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支那名称之起源

欧洲人称中国，英文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文作Gina……其源皆起于拉丁文之Sina，寻常用复数，作Sinae，初作Thin，见公元八十年至八十九年之间完成之《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作者佚名。Sina或Sinae一字之a或ae为语尾，Sin为语根，读若“星”；合读则单数为“希那”，复数为“希内”。十七世纪以后，拉丁文偶亦有写作China者，但不多见。希腊文之最早者，当为公元一五〇年之际，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eus）之地理书，有Sinae及Seres两名。公元五三〇年，希腊教士科斯麻斯（Cosmas Indicopleustes）著《基督教世界风土记》（Topographia Christiana Universalis），则称为Tzinitza及Tzinista，实与拉丁文同出一源。

此后，则亚美尼亚、叙利亚、阿拉伯、波斯无不以之称中国。

支那一名之为“秦”之译音，且由公元前二四九年至前二〇七年之秦国而起，经秦始皇传布于远地，此乃卫匡国（Martin Martini）于明永历九年（一六五五），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刊印其《中华新图》（Novus atlas Sinensis）时，首先发表者。近人仍多主此说，伯希和亦主张必为“秦”之译音。其理由为：

（一）汉时匈奴人仍称中国人为“秦人”，第一例，《前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曰：“单于（壶衍鞮）年少初立，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此事当在公元前八三年或前八二年，即秦亡后一百二十余年，可见汉时匈奴人仍称中国人为“秦人”，朝代变而已成为中国民族之名则不变。颜师古释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此说不为伯希和所取。伯氏盖以为秦亡后一百二十余年，尚有秦人子孙存在，匈奴人且仍称之为秦人为不可信。

（二）第二例见于《前汉书》卷九六《西域传》，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九〇年）李广利以军降匈奴，武帝颇悔远征，时有人上言屯田中亚，武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有云：“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此处所言秦人，显指汉朝中国人，故颜师古亦注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则已推翻前说。

（三）第三例见于《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但《前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同一记述，竟妄改为汉人，伯希和以为此可证《史记》之称为原始的，而《前汉书》则为适应时代而强改。

（四）《资治通鉴》胡注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可见中国人自称汉人，而外国人（如匈奴）则称中国人为秦人。

白鸟库吉《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译文载《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以为汉代匈奴人称中国人必另有名称，中国人译为秦人；中国人之所以译为秦人，盖汉代中国人自称，实并用汉人与秦人也。

洛弗尔则以为支那名称，乃公元前四世纪时马来群岛航海家对广东沿海一带之称谓，故原为马来语。伯氏与洛氏之文均发表于一九一二年《通报》。

洛弗尔反对支那一名由秦朝名称蜕化而来，其根据为印度学专家雅各比（Herman Jacobi）证明公元前三二〇年至前三一五年，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Tchandragoupta，希腊史家作Sandrocotos）王在位时，大臣高底里雅（Kautilya）所撰书中曾述及支那地出产之绢云云；雅各比因谓：“可见中国之称为支那，公元前三百年时已见于著录，故不可能从秦朝演变而成。”但伯希和则由文体而谓此记录之年代当慎重讨论；雅各比以为公元前数世纪，印度婆罗门教与梵文雅语已大行于越南半岛，故中国之名称及中国之绢能传于印度；伯希和则根据中国古籍，以为越南半岛（东部）之印度化，不能上溯于公元前。且“秦”之名，不始于秦始皇接位以后之秦朝，秦之建国，实始于周平王时代，在公元前凡七百余年，至秦穆公时，已极强大，高底里雅之书，后于秦穆公者约三百五十年，“秦”之名盖早已远扬于印度矣。

伯希和更谓欧洲人所称“支那”，与印度人所称，实出一源。且以为印度从未用“支那”以外之名以称中国。〔按中国载籍中有“至那”、“斯那”、“脂那”或“莫诃至那”、“摩诃支那”等，皆Mahachinasthana（梵文）之译音。〕亦作“震旦”,“震”仍为秦之异译。

至于支那一名在印度，究有何义，各家意见不一，伯希和未加断定，但据辩机《大唐西域记》可略见之。玄奘答问“大唐国”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又曰：“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伯希和对于支那一名如何传至印度，则采陆道说，而否认洛弗尔之海道说，盖中国国力抵达广东，仅始于公元前三世纪之后半期，且在此时期，未见中国南部印度交往之迹，至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张骞初通西域，在大夏获见由印度输入之中国物产，蜀布与邛竹杖，盖皆从陆路由四川输往印度者。

伯氏虽坚决主张支那一名之源于“秦”，且偏于“秦朝”说，以为中国与印度最初交通，实受秦始皇统一之影响，而印度之所以知有支那之名，亦即由于此一为本国人所痛恨，然能使中国民族与国民之声威远达西北与南方之秦始皇朝代之名也。但伯氏认为亦可能源于公元前七世纪之秦国国名；并谓当时之秦国，似非华夏民族，而为华夏化民族。按中国上古纪功，多用铜器，至秦乃有石刻，而埃及则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即已流行石刻；波斯、巴比伦亦早于中国。而秦以白马祭天，似皆受有西方之影响也。

至于里希霍芬之“日南”说、拉古贝里之“滇国”说，虽初倡时颇有附和者，但非易解，故未能持久。盖“日南”之古音为Nit-nam而非Jih-nam；且交趾重于日南，故公元一六六年大秦安敦之使，仅曰来自日南徼外，不曰日南，其登陆必在交趾。“滇”古音虽读若“tsen”，然其地交通闭塞，开发迟晚，实不可能以其名名中国。或又谓sin为“蚕”之译音，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