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往科学民主化之路

在此背景下，若有人胆敢拉近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距离，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会群起而攻之，并列举无数史实作为反面教材。在他们眼中，“纳粹科学”与“李森科事件”是血的历史教训，足以证明科学的政治化会招致怎样的灾难性后果。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40年代前后曾经爆发过一场著名的论战。1939年，左派社会学家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提出了“规划科学”方案，试图把科学发展纳入到政治体制之中，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此，波兰尼极力抗议。在他看来，科学研究需要自主性，远离政治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科学共同体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共和国”, “任何以指导科学家工作为职责的中心权威都将令科学进程陷入停顿”。最终，这次争论以自由主义的胜利宣告结束，科学的自主性成为常识，以致默顿和库恩在探讨科学的时候完全撇开了政治议题。这与现代宪法的精神多么吻合！

可是，现代宪法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科学/政治的二元结构并非来自天堂。为了拆除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屏障，首先必须纠正思想家们所犯的“年代学错误”，恢复“科学木乃伊”的生机与活力。采取什么路线？走向科学实践（scientific practices）。这意味着放弃希腊以降的超越性理想，将科学视为一项现实的、在世的实践活动。对于这条学理路线，我后面将其概括为“能动存在论”（agential ontology）。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视之为瑰宝的科学只是意见？科学家亦身处黑暗潮湿的洞穴？绝非如此。尼采说得对，我们无须在诸二元范畴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譬如知识/意见、现象/本质：

我们已经废除了真正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那个虚假的世界？……但是不！连同那个真正的世界，我们也把那虚假的世界废除了！

换言之，应该从超越性走向内在性，并基于内在性重新理解原有的超越性，比如实在性、合理性、真理等。

这条科学实践之路既不同于康德以降的认识论范式，也不同于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从康德到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的任务规定为辩护（justification）。它的主旨是努力为科学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奠基，以确保科学超越意见。社会建构论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宣称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科学只不过是众多意见之一而已。它们表面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实际上均采取了“超越性解释”。转向科学实践意味着认同“内在性解释”：任何对科学的说明均须基于科学实践本身，关于科学的话语与科学自身的话语是同一的。借用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话说，我们寻找的是“地基”（foundation）而非“根据”（ground）：

我们必须区分根据与地基。地基与土壤（soil）有关：它表明某物是如何建立在土壤之上的，它是如何占据和拥有土壤的；相反，根据来自天堂，它从制高点下降至地基，然后借所有权（ownership）之名去衡量占有者与土壤。

落实到现代宪法，这意味着科学/政治的二元结构根本不具有先天性，而是历史性的实践产物，它绝不应该作为理解科学实践与政治实践的出发点。而且，正如《利维坦与空气泵》所揭示的那样，这一历史构造本身就是政治的，是将科学祛政治化、政治祛科学化的过程。毋庸赘言，这绝不等于将科学还原为政治，将知识还原为权力，因为诸如此类的还原已经预设了现代宪法，注定会陷入荒谬境地。

倘若如此，以现代宪法的名义拒绝对科学作政治学考量变得不合时宜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具有政治性呢？在此，必须区分两种政治观念：“洞穴政治”与“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在柏拉图看来，政治是洞穴人的把戏，是赤裸裸的权力与利益的较量，有待科学去拯救。基于洞穴政治，科学政治学只能作出如下选择：或者将科学打入洞穴，或者使科学远离洞穴。既然我们已经放弃了科学/政治的二元结构，便没有理由保留柏拉图的政治观念。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城邦共同体之外不存在任何超越性立足点。所谓政治，本质上涉及我们如何共同生活，如何内在性地构造理想的公共世界（common world）。科学是政治的，这首先意味着它参与着公共世界的构成，重构着共同体的秩序，并为共同体的其他能动者（agents）所不断重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非但没有超越政治，反过来恰恰内在于政治——后亚里士多德式的“宇宙政治”。这就是“宇宙政治中的科学”（science in cosmpolitics）。

进一步看，倘若《理想国》的政治规划——将政治合法性奠基于知识合理性——不再合乎时宜，如何重构科学的政治合法性？为此，必须首先对科学进行政治批判，使之真正安于内在性位置。本书主张，科学的政治批判不应采取先验批判的方式，而应当是参与性的、实践性的。参与性批判不仅有望为科学的政治合法化提供根据，而且将为科学民主化构想奠定基础。根据这一构想，科学的政治合法化本身包含着科学民主化诉求，这最终将为我们缓解科学与民主的张力指明学理方向。作为宇宙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科学应当在“城邦”之中赢得自己的政治位置，而不能以真理之名免除政治责任。

以上是本书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