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吴之“江东”与“南荆”

孙权袭取荆州之后，占据了江南半壁河山，疆域辽阔，物产丰饶。陆机称其“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矣”。吴国据有荆、扬、交、广四州，但交、广地处岭南，偏远荒僻，人烟稀少。孙氏政权依赖的主要是经济发达的荆、扬两州，所谓“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汉代广义的“吴地”包括今长江下游两岸的平原，以及皖、赣、浙、闽四省的江南丘陵与山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曰：“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其主体是东汉扬州所辖的九江、丹阳、庐江、吴郡、会稽、豫章六郡，而孙吴立国奠基之扬州仅为其江南辖境，即《文选》卷42载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曰：“孤与将军，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属本州，岂若淮阴捐旧之恨。”李善注：“杨州旧属江南，江南之地尽属焉。今魏徙杨州于寿春，而孙权全有江南之地，故云属本州也。”蒋济亦对曹操曰：“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长江自江西九江折向东北流淌至南京、镇江，然后改向东流入海，故此河段的南岸地域在汉魏时期又称为“江东”。孙策临终谓孙权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其母太妃忧虑国事，“引见张昭及（董）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广义的“江东”即孙吴之扬州，其立国初期亦辖有六郡。建安七年（202）曹操向孙权征取质子，周瑜谏阻道：“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胡三省曰：“六郡，会稽、吴、丹阳、豫章、庐陵、庐江也。”谢钟英按：“丹阳、庐江、会稽、吴、豫章五郡，《郡国志》并属扬州。（孙）策置庐陵。”如前所述，“江东”只是汉朝扬州的江南部分。这一区域在古代历史上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由于在春秋时曾为吴、越两国的领土，故亦别称为“吴越”。如孙策托嘱群臣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周瑜说孙权抗曹曰：“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秦朝统一天下后，将吴、越旧境并置为会稽郡，汉初被封与吴王刘濞，七国之乱后又归属朝廷直辖。汉武帝与严助书曰：“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随后其南方的东越、闽越两国先后废灭，领土划入会稽郡，致使其南界直抵南海海滨，就其地域广大而言，竟为西汉百三郡国之冠。由于郡境辽远，管理不便，“后汉顺帝时，阳羡令周喜上书，以吴、越二国，周旋一万一千里，以浙江山川险绝，求得分置。遂分浙江以西为吴郡，东为会稽郡。”江东六郡当中，吴郡与会稽所辖境域和人口数量名列前茅，物产最为富饶，因而地位非常重要，故江东在汉末三国时又称为“吴会”。如刘备与孙权书云：“今（曹）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魏明帝任命蒋济领兵诏曰：“卿兼资文武，志节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故复授将率之任。”《资治通鉴》卷67汉献帝建安二十年三月胡三省注：“吴、会，谓吴、会稽二郡之地。”

广义的“江东”可用“沃野万里”来形容，而狭义的“江东”之地域范围则要小得多。如乌江亭长谓项羽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这是仅指吴、越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今苏南太湖平原和浙北的宁绍平原，前者在吴郡的太湖流域，后者位于会稽郡北部钱塘江、浦阳江、曹娥江及甬江等河的冲积流域，也可以并为一个地理单元。如伍子胥所言：“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韦昭注曰：“三江，吴江、钱唐江、浦阳江。此言二国之民，三江绕之，迁徙非吴则越也。”太湖古称震泽、具区或笠泽，“其滨湖之县曰吴县、吴江、武进、无锡、宜兴、乌程、长兴，纵广三百八十三里，周回三万六千顷。”附近土地平坦肥沃，又因水网密布而便于灌溉，自春秋以来就是著名的农垦区域，号称有三江五湖之利。例如范蠡谓句践曰：“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曰：“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按太湖之“三江”，据顾祖禹考证：“三江皆太湖之委流也，一曰松江，一曰娄江，一曰东江。《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释之者曰：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史记正义》:‘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一江东北下三百余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娄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至白蚬湖曰上江，亦曰东江。’”而“五湖”则是太湖及周边数座支湖的统称，《资治通鉴》卷108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十一月胡三省注：“虞翻曰：太湖有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贵湖及太湖为五湖，并太湖之小支，俱连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韦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郦善长谓长塘湖、射湖、贵湖、隔湖与太湖而五。《吴中志》谓贡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为五也。”张勃《吴录》曰：“五湖者，太湖之别名。”实际上是指太湖泛滥时周边湖湾均被淹没从而连成一体之状态。参见《吴地记》:“五湖，太湖东岸五湾也。古者水流顺道，五湖溪径可分，后世蓄泄不时，浸淫泛滥，五湖并而为一，与具区无以辨矣。”宁绍平原北起钱塘江南岸，南接四明与会稽山地，西抵萧山，东至海滨，即今浙江杭州萧山与绍兴、宁波地区，亦为鱼米之乡。《水经注》卷40《浙江水》曰：“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泻长江。”长湖又称镜湖，东汉时曾在此兴修堤塘。《会稽记》曰：“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上述水利工程规模巨大，对当地农业发展贡献良多，因此汉末会稽相当富庶，为孙策进兵江东的觊觎之地。如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十二月，扬州刺史刘繇为孙策所破，“将奔会稽，许子将曰：‘会稽富实，（孙）策之所贪，且穷在海隅，不可往也。’”因而逃往豫章。江东因太湖流域及宁绍平原之沃饶而誉满天下，如枚乘所云：“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又言：“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如淳注：“东山，吴王之府藏也。”颜师古注引臣瓒曰：“海陵，县名也。有吴大仓。”汉末中原大乱，受长期兵灾与饥荒的影响，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而江东虽小有战乱，但破坏程度较轻，民生相对安定，以故成为北方士民避难之所。如《吴书》曰：

中州扰乱，（鲁）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

《三国志》卷52《吴书·张昭传》亦曰：“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建安十八年（213），“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裴松之评论道：“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江左虽有兵革，不能如中国之甚也。”王夫之亦云：“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惜乎吴无汉之正，魏之强，而终于一隅耳。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余矣。”

吴国的江东六郡，除了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还有“山越”居住活动的广大山岭丘陵区域。山越是古代南方越人的后裔，汉武帝时曾将东越、闽越居民迁徙到江淮之间的内地，但是仍有许多越人避居深山，拒绝接受封建王朝的统治。胡三省曰：“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他们经常举兵反抗，攻没郡县，自汉末以来延续数百年。王鸣盛曾考证并总结道：“然则山越历六朝至唐，为害未息。”孙吴的山越主要分布在今皖南、浙江全境、闽北、赣东北与江苏的宁镇（南京至镇江）丘陵一带，其活动的中心区域是在丹阳郡及其与邻近诸郡相互接壤的山区。《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曰：“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据史籍所载，中原的军阀曾屡次拉拢山越，企图借助其势力阻止孙氏在江南的扩张。如孙策创业时，“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杨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孙权继位后，“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但均被陆续剿灭。山越民风勇悍，“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孙吴统治集团一方面对其实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也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招抚办法，逼迫诱使其出山居住，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而提供赋役，收纳其精锐加入军队。如建安八年（203）贺齐平定闽北山越叛乱，“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建安二十二年（217），陆逊镇压丹阳山越，“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嘉禾三年（234），诸葛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他被任命为丹阳太守后迫降山越，“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何兹全统计，前后历次被料出收编入伍的山越合计约有十三四万。考虑到孙吴占领荆州以后，全部兵力总数也不过二十余万人，其中的数万山越作用不容小觑。赤壁之战前夕，黄盖曾说孙权：“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即反映了他们是吴国军队中的一支辅助力量。

孙吴与曹魏、西晋政权的南北对峙，反映在地理方面则主要表现为黄河中下游区域与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抗衡。吴国的另一个统治重心区域就是位于长江中游的荆州，该州以今湖北南漳县西的荆山为名。《后汉书·郡国志四》载东汉荆州领南阳、南郡、江夏、长沙、桂阳、武陵、零陵七郡，汉末又增置章陵为八郡；其地北抵伏牛山脉，南至五岭，西据巫峡，东达下雉（治今湖北省阳新县东）、寻阳（治今湖北省黄梅县西南）。因为荆州原是楚国旧境，故亦以“楚”为代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曰：“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刘琮即位后与群臣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贾诩谓曹操曰：“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汉魏时荆州又称“荆楚”，例如王粲云：“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刘备弃新野而南下，“荆楚群士从之如云。”不过，自汉末战乱爆发以来，荆州北部的南阳郡先后被孙坚、袁术、张绣等军阀占领，后归属曹操，因而刘表割据的荆州中南部又被称作“南荆”。如孙策致袁术书云：“刘表称乱南荆，公孙瓒炰烋北幽。”曹丕称帝后将汉宫乐曲另填新词，“改《上陵》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放弃了南郡编县（今湖北荆门市）以南的地域，命令乐进、曹仁等据守襄阳，文聘镇石阳（今湖北黄陂西），故孙权袭杀关羽后仍占有汉朝荆州的中南部，比刘表的统治区域略有退缩。吴增仅考证：“（曹操）十月败于赤壁，于是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临江诸郡悉入吴。（次年）十二月周瑜破走曹仁，又得南郡以南地，魏遂不置南郡，其时所统只南阳、南乡、襄阳、章陵及江夏之北境。自是以后，吴、魏遂各置荆州，为两界重镇矣。”吴国统治的荆州区域并不完整，因此将其称为“南荆”应该更为符合历史实际。

荆州疆域辽阔，资源丰富，又地处大江中游，属于“四战之地”，因而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如诸葛亮对刘备所言：“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该州民众繁盛，地广饶沃，又处于江东上流，对吴会地区构成威胁，因此有识之士屡次建议孙权夺取该地。如鲁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甘宁建议道：“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曹）操。”吕蒙接替鲁肃军职后，“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因此力劝孙权袭取荆州，而不要把主力投入徐州作战。“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曹）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这项计划最终被孙权采纳并获得成功。

荆州的经济重心为两湖平原，即今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其地域原系古云梦泽，受长江及其支流汉、湘诸水泥沙的淤塞，逐渐成为冲积平原。两湖平原地势低平，河湖密布，因而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曰：“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又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汉末中原群雄混战连年，但是“荆州丰乐，国未有衅”。诸葛恪曾追述道：“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可见其物力之雄盛。但是在赤壁之战以后，曹操与孙、刘联军在南郡的江北地区交战多年，破坏严重。如庞统所言：“荆州荒残，人物殚尽。”孙权袭取江陵、擒杀关羽之后，在黄初二至四年（221—223）又接连遭遇了夷陵之战和曹丕发动的江陵围城之役，沉重地摧残了当地的经济与民生，不仅百姓死伤流离，田畴荒莱，还造成瘟疫流行。“疠气疾病，夹江涂地。”在频繁的战乱打击与威胁之下，南郡江北地区的劫余民众纷纷迁移到南岸。《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传》曰：“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孙吴的荆州北境退缩到临江的一些军事要塞，放弃了对江陵、沔口以北地区的行政统治和防御据点。江汉之间广袤区域成为魏、吴双方对峙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南郡江北区域是江汉平原的核心地带，对于荆州的经济、政治影响非常重要。如蒯越所言：“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而这一地区的失控大大削弱了孙吴立国养兵的经济来源，几乎丧失了两湖平原在江北的一半，只能依靠荆州江南四郡（长沙、武陵、桂阳、零陵）提供的粮饷。洞庭湖平原的农业虽然也很发达，例如刘备据荆州时，“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整其赋税，以充军实。”全琮之父全柔，“徙桂阳太守。柔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关羽水淹七军后，“得于禁等人马数万，粮食乏绝，擅取（孙）权湘关米。”胡三省注：“吴与蜀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故置关。”但是仅凭其有限的出产，供养孙吴荆州十余万驻军与郡县官吏已经很吃力，恐怕无法再向朝廷提供财赋。吴国经济主要凭借江东而不是南荆，例如，孙皓在甘露元年（265）迁都武昌，当地归属荆州，可是帝室与百官、中军需要的物资依然要由吴会地区供给。“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即便如此，还是给贵族官僚的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以致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甚至编出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以此给朝廷施加压力，迫使孙皓在次年还都建业，以便靠近三吴的财赋渊薮，而荆州的两湖区域则是作为辅助的经济来源。此后，这一格局自东晋沿续到六朝时期的结束。如何尚之所言：“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