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40年：基本经验和发展规律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一方面，收入分配改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内在利益激励和动力；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问题等等，也促使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也形成了人们对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共识。近40年来，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实践至少带来了如下几方面的经验，回顾这些经验显然对未来新常态下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深化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一、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经验

（1）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思想解放与理论和实践不断创新的过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改革中涉及人们经济利益的最敏感、最直接的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发展和一系列新概念、新提法，实际上都反映和体现了我国许多重大改革内容和改革方向的创新发展，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改变、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化改革对分配方式的影响及其演变，等等，非常清晰地浓缩了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阶段性发展和成果，记载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过程，是由新实践产生新认识，到再实践、新理论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2）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打破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建立起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收入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对全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本质上也是引领资源重新配置。改革的经验表明，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的内在激励约束机制，最终要通过分配制度体现出来。

（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进程。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了收入分配关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调动国内外各种生产要素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市场条件，为吸引外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中国经济高增长提供了动力源泉和保障。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打破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充分释放了财富创造的动力源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在微观层面的运行效率，通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仅起到了吸引和鼓励的作用，也起到了带动和示范的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一个差异化的收入分配的格局提高了经济效益，实现了经济高效率增长。

（5）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体现了循序渐进型的改革大原则。与我国整体改革设计一样，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历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单一的按劳分配、不允许其他分配方式存在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共同发展，到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实践不断发展，理论认识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这些突破表现为对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认识上的提高，即由“不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到“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再到“鼓励”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遵循了循序渐进的改革大原则。

（6）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上形成了国家、企业、个人共赢发展的分配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分配关系逐步趋于合理，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多元化的收入分配方式也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以及金融资产等大量增加，个人所得份额明显提高，国家所得份额的绝对量持续增长，企业所得份额在相对稳定中略有上升，国家、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初次分配关系逐渐理顺，过去过分强调国家整体利益而忽视微观主体利益的倾向得到扭转，国家、企业、个人形成了共赢格局。

（7）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行政性集中分配，在逐步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要素分配体制过渡的过程，推动了市场化发展程度，使各种资源配置逐步得到优化配置，增强了企业的市场动力，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加速了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8）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较好地处理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实现了近40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收入分配改革实践表明，单一的经济高速增长未必是经济增长的奇迹，而只有公平型高增长才是真正的奇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以分配改革为突破口，通过调整和理顺分配关系，创造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利益驱动，为改革的全面深化提供了重要的外部保障，这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成果和经验。

二、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历了40年发展历程。40年的发展，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也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的发展规律。

（1）收入分配改革顺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契机，为提高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形成内在激励机制和发展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就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而初级阶段的根本性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发挥激励机制为生产力发展和提高注入新的动力。为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求和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我们提出改革原有的传统的具有平均主义特点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真正恢复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无论是改革一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还是后来城市企业承包经营，本质上就是通过改革利益分配关系，形成差异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发挥收入分配的利益激励机制，为加快发展生产力注入新的动力机制。

（2）收入分配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坚持市场化导向，既体现市场化效率发展的工具理性，又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性，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积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规律、价格竞争机制规律的作用，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和效率提升。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又坚持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体现生产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价值和贡献，劳动要素以外，也让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极大地推动了收入分配多元化和收入来源多样化发展，把收入分配与资源有效配置有机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高效发展。

（3）收入分配改革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大力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按照国际化规则和管理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顺应全球化发展规律，积极参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投资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流动参与收益报酬、国际贸易参与收益分配必然会对国内收入分配产生深刻影响；在国际贸易和参与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根据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获得比较收益；国内收入分配体系也逐渐受到全球化收益分配机制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为大规模扩大招商引资，也通过一系列政策性优惠、包括税收优惠等，吸引外资，扩大开放，通过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积极加快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实施对外开放新战略。也正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政策优惠等利益分配政策，吸引外资流入中国，从而使中国获得更多的回报和收益，进而也加速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融入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一开始也就是坚持全球化导向，在参与国际化和国际市场分工中加速经济发展，奠定收入分配的基础。

（4）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始终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统一发展的规律相融合，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一体化互动关系。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如何解决好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或者增长和分配的关系；如何在促进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更好、更合理地进行收入分配，始终是所有国家在推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两个问题。许多国家是“先增长、后分配”，有的国家是“先分配，后增长”，如何处理好增长与分配始终是一个焦点和难点问题。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际上始终围绕一条主线即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从改革一开始面临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严重抑制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到提出“先富后富”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思路，再到因为收入差距扩大、抑制消费和增长，则明确提出“效率与公平兼顾”，强调“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和“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新格局”。可以看到，无论是提出收入分配多元化，还是提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两个同步”等，背后的逻辑和思路都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主线，坚持以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收入分配改革要坚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更加彰显了收入分配改革旨在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有机统一，构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这一主线，有效地避免了“公平与效率”究竟“哪个优先”的无谓争论和价值判断，也科学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有利于中国加快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一体化互动发展。

（5）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始终探索收入分配领域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逐步体现了收入分配领域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领域必须探索和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问题，因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实际反映的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而反映的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由于我们简单复制和照搬了苏联教科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模式，其结果则是按劳分配机制既无法体现真正公平，也无法体现经济效率，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更是不存在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问题。显然，在这样的分配模式下，无法区分并有效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问题。中国在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体现了多劳多得和收入分配的差异，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原则，这样既遵循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又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机制、效率原则，同时也要服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目标；这样也就出现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这样的基本问题：初次分配应更好体现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和要求，再分配则要更好地体现政府的作用，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始终坚持初次分配领域如何体现效率，通过改革来清除一切不利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体制，实现公平竞争和效率最大化，完善合理有序的初次分配体制和机制；也通过改革来清除一切不利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体系，建立更加有效的再分配体制机制。这样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也就有利于更好地处理收入分配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6）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也始终顺应法制化、透明化、规范化的收入分配发展趋势，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纵观收入分配改革40年，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的封闭的收入分配模式，到逐渐探索多元化、多样化、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模式，其背后的另一个逻辑就是探索和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开放发展、公平发展和透明发展，进而逐步探索多元化、合理化、公开化的收入分配体系和制度。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一直面临两大问题和难点：一是如何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二是如何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公表面上来看是两个问题，但是在中国现有的分配体制和机制下，两者相互影响，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很大程度上来看，收入差距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过程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带来的差距扩大本身问题，而是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大量的分配不公因素导致收入和差距扩大，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差距扩大问题，而是分配不公问题。因此，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既要探索如何解决差距问题，更要探索如何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后一个问题难度是超过前者的，因为这涉及如何推动收入分配的法制化、透明化、规范化发展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探索实现广义的收入分配和经济公平等问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40年的逻辑，其实也集中体现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一方面，收入分配改革探索多样化、多元化收入来源，发挥分配的激励机制作用；另一方面也逐步探索规范化、法制化的收入监管模式，通过逐步推动收入和财产的公开化和有效监管，实现收入分配秩序更加有序、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合理。显然，中国收入分配40年，也在不断探索和推动收入分配秩序更加有序，收入分配结构和监管更加规范化和法制化，通过创新发展收入分配体制，推动收入分配朝着更加法制化、透明化、规范化方向发展，这也符合收入分配发展的趋势和合理化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