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内容预览

第一章考察当代思想界的“实践转向”，这旨在为科学实践研究的登场做背景铺垫。从古希腊开始，理论思辨传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这源于西方人对确定性的追求，后者只有通过“理论”才是可能的。实践转向正是要从上述传统中摆脱出来，从旁观者的立场走向参与者的立场。通过对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和尼采等人的追溯，以及对海德格尔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分析，本章论述了实践哲学的历史谱系，勾画了实践理论的当代语境、主题及其后果。

第二章在科学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能动存在论”的思想路线，它将为改造科学观念提供指引。近代以来，认识论取代形而上学成为“第一哲学”。对此，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论尽管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最终亦未能完全挣脱。随着科学实践研究的推进，认识论的科学观念逐渐成为问题。通过考察布鲁尔（David Bloor）与拉图尔之争，我主张科学哲学应当放弃认识论范式，走向存在论。相应地，认识论的科学观念应该让位于存在论的科学观念。能动存在论坚持生成（becoming）决定存在（being），处于“内在性平面”中的诸异质性能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决定了实在、知识、真理的形态与性质。据此，科学既不是超越性理念，也不是对世界的静态表象，更非社会建构。毋宁说，它首先意指一个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t）的动态实践场。该实践场是非二元论的、异质性的、开放的。科学哲学的任务是展示生成，而不是否定生成或为生成提供先天的规范。

为了拆解科学/政治的对立结构，仅仅反思科学是不够的，还需改造政治，第三章即致力于这项工作。首先，柏拉图的“洞穴政治”与近代以来的“权利政治”都是不恰当的。洞穴政治奠基于两个世界理论，它已经不合时宜。权利政治奠基于社会契约论，塞尔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揭示了其中的困境。接着，本章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政治”。这是一种内在性的政治观念，政治的结构与秩序并非来自超越性理念，而是由共同体成员内在性地构建的。最后，借助于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的工作，这一章论述了“宇宙政治”概念：政治从根本上涉及异质性能动者之间的非等级的共存方式，而科学作为一个动态的实践场恰恰内在于宇宙政治。结论部分提出，科学是宇宙政治的，但绝不是洞穴政治的。

将科学重新政治化以后，接下来两章分别以知识与实在为中心议题。第四章首先指出，根据能动存在论与宇宙政治学，认识论与政治学不再相互排斥。在这方面，福柯凭借“权力/知识”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然而，他的权力概念常遭误解，其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意义被严重低估，后者在方向上与能动存在论是一致的。接着，借助于劳斯（Joseph Rouse）的工作，“权力/知识”被拓展到自然科学，并借此克服了福柯的“不对称”。然后，借助于斯唐热的工作，我尝试回答：为什么科学尽管是被构造的，依然具有真理性？为什么它尽管不是普遍的，依然是一种独特的“意见”？结尾部分对认识论与政治学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并讨论了一些可能的后果。

第五章的主题是实在性。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能动存在论放弃了这场争论的前提，即认知主体与对象的二元论。首先，本章援引了福柯的“历史存在论”。在他看来，存在具有历史性，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历史构成的。然而，将事物排除在历史存在论之外，这样做有欠妥当。接着，我追溯了海德格尔与拉图尔对“物”的看法。二者均认为，物作为聚集与政治学具有内在相关性。区别在于，海德格尔否定了对象的聚集性，拉图尔则坚持科学对象亦有聚集性。然后，借助于拉图尔的“实像主义”，本章探讨了建构性（聚集性）与实在性之间的关系：建构与实在是统一的，科学对象的超越性恰恰奠基于科学实践的内在性。这样，实在并非外在于政治，它恰恰是政治的产物，存在论政治学（ontological politics）或事物政治学变得可能了。结尾部分对前述线索进行了概括并得出如下结论：认识论、存在论与政治学是统一的。

最后一章旨在修改《理想国》的政治规划，在科学的政治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科学民主化构想，进而尝试缓解科学与民主的张力。面对“宇宙政治中的科学”，对科学进行政治批判显得尤为紧迫。然而，批判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康德以来的批判概念大多设定某种规范性基础，而对规范性的论证常常诉诸必然性。维特根斯坦和劳斯的工作表明，这种批判观念存在不可克服的困境。为此，我采纳了福柯式的参与性批判，并以权力及其抵抗为例作了说明。在我看来，科学的政治批判应当采取参与性批判的形式。另一方面，麦瑞斯（Noortje Marres）对李普曼/杜威之争的重新解读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民主概念——以议题为导向的民主。根据这一概念，对科学的参与性批判本身恰恰表现为民主的形式。这样，科学民主化在理论上变得可能了，它是科学的政治合法化的内在要求。而且，爱普斯坦（Steven Epstein）的艾滋病案例研究表明，它不仅具有理论的可能性，亦具有现实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