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蜀汉之“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刘备在沔阳（今陕西勉县）称汉中王，建立蜀汉政权，其疆域包括今四川盆地、汉中盆地和云贵高原；后来诸葛亮北伐时，又取得陇南山地的一部分。清儒谢钟英对此概述曰：“先主取巴蜀，定汉中。后主得阴平、武都。其时巴分为四，犍为、广汉分为二，南中分置云南、兴古。有州一，郡二十，属国一，县一百四十有六。”又云：“其境东界吴，北界魏，今四川（巫山县属吴）、贵州（铜仁、思州、黎平属吴）、云南三省，陕西汉中府、兴安府之石泉，甘肃阶州、秦州之两当、徽皆其地。”蜀国领土为汉代益州辖区，故其国土亦以州名代称。如诸葛亮云：“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州名的来历，据说有险阨和广大的含义。《晋书》卷14《地理志上》曰：“《春秋元命包》云：‘参伐流为益州，益之为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险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四川盆地周围环山，地势北高南低而坡度平缓，境内诸水汇入长江，经三峡流出。北部高山遮蔽寒风，因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盆地底部成渝地区的平原和山地很早就得到了开垦，成为西南地区的农业发达区域。境内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故亦称“天府之国”。《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

益州疆域辽远，《华阳国志》将其分为巴、蜀、汉中和南中四个区域。秦与西汉之巴郡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刘琳考证：“大抵西包嘉陵江、涪江之间以至泸州一带，东至奉节，北抵米仓山、大巴山南坡，南及贵州思南一带。”巴地山岭较多，平坝略少，地形高下错落，其河谷宜种谷物，山中富产矿藏与林木禽兽，岭坡适于畜牧及梯田耕种，河川利捕鱼类，故农林牧副渔五业均衡。如常璩所言：“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由于巴郡辖区广大，行政管理较为困难，东汉后期始有分郡而治的提议。桓帝永兴二年（154）郡吏白望上书曰：

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邮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灭绝罪录。逮捕证验，文书诘讯，即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

因而请求将巴郡分置为二，但是未被朝廷采纳。汉末天下大乱，益州局势亦有震荡。疆域广阔的郡国在动乱年代更加难以掌控，长吏一旦率郡造反，则人多势众，平叛殊为不易。而领土较小的郡则便于上级灵活操纵，即使反叛也便于镇压。故益州牧刘璋在兴平元年（194）接受了赵韪的建议，分巴郡为三。“以垫江以上为巴郡，河南庞羲为太守，治安汉；以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巴遂分矣。”建安六年（201），“（刘）璋乃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徙（庞）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

蜀郡位处川西，“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笔者按：即峨眉山、嶓冢山）。”辖区包括位于其中心地带的成都平原以及南北两翼的低山平原相间区域。蜀地水土沃衍，自战国时已有李冰主持的都江堰灌溉工程，“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风俗通义》亦载，秦昭王“遣李冰为蜀郡太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无复水旱之灾，岁大丰熟。”汉代蜀地的水利建设继续发展，“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这里成为益州经济最为发达富饶的地区，如李熊所言：“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蜀郡是益州经济的主要支柱，财赋粮饷之所依赖。如果该地失控或遭到摧残，那么四川的地方政权就很难再将其统治维持下去。如法正致刘璋书云：“计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敌近则一旦易主矣。”

秦汉之汉中郡位于秦岭与大巴山之间，“其地东接南郡，南接广汉，西接陇西、阴平，北接秦川。”汉中盆地气候温润，四周环山，森林茂盛，“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汉江从中穿过，沿途汇集支流众水，盆底多有适于农垦的河川平原和丘陵、平坝，宜种稻麦。史称“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楚汉战争之中，“高帝东伐，萧何常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既定三秦，萧何镇关中，资其众，卒平天下。”丰富的物产与周围的山险使其能够闭关自守，成为一个小独立王国。如阎圃说张鲁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汉中盆地位于川陕交通的必经之途，割据四川者往往力图占领该地，将其作为北部的防御屏障。例如，“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后来，“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刘琳注：“葭萌之邑在今广元县老昭化，而其封地则从广元以达汉中。”曹操在建安二十年（215）攻占汉中，即对四川构成严重的威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黄权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并建议出兵夺取该地，以保障四川的安全。刘备听从其策，“然卒破杜濩、朴胡，杀夏侯渊，据汉中，皆（黄）权本谋也。”

汉中与四川盆地关系密切，自然环境也很相似。《风俗通义》曰：“户律：汉中、巴、蜀、广汉，自择伏日。俗说：汉中、巴、蜀、广汉，土地温暑，草木早生晚枯，气异中国，夷、狄畜之，故令自择伏日也。”以此缘故，上述两个区域在历史上经常被视为同一个地理单元。如《华阳国志》称汉中，“其分野与巴、蜀同占。”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秦汉魏晋习惯统称汉中与四川为“蜀汉”。如汉初天下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后汉书》卷31《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曹操谓荀彧曰：“吾所惑者，又恐（袁）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钟会平蜀后图谋反叛，声称：“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

“南中”为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南部山区，因为偏远荒僻而导致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又多受峰岭峡谷分割而成为诸夷散居之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秦朝曾开“五尺道”以沟通该地，并派驻官吏。秦汉之际中原战乱，当地又恢复了分裂与独立的政治状态，直到汉武帝时才重新控制了云贵地区，正式设置郡县，划入益州刺史部。《晋书》卷14《地理志上》曰：“汉初有汉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广汉，凡为四郡。武帝开西南夷，更置犍为、牂柯、越巂、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统焉，益州盖始此也。及后汉，明帝以新附置永昌郡，安帝又以诸道置蜀、广汉、犍为三郡属国都尉，及灵帝又以汶江、蚕陵、广柔三县立汶山郡。”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四川，南中郡县表示服从，刘备“遣安远将军南郡邓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县。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信”。章武元年（221）邓方去世，“遂以（李）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夷陵之战失败后刘备退保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患病而终，南中各郡大姓纷纷叛乱，“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后被诸葛亮率师渡泸剿灭。

南中各地多山岭而峡谷密布，缺少平地，因而农业不够发达，但是矿产和畜牧资源丰富。汉初曾在其边境设立关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新莽灭亡后，“光武称帝，以南中有义。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诸葛亮平南中后，“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同时还征调其精锐补充北伐兵力，“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诸葛亮亦言其汉中麾下有“、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由于远离内地又经济落后，云贵高原往往在历史上成为与其接壤的四川之附属地区。如梁启超所言：“然蜀与滇相辅车者也。故孔明欲图北征，而先入南。四川、云南实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云贵可以说是巴蜀的后方，顾祖禹曰：

诸葛武侯有言：“南方已定，事在中原。”夫以关中之地，岂不十倍于巴、蜀，武侯之贤，岂不知得关、陇十倍于保巴、蜀，而必先定南方者，盖定南方可以固巴、蜀，固巴、蜀然后可以图关中。武侯谨慎有余，跋前嚔后之举，断断不敢出者也。

不过，由于当地夷人与汉族风俗文化各异，矛盾很深，因此南中少数民族对于割据四川的蜀汉政权来说，只是一股可以利用而不能依赖的势力。炎兴元年（263）魏将邓艾偷渡阴平，攻占绵竹（今四川德阳市北），成都形势危急。刘禅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后主对此犹豫不决，谯周上疏坚决反对说：“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最后说服了刘禅君臣不再考虑南迁而决定降魏。

需要指出的是，东汉初年以来，益州在全国政治地理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秦朝与西汉时期建都于咸阳、长安，把国土划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京师所在的“山西”、“关西”，或称“关中”；其二是关外的“山东”，或称为“关东”。这里的“关中”是其广义概念，包括了泾渭平原以及陇西六郡、河西四郡和巴蜀、汉中，即现代史学家所谓的“大关中”。如司马迁所言：“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而狭义的“关中”仅指今陕西中部的泾渭流域，“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言，“关西”或广义的“关中”是指“扞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以西、以内的广大地域。扞关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郧关在湖北郧县东北，武关在陕西商州东南，函谷关在河南灵宝县，临晋关在陕西大荔县东朝邑镇，这五座关津地处山西、山东两大地区的分界线上。两地居民不得私自来往，必须持有文书证明。“关中”由于是京畿和统治重心地区所在，境内吏民享受的经济、政治利益要高于“关外”，即“关东”百姓，因此封列侯者以居“关内”为荣，而以封地在“关外”为低人一等。另外，统治集团力图造成“关中”对其他地区在经济上的优势，制定了许多特殊政策以保证其富强。例如《二年律令·津关令》规定了关中的黄金、错金器具与铜、马匹禁止外流等措施。秦朝与汉初的巴蜀、汉中地区的人口、财赋还不能支撑一个独立的地方政权长期存在，因此在政治地理上被划入“关中”的地域范围，作为关、陇地带的附属区域。秦末起义时，楚怀王与诸将立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本来是指狭义的“关中”，即泾渭平原。但刘邦平定秦地之后，项羽、范增不愿将富饶的泾渭平原分封给他，便偷换概念，封予其蜀汉之地。《史记》卷7《项羽本纪》载项、范二人：

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

西汉与新莽灭亡后，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关中”与关外居民身份的差别与政府的各种限制不复存在，而巴蜀、汉中也从“关中”、“关西”的地域范围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地理单元，如前所述，被称为“益州”。另一方面，由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其综合实力增强，所以有能力在战乱时期供养一个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割据政权。再加上四川盆地周围山岭环绕，仅有东边的峡江与北边的蜀道与内地相通，因为易守难攻而开始为后世雄豪所瞩目，企图以此为立足之地，退可以闭关自守，进则能窥取中州。如李熊说公孙述：“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汉末大乱之时，有识之士也屡屡向君主提出入川的建议。如诸葛亮《隆中对》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甘宁说孙权进攻江夏，“一破（黄）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赤壁之战后，周瑜进见孙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庞统说刘备曰：“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最终被刘备捷足先登，攻取益州，奠定了蜀汉立国的基础。但是曹魏毕竟疆域广大，基础雄厚，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后实力大增。司马昭曾说：“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而蜀汉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其全部兵力也仅有十万左右，又缺乏明智的将帅指挥调度，其迅速败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羊祜所言：“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他还指出，西晋灭吴也是势在必胜。“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因而向武帝建议：“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初全国兵力至少在六十万人以上，而此时东吴全部军队为“兵二十三万”，又分散部署在数千里长江沿岸，故难以抵挡晋朝大军的进攻。加上孙皓昏庸暴虐，臣民离心，如张悌所言：“吴之将亡，贤愚所知。”南北双方经济、军事力量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趋势，使曹魏、西晋相继灭掉蜀、吴，结束分裂割据而重新统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