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当今技术宰制一切的社会，进步夹裹着浮躁，文明与喧嚣共生，缤纷华丽的世界固然精彩，却始终掩饰不了人性光芒的日益暗淡和人身物化的日趋加剧。在工具主义教育语境下，阶段时期的社会直接需要取代了人类自身生命的内在需求，教育成了“制器”而非“育人”。人类教育从非形式化教育到形式化教育，进而到制度化教育，划一性的制度阉割了人类生命的完整性，把人捏塑出了许多片面的“工具人”。随着社会高度细化的分工劳作，教育逐渐与生活日益分离而演变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活动，这种独立化遮蔽了教育与生命的本源，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失衡，从而导致了人性的虚无，人的本体性存在价值被阻遏。纵观国外还是国内的整个教育体系，技术知识教育成为共识，人文科学被边缘化。在“技术偏左，文化偏右”的现代性历史语境下，生命受到戕害的现象屡见不鲜，为了权利、财富、名誉等暗度陈仓草菅人命。种种迹象表明漠视生命，实则是独尊技术知识教育，缺失人文素养教育的后果。

众所周知，对于生命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中国武术从自由无序闲散的民间迈入制度化规范化的学堂，从瓦舍勾栏的观赏到世界体坛的竞技，中国武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因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遭遇着本真的迷失。中国武术与生命的隔离，使得中国武术所蕴含的生命文化内质愈发彷徨，在“技术偏左，文化偏右”的境遇下，传统的生命内质被搁浅。生命愈发彷徨，教育的生命性被抽离，这不仅是教育本身的误区，更是社会的不幸。于是，“新世纪的教育应该走出‘异化的洞穴’，回归生命本身”的观点应运而生。而在体育界，也提出“生命教育是新时期学校体育改革的取向”。在诉求生命教育回归的驱动下，笔者在学校武术与生命教育之间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旨在找出学校武术与生命教育出现疏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进一步为学校武术教育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