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裔中国人

“日裔”是指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移民及其子孙。《美洲大陆日裔人百科全书》将在美洲大陆的“日裔”定义为：所有的日本人移民和其子孙，有日本人血统，在美洲大陆的各自定住国的特有的环境下形成独自社群的人们。

1868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行明治维新，在建立了大批近代化大工业企业的同时，也促使因苛捐杂税而破产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谋生。为了减轻日本国内过剩人口的就业压力，明治政府开始推行海外移民政策。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日本出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移民。一类是经济性劳动力移民，主要发生在1910年以前；另一类是政治性移民，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

1884年，日本与夏威夷就移民问题签署了《约定书草案》，于1885年招募了第一批946名日本契约移民奔赴夏威夷做工。以此次的“政府契约移民”为开端，大批的日本农民开始走出国门，奔赴夏威夷、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等）、大洋洲、东南亚部分地区以及拉美地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秘鲁等）等地，主要从事有关农场、矿山和渔业等体力劳动。这一类型的日本海外移民大致经历了夏威夷移民到北美移民再转向拉美移民的发展过程。

与劳动力输出型的经济性移民不同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殖民政策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向朝鲜、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输送日本人。这些移民属于政治性移民。

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就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移民。吴万虹将二战以前的日本人移民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1）1905—1931年，以满铁为中心的移民期；（2）1932—1936年，试验移民期；（3）1937—1941年，正式移民期；（4）1942—1945年，移民事业失败期。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总计155万日本移民被送到了中国的东北、内蒙古等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在东北的日本人也开始纷纷逃亡。据日本外务省调查资料，1945年日本投降时，在中国东北的开拓团有1131个，日本移民人数计有270428人。而在日本战败仓促撤退，苏联出兵东北，开拓团男性被征兵等混乱形势之下，开拓团的男女老少开始集体大逃亡。在逃亡途中，他们为了让孩子活命，送给中国人抚养，一些失去双亲的孩子亦被有善心的中国人收养，而一些在逃亡过程中失去亲人的日本妇女嫁给了中国人，成为“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约有1万人。这些人因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或与亲人走散等原因，不得已滞留在中国，被中国人收养或与中国人结婚。日本政府将该特殊群体称为“中国残留邦人”。这一群体及其后代是现今的日裔中国人的主要构成。

东北地区的日裔中国人的出现，是战争遗留的问题，那么远在东南沿海的温州地区怎么也会出现日裔中国人呢？

旅日华侨由于某些原因在二战前携带日本妻子和儿女来到中国，因为战争等原因无法回到日本，之后又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建立邦交关系，因此不得已在中国留了下来。因为这些人有着日本血统，所以这些人及其子孙也是日裔中国人的一大组成部分。

本章中的3位受访者就是日裔中国人及其后代。第一节中的受访者任家丰的父亲是温州人，母亲是日本人。他的父亲于20世纪20年代赴日行商，娶了日本妻子。30年代，他的父母回国后，因种种原因没法再去日本，直至80年代他的母亲才带上家人东赴日本。

第二节的受访者章祥华的爷爷是温州人，奶奶是日本人。他的爷爷于二战前去日本，娶了日本妻子，养育了6个孩子。随着中日战事日益趋紧，他的爷爷带着最小的儿子，即章祥华的父亲回到了中国，而将日本妻子和其他子女留在了日本。他的爷爷回到中国后再也没有去日本。1977年，他的父亲带着家人逐渐回到了日本。

第三节的受访者陈城的外公是青田人，外婆是日本人。他的外公也是于二战前去日本，娶了日本妻子，在日本生育了3个孩子（一男二女）。随着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他的外公带着日本妻子和3个孩子回到了故乡青田。20世纪80年代，陈城的一个表兄弟借赴日留学的机会，找到了他母亲在日本的出生证明和户籍记录，顺利地以“中国残留邦人”的途径开启了整个家族的赴日移民之路。

以下对照“中国残留邦人”的回日途径和在日本社会的适应状况，来分析来自温州的日裔中国人赴日途径和融入日本社会的进程。

（一）艰难归国路

日本政府将在战争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分为两类：一是“日本籍残留日本人”，二是“中国籍残留日本人”。

日本籍残留日本人是指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定居，在1945年9月2日以前就拥有日本国籍且现在依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本人在中国出生、定居，直到现在仍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

中国籍残留日本人是指1945年9月2日以前拥有日本国籍，并且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并定居在中国，现在拥有中国国籍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本人在中国出生、成长并定居在中国，现在拥有中国国籍的人。

因受战后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等的影响，这些人回归日本的道路非常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在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红十字会等中日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约2.7万人实现了归国梦想。1972年中日建交后，中国又正式启动“中国残留邦人”的遣返工作，日本厚生省实施寻找残留孤儿的公开调查，一些在中国的残留孤儿也开始赴日寻亲。至今为止，永久定居日本者总共6716人（含家属共20894人），其中残留孤儿2556人（含家属共9377人），残留妇人4160人（含家属共11517人）。他们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间大规模重返日本定居。由于这一时期，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日间的经济差距更加促使他们怀着“日本梦”踏上回国之路。往往是一位残留孤儿或残留妇人回国，平均携同两至三位家属同行，到了日本以后，再以家族团聚的方式把余下的家族成员陆续带到日本。

温州的日裔中国人，与东北地区的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是父亲为中国人，母亲为日本人，有在日本出生的，也有是父母回中国后在中国出生的。因为他们拥有日本血统或者日本户籍，所以他们也加入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大规模归国这趟顺风车之中。本章的3位受访者中，章祥华家族最早，于1977年赴日，其他两个家族都是80年代赴日。除了赴日时期的重合性以外，在赴日动机上，温州的日裔中国人也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与其说是“回国”，不如说是“出国”，带着对日本的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们携妻带子举家奔赴日本。比如陈城的表兄弟于80年代初留学日本，为了能继续留在日本，千方百计地找到他母亲在日本的出生证明，由此带动了整个家族60余人移居日本。

（二）社会适应问题

作为血统上的日本人，文化上的中国人，这些日裔中国人是如何融入日本社会的呢？

“中国残留邦人”由于长年在中国生活，一旦回到日本定居，就要面临情感、文化、生活等诸方面的问题。日本政府为了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返回日本的“中国残留邦人”、他们的配偶及子女先被集中在“中国归国者定居促进中心”学习4个月，以基础日语指导、基本生活习惯指导、就业咨询等为主，然后他们在定居地的“中国归国者自立研修中心”学习8个月，接受日语学习、就业、就学等指导。但是适应异文化社会并非易事，虽然比起其他在日中国人来，“中国残留邦人”及其眷属在社会福利和就业等方面享受更多日本政府所提供的便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依旧困难重重。

1．日语水平

语言是他们遇到的首要障碍。20世纪80年代归国的残留孤儿大多年过半百，记忆力下降，加之他们原先大多生活在中国东北的经济落后地区，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低，因此学习日语相当困难。

从表2-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残留孤儿及其配偶的日语水平不是很高，大部分仅能应付简单的日常购物交流需要，而其子女和孙辈的半数以上可以用日语正常交流。

本章受访的3位温州的日裔中国人中任家丰年龄较大，没有去过日语培训机构学习日语，由于语言不通，直接到中国人开的饭店里工作。章祥华来日本时才17岁，他先是在日本民间友好团体提供的日语培训机构免费学习日语1年，然后进入日本的高中继续学业。陈城一家享受了和残留孤儿一样的待遇，到日本后，先是在中国归国者自立研修中心免费学习1年日语，然后在公共职业安定所的介绍下找到工作。

2．职业状况

从表2-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80%以上的残留孤儿及其眷属主要从事技工、采掘、制造、建筑业等3K行业，处于日本社会的中下层。

本章受访的3位温州的日裔中国人中，陈城及其妻子接受了中国归国者自立研修中心的就业指导，通过职业安定所找到正式工作，妻子在制造汽车地毯的公司工作。而任家丰到日本后直接投奔到青森县的日本姨妈家，靠自己的能力找到工作。因为语言问题，他先后在中国人开的中华料理店和贸易公司工作多年，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自己开了料理店。章祥华因为到日本时年纪小，所以适应日本社会较快，他在日本读了一两年高中以后，就和他的哥哥一起开了中华料理店，现在转向经营贸易公司。在就业方面，温州的日裔中国人比起依赖日本政府的支援来，更多的是向在日温州人社会寻求帮助。任家丰提到自己的创业时对温州同乡的帮助念念不忘：“那时候说老实话，我本身对料理方面就不是内行……我们温州人呢，就是团结。大家互相呢可以帮助。潘宝吉会长，还有他的弟弟，都是静冈的，还有川崎的一个老华侨的儿子也是开饭店的哦。还有长野林叶通一家，大家都认识。所以呢，我一家一家都去取经……特别是后来，潘宝吉的弟弟，现在去世了哦，潘宝元，他对我们当时这个开店也是帮助很大的，特别是在我们开张的时候，他来帮了我们3天。”

3．文化认同

作为血缘上的日本人，残留孤儿带着对祖国日本的美好憧憬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日本。陌生的环境，淡薄的亲情，“我是谁？”的身份认同问题时刻围绕着他们。虽然他们拥有日本国籍，但是满口地道的中文，不熟练的日语，在日本人眼里，他们永远是中国人。而在中国人眼里，他们是日本人。王欢将残留孤儿在文化适应上出现的这种状况称为“文化休克”。“残留孤儿长期在中国文化环境生存，语言、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完成社会化以后，形成了自我人格，也就是具有中国人的一切特征。后来他们陆续知道自己是日本人，有一种向日本文化靠拢的心态。定居日本后，面临的是日本文化的环境，原有的旧人格背后暗含的中国社会文化底蕴与日本文化不可避免地出现冲撞。要适应日本社会，就必须再一次社会化。在再社会化过程中，由于残留孤儿同时分别认同于两种文化，因而他们身上必然存在两种文化期待和文化冲突，势必在心理上产生认同上的混乱，引起种种不适”，他们成为日本社会的边缘人。

本章的3位受访者及其在日家族成员均已取得日本国籍。因为他们拥有日本血统，和其他在日温州人相比，他们对于加入日本国籍并没有太多心理上的抵触感。但是拥有日本国籍并不代表他们的文化认同也归属日本。3位受访者均在访谈中流露了对中国的思乡之情，在文化归属意识上，仍然呈现显著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章祥华说自己年纪大了以后，还是想回到温州的。但是由于他的子女都是在日本出生成长，不可能回国，所以他也只能经常在中日两国间来来往往，不可能长期在温州，也不想长期在日本。陈城更是强烈地表达了回国愿望：“在这里就会感到精神压力大。所以想快点回国，在中国很开心……在这里，大家只是很礼貌地打招呼，根本不知道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虽然日本人很有礼貌，也很好，但是总感觉融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