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兴而穗衰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蒲氏家族由广州迁往泉州，恰是穗泉两港此消彼长，兴衰易位的缩影。

泉州港设立市舶司后，海外贸易急骤增长，泉州港迅速崛起。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泉州永春县知县江公望在其《多暇亭记》中，描写了泉州城的海外贸易状况：“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当时泉州人口已经大为增加，到徽宗宣和初年（1119年），泉州城内外画坊八十区，人口已达50万。

徽钦“北狩”，宋室南迁之后，宁波港在宋金战乱中遭到重创，而幸免于战乱的泉州港的地位则稳步上升。泉州市舶司在国内市舶本钱的分配份额方面，更已具有独占鳌头的趋势。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朝廷给度牒、师号二十万贯付福建路，十万贯付两浙路充市舶本钱。数年之后，经广南路的请求，才付给它空名度牒三百道，紫衣、两字师号各一百道充作市舶本钱。南宋前期，度牒每道售价在三十至二百贯之间。师号售价不详，可能稍贵。但即使全部以最高价格二百贯计算，也不过八九万贯。市舶本钱是港口经济标尺的重要一环。由此可见，泉州市舶的发展程度一时已超越广州，跃居全国首位。在南宋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泉州港持续发展。故而“庆元之前，未为难者，是时本（泉）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羡，称为富州”，又称为“乐郊”、“乐土”。

泉兴穗衰的原因很多。首先，宋廷定都临安，北方人口南迁，江南人口激增，消费力也陡然上升。尤其是建炎初年，宋高宗决定将大批宗室人口迁入福建，分别安置于福州与泉州。南外宗正司直接驻入泉州城，使泉州港迅速扩大海外贸易有了无法言喻的紧迫性。建炎年间宗子300多人，一个世纪后的嘉定年间增至2000多人，绍定年代又增至3000多人。这些侈靡相尚的皇族人口，是高级蕃货的重要消费者，原有的供给根本无法满足统治者的奢侈需求，这大大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当时，广州舶货纲运到杭州需要六个月，泉州则只需要三个月。而在实际运输过程中，耗时则更短。据宋人的记载，海船顺风，“闽中荔枝，三日到永嘉（浙江温州）”、“四明（宁波）海舟自福唐来，顺风三数日至”，以此为基础，自泉州至庆元府（宁波）约需九日，然后换装江船，从庆元府城下循浙东运河至杭州约需十一二日。所以，略计自泉州港发纲，顺风二十日左右即可将货物送达临安，这在当时是相当快的速度。显然，泉州因其地理优势更具竞争力，更容易得到宋廷的青睐和支持。乾道三年（1167年）占城使者、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使者先后北上进奉，宋朝政府均“诏免赴阙，馆于泉州”。泉州港竟然成了海外进奉国的终点站，风光一时无二。

反观广州港，吏治的腐败愈加放大了其在地理上的劣势。所谓“奸吏舞文，远人被害”，于是“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指泉、广、两浙）亦迭盛衰”。当时的大食蕃客蒲罗辛、蒲亚里在泉、广的迥异遭遇，就是一个生动例证。绍兴元年（1131年），蒲亚里载运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角三十五株到广州，估算价值五万多贯。如依泉州市舶司则例，当补官。但广州市舶司不但不予官职，还在“给还蒲亚里本钱”问题上肆意克扣。一直到绍兴四年（1134年） ，蒲亚里才拿到本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疋帛”一批。不料七月初，忽又被几十名武装强盗上船劫走，强盗当场砍伤蒲亚里并杀死其蕃仆四名。广州港市舶司的吏治腐朽如斯，黑白通吃，连蕃客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他们自然只能用脚投票，弃穗往泉。广州港也就只好拱手把海外贸易的黄金地位让给泉州港了。到高宗末年，泉州已可与广州匹敌；到南宋后期，泉州更是“号为天下之最”，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海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