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考据学的名称、实质和内涵

考据学在清代就是一个习用的名称，虽然焦循对此有疑义，说：“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惟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不谓近之学者，专执两君之言，以废众家，或比许、郑而同之，自擅为考据之学，吾深恶之也。”（《理堂家训》卷下）此话旨在反对拘守门户，有它的道理，但对“考据”这一术语毕竟是一种偏狭的理解，不足为据。其实通常所言考据的“据”就是证据的意思，并不是专据某家的意思。焦循又说：“自有考据之目，依而附之者有二，一曰本子之学，宋相台岳氏集二十三本以校九经，此其嗃矢也；一曰拾骨之学，其书已亡，从类书中鸠灌而出，若王应麟之《诗考》、《郑氏易》是也。是二者，富贵有力之家出其馀财延集稍知文者为之，亦贤于博奕，亦足备学者之参考。若一生精力托此为业，唯供富贵有力者之使，令为衣食糊口计，倘认此为经学则非也。……人各有所近，高下浅深必难一致。本子、拾骨之学，非不可为，特非经学之尽境尔。若习为高论，鄙弃一切，而高深之地究莫能窥测，浮而无实，尤所切戒。譬如树五穀者，务去荑稗，刈蒿莱，乃蒿莱可以供爨，荑稗尚以救荒，若一味去之、刈之，而不树五穀，恶乎可也。”（同上）焦循这里的话，把考据学与义理学相对而言，有其精辟之处，但把考据学的内涵仅限于版本校勘学和辑佚学，理解亦不够全面，且对考据学有过分轻视之嫌。

考据学还有种种名称，并不统一。

有的称汉学，是与宋学相对而言的。其实汉学不是指有汉一代之学，而是指以汉代古文经学为代表的考据学，宋学也不是指有宋一代之学，而是指以宋代理学为代表的义理学，如吴派代表学者惠栋之父惠士奇自家红豆山房楹帖所写“六经尊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前记》）。后来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以汉学指称考据学，为不少人所沿用。其实“汉学”一词，并不准确，当时龚自珍就曾提出质疑，写了《与江子屏笺》，说：“大著读竟。其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饾饤，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汩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则浑浑圜无一切语弊矣。”（《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有的称朴学，如洪亮吉《邵学士家传》:“迨我国家之兴，而朴学始辈出，顾处士炎武、阎徵君若璩首为之倡。”（《卷施阁文甲集》卷九）梅曾亮《十经斋文集序》:“人以先生邃于经而工于文，异乎朴学之士。”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四：“乾嘉钜卿魁士，相率为形声训诂之学，几乎人肄篆籀，家耽《苍》《雅》矣。诹经榷史而外，或考尊彝，或访碑碣，又渐而搜及古专（砖），谓可以印证朴学也。”又龚自珍《己亥杂诗》:“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尔翁啜九流。”（《龚自珍全集》第十辑）姚锡钧《论诗绝句》:“放言高论陈同甫，朴学奇才纪晓岚。”等等。《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也常用朴学一词。朴学之称一直沿用到近现代，如章炳麟《检论·清儒》中屡用。又如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说：“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又如美国学者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亦用其称。其实朴学一词，汉代就有了，如《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世沿用其义，以指朴质、朴实的考据学。

有的称制数，见于戴震著作，如《与方希原书》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当作义理，见下文），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戴东原集》卷九）制数指典制、度数的考据之学，在其他文章中，戴震把义理、文章、考核三者并提，制数正与考核相应。

至于把考据称考证、考覈或考核，则为同义词，对各家有关说法不再一一引述。

清代考据学虽然名称繁多，但其内涵和实质无异，即指对与义理相对应的如前所述古文献形式的各个方面和内容的具体方面的考实之学。如果要加以界定，它与考古学相关而又有别，所谓“相关”指可以互相印证，所谓“有别”指考察的对象有根本区别，即考古学考察的对象是古代文物和遗迹，考据学考察的对象是古文献，而且仅仅是古文献中与义理相对应、不包括义理的部分。关于此，清代学者的观念是非常明确的，如前引陈康祺《燕下乡脞录》把“形声训诂”、篆籀《苍》《雅》、“诹经榷史”视作“朴学”即考据学，而把“考尊彝”、“访碑碣”、“搜古专”视作用以“印证朴学”的考古学。又如王鸣盛，把考据与义理对应、而把义理排除在治学范围外的观点更具有典型性，他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制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也。”以上谈的是治史，先后两次用“但当”一词强调考据，而把属于义理的“议论”“褒贬”排除在外。他还连及治经，认为与治史大同小异，如说：“予束发好谈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摩研排缵，二纪馀年，始悟读史之法与读经之法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事迹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也。若夫异者，则有矣：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论裴骃、颜师古一辈乎！其当择善而从，无庸偏徇，固不待言矣。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十分明显，他所谓的同，表现在考据方面，包括语言文字的校释、文本形态的考察和具体内容的考实等内涵，以及“务求切实”的方法和目的。在这篇序中，他还结合个人的经验、体会，对考据的内涵、方法和目的作了具体说明：“予识暗才懦，一切行能举无克堪，惟读书校书颇自力。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亦多妄矣。二纪以来，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得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又如戴震，屡把考核（或称考覈，即考据；又称制数，见前）、义理、文章三者对举。文章属于表述的工具，此不论。至于把考据与义理对应，与其他考据家无异。而且他关于考据内涵的认识和论述最为具体、全面，如《与是仲明论学书》说：

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之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其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戴东原集》卷九）

这里所谈的道，即义理；而与其相对应又未始相离的是考据，其内涵包括语言文字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具体内容方面的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术、乐律等等。由以上言论，并与清人考据实践相印证，可以说清代考据学实际上是文献考据学，而且其内涵仅涉及文献的形式和具体内容，而与抽象的义理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