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演化经济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化和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门借鉴生物进化的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多领域的研究成果，用于研究经济现象和行为演变规律的经济学流派——演化经济学，该流派认为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是一个演化系统，它在外部环境和内在结构的互动中不断得以演化和修正。演化经济学的产生使传统的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其已发展成为当今国内外经济学界非常热门的前沿研究领域。它的发展为经济学与管理学解释、分析现象与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1．演化经济学的起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在经济理论上开始陷入危机，主要是针对在经济领域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以来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用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应有一种新的更合理的经济理论来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演化经济学渐渐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关注。其实，试图以演化模式研究经济过程在经济学中并不新奇，它明确存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持不同见解的著作中，一般认为凡勃伦、熊彼特和马歇尔等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凡勃伦最早提出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并创立制度学派，演化这一术语随后也被旧制度学派所采用，但凡勃伦的传人未能很好地继承这一传统。凡勃伦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隐喻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和变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从物理学中所借入的静态和均衡思想。凡勃伦关于制度是生物学基因类比物的观点，是纳尔逊和温特所提出的作为选择单位的基因类比物——企业惯例的先驱。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借用生物学，他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古尔德等“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进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熊彼特的思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成为技术变迁理论重要的灵感来源。

马歇尔被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在于他鼓吹经济学的生物类比。他认为经济力学是经济生物学的先导，将毕生精力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然而他的梦想未能实现。他强调了时间、报酬递增和不可逆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然而却试图在均衡框架中加以处理，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总之，从凡勃伦到马歇尔都明确地包含着演化隐喻，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仅未能形成一个明确的演化框架，而且存在许多不恰当的成分。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自然科学革命性的进展，经济学的演化模式才最终确立。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1993)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他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重新检验了演化经济学的先驱思想，更使演化模式奠定在更坚实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上，演化经济学有可能成为代替新古典模式的研究纲领。

可以说，20世纪初以来自然科学革命性的进展，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演化经济学发展的直接动力。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在于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首先，在一个物种的成员间必须存在变异，无论这种变异是盲目的、随机的或有目的的，如果没有这种变异，进化过程将无从谈起。其次，必须存在某种遗传机制，借此后代更像其父母而非同一物种其他成员。第三，自然选择对变异和遗传发生作用，导致新物种的形成或旧物种的灭绝。演化经济理论就是从生物学中借用了这三个核心思想，认为经济学应抓住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思想，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均衡思想。

2．演化经济学的形成

第一位用系统的演化论观点来解释经济变化和进展的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1908)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极为出色的观点。他将经济发展形容为一阵长期的不断重建与扩张之风，其推动力就是企业家对资源的创新性重组，创新和变化是由内生因素的自我转移过程驱使而成的。由于熊彼特理论的假设基础存在一定缺陷，温特和纳尔逊发展了该理论。他们吸收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提出了“经济自然选择”观点。他们认为，个人或厂商行为遵循一定的规则，以此规则为标准会导致优胜劣汰，从而使整个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周期形态，而经济学家哈耶克则在更深的层次上通过演化理论来研究制度和社会的变化，并提出了社会演进论。

纳尔逊和温特(1982)发表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正式形成。自此以后，大量的经济学家致力于演化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演化经济学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众多主流经济学杂志对演化经济学方面文章甚感兴趣。20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理论在有关技术创新领域得到了广泛发展。同时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几个方面的研究也从不同层次展开。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试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近几年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对现代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承认，对技术变迁的研究已成为各种经济学流派共同关心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已成为20世纪末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重要、最激动人心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成果之一。

演化经济学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理论体系，各种演化经济学流派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很难找到公认的理论范式。理论框架的多样性也意味着演化经济学自身还处于“范式竞争”的发展阶段，尚未进入范式统一的成熟阶段(Witt,2007)。各种理论框架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本体论层面上是否坚持生物演化和经济演化属于同一本体领域。同一本体论者通常坚持本体连续性假设(ontological continuity hypothesis)，认为生物演化过程与经济演化过程具有密切的关联，前者先于后者并且影响后者的演化。不同本体论者认为，经济演化系统和生物演化系统是两个毫无关联的领域。二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是否运用达尔文主义“变异、遗传和选择”的演化原则来解释经济演化过程。

根据不同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大致可以归纳出四种主要研究框架：一是坚持同一本体论和运用达尔文主义演化原则。早期的凡勃伦和近期以Dawkins和Hodgson为代表的“普适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都采用这种研究框架。这种观点认为，达尔文主义的演化原则具有普适性，能够为一切开放系统的演化提供一种抽象和一般化的解释框架。二是坚持同一本体论但不采用达尔文主义的演化原则。这种研究范式通常注意到生物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相互关联，但是，并不运用“变异、遗传和选择”来论述演化过程，而是采用自组织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来论述演化过程。许多强调基因和文化协调演化的社会群体选择理论通常采用这类研究框架。三是反对同一本体论但采用达尔文主义演化原则。以Nelson和Winter(1982)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采用这种研究框架。四是反对同一本体论也不采用达尔文主义演化原则。熊彼特首先采用这种范式，他强调经济发展的思想独立于生物演化思想，经济学必须建构自身的内生发展理论(黄凯南，2009)。Hodgson和Knudsen(2010)近期在《达尔文的猜想》(Dawin's Conj ecture)一书中试图论证“普适达尔文主义”具有的普适性。在Hodgson看来，所有开放系统的演变都涉及达尔文主义所描述的三个机制，即“变异机制”“选择机制”和“遗传或保留机制”。Hodgson进一步强调，达尔文主义的三个演化机制只是一个抽象的演化原则，并不描述具体的演化过程，而对具体演化过程的描述必须结合其他辅助理论来实现(例如，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学习理论等)。

面对演化经济学家的众多分歧，Hodgson总结了演化经济学的四点基本共识。其一，认为世界是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或参数上的，它还涉及如熊彼特所强调的技术、组织和经济结构等质的变化。而这种质的变化恰恰是主流均衡理论难以解释的。其二，承认经济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奇(novelty)的产生。通过创新促使多样性的产生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三，强调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特征。这种复杂性主要涉及各种异质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甚至是无序或混沌的互动，从而限定了可预测性，也促使了新奇和种种“涌现”特征产生的可能性。其四，正如达尔文强调的，各种复杂现象是涌现生成的，不是人为设计或上帝创造的，演化经济学秉承了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对于自发秩序的洞见。Pelikan(2012)指出，尽管在一些诸如“信息”“指令”(instruction)、“程序”(program)和“拉马克主义”(Lamarckism)等重要观念的定义和使用上与Hodgson等人有所区别，但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上，他支持“普适达尔文主义”，但是，他也强调对某些重要概念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和阐释。

3．演化增长理论研究

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领域：一是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中，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中。当前，将“技术扩散”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二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中，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宏观增长理论。这些研究认为，在解释经济增长差异时，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的差异固然重要，但制度的差异则更为重要和根本。

同样的，在熊彼特的启发下，以Nelson和Winter(1982)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也从技术变迁和产业动态的视角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将技术创新视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Metcalfe和Foster(2010)指出，从技术内生化的视角看，演化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实际上要早于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尽管这两种理论都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都宣称是基于熊彼特的观点，但是，它们存在本质的差别，前者是基于有限理性的演化分析范式，后者则是基于完全理性的均衡分析范式。近年来，这种基于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加总的生产函数、采用完全理性模型来描述技术进步以及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来刻画增长现象，这使得这种“内生增长理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上都远离熊彼特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充满“根本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和非均衡”的洞见。随着更多的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性的变迁，演化增长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Foster,2011)。演化增长是指将增长视为经济演化过程，即在数量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质量或结构性的变化，它也是一种知识增长过程，即知识如何被创造和运用的过程。因此，对于演化增长理论而言，“财富如何通过知识来创造”或者“经济增长与知识增长的互动关系”是其重要的研究主题(例如，Metcalfe和Foster,2010)。根据Silva和Teixeira(2009)的文献统计，在过去的30年里，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发表的众多论文中，涉及技术变迁、产业动态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占将近20%。近年来，演化增长理论的前沿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原先仅仅强调技术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转而进一步将制度因素纳入分析中，考察技术和制度的演变及其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Foster & Potts,2009)；二是从原先仅仅强调技术变迁和要素累积的供给视角来分析经济增长机制，拓展到分析需求结构变迁(或偏好变化)对技术变迁的影响，从而将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分析两者演变及其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Metcalfe & Foster, 2010; Foster,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