，才能客观全面地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新时代的创新转型发展。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奇迹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显学之一，国内外学者都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开展研究，也的确形成一批重要的且极具解释力的理论成果。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研究和理论成果都是围绕经济增长本身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奇迹进行分析；从方法来说，多数研究都是从经济增长理论、生产函数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出发，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速度奇迹的改革开放大背景等。但是，大多数研究忽略了从收入分配视角去观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及其未来的创新转型发展问题，现有很多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成果，多是就分配本身谈分配。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必须把收入分配考虑进来，从增长与分配统一的框架中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始终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内在的激励，“人们对激励总会做出正确的反应”，这也许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秘密，也是中国经济未来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所在。无疑，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新时代，核心就是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而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则需要内在的激励机制和动力，这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为发展提供创新驱动的激励机制。这一点也许是总结40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最大经验，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继续成功发展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