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代西南方之对印交通

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线有三：一为由四川经云南，入缅甸，然后至印度；一为由新疆，出葱岭而南下；一为由海道而往，多在锡兰登陆，然后北上。

由今日新疆往西方之路线，前已详论，兹言云南、缅甸一线。但欲知此一线之渊源，又必先知秦汉时代中国西南之交通情形。

秦汉间，西南交通以四川为集中点，则以四川出产最多，银、铜、铁、盐、蜀布、枸酱，皆各地所需，故四川亦最富。《史记·货殖列传》谓“蜀卓氏居临邛，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按当时之交通线有三：一曰五尺道，在今贵州遵义；二曰夜郎道，自犍为（今四川宜宾）直指夜郎（今贵州盘县及云南平夷）；三曰灵关道，自成都附近至今之昆明。

三道中，夜郎一道最为重要。此道始于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〇年），自今宜宾东南行，经赤水、毕节，而至云南之宣威、曲靖。但通印度之道，当为第三道，过大渡河、安宁河，经今之会理，又过金沙江及泸水，然后东至昆明，西至缅甸。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又亡害”（《前汉书·西南夷传》）。帝派人至滇，滇人为之求道，久之，皆为昆明夷所阻，不能通。

身毒即今印度，大夏为希腊所建国之一，已见前述，当今阿富汗境，即拔克脱利亚，或曰巴尔克（Balkh）。张骞在大夏得见四川产物，可知印度与大夏间、印度与中国四川间，必有商业上往来。

但据史籍所记，则当时中印之交通未能直达，中有昆明夷阻隔，其目的或在堕断商务，亦犹甘英欲出使大秦，安息人为希望专擅缯彩之利，亦从中加以阻止。

汉武帝为打通此中印通道，乃决计征昆明夷；探知昆明有池，善水战，即在长安西上林苑中，凿大池，周四十里，练习海军。

汉之昆明，当今保山大理之间。盖据《史记·西南夷传》，谓自滇以北，君长以千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在今永昌境）以东，北至楪榆（今大理境），名为旧昆明。

此外则劳深、靡莫二部，亦尝阻塞中印交通。此二部在今大姚、姚安二县境。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武帝使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击之，以兵临滇，滇王请降，上于其原辖区，设益州郡，赐王印，仍令长其民。然昆明在其西，屡阻汉使，斩首数十万，竟不能通。

至前汉末年，则在今川、滇、黔、康诸省间，已设有四郡六十八县。四郡为犍为郡，领有清四川东南及云南东北诸府；越隽郡，领有前建昌道所属及云南西北诸府；益州郡，领有前滇中道及大理、永昌等府；牂牁郡，领有贵州全省及滇东、滇南诸府，于是交通益便，商旅亦逐渐发达；至后汉初，则中国之政治与军事力量已达于滇西边隅，设置永昌郡，其时威震缅甸，乃得与印度直接交往，有关于印度之知识，亦自此输入，而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之献乐及幻人，亦即由此道而来；幻人自称海西人；又云海西即大秦；《后汉书》作者且加按语曰：掸国南通大秦，则失之远矣。凡此皆已见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