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
春末时节，接到姜剑云先生电话，要我为他和霍贵高先生研究谢灵运的新著作序。既甚感荣幸，又殊觉惭愧。毕竟做了半生中国古代文学编辑，阅文夥而又夥，可自己的研究写作却少之又少。虽说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也算积年偏好，但关于谢灵运这位光耀百代又褒贬不一的大家，也只就“玄学尾巴”的盲说，写过一篇小文辩之，丛残小语而已。今将为颇有声誉的名宿、新秀学者著作弁序，实在汗颜，况诸般事务繁冗，几无暇息，故陈情以谢。姜先生坚执再三，又是多年好友，委实无奈，只得忝而成诺。
待拜读过30余万言的稿子，我叹服且兴奋不已。尽管在一些局部细节认识上和剑云、贵高尚有差异，凭心而言，几十年来我所读各家研究大谢的文字也不可谓少了，但能够将谢氏生平著述问题开列得这样全面，类分条梳得如此细致，又置诸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娓娓道来其原由始末，却是唯此一见。其中多少问题曩无有及，今姜、霍二先生一无遗落，统统摄入视野。我揣摩，这是欲将谢灵运作为一个内容丰富又相互关联着的整体来系统解读，以求在探析中再现完全的他。用简单机械到近乎愚陋的“学科”检视，这似是逸出“文学”疆界了，可我倒认为，这才是文学的研究真正回归了它的美学本体。
读到下编第五章“‘政治的玄学’与‘有玄无文’”、“‘哲学的玄学’与‘有文无玄’”、“‘艺术的玄学’与‘有文有玄’”，初只觉得形象生动地勾勒出从正始到永嘉玄学与文学交涉的流程，阶段特点抓的准确，说得显明，且此中更有深意。遂再读，掩卷瞑思。大凡略知这一段历史的人，都会在“有玄无文”、“有文无玄”、“有文有玄”的相变演化中，感察到潜在的社会政治浓重身影的晃动。于此，向来无人不说，又迄今为止无一文能够说尽。姜、霍二先生落墨不多，我的解读是：与其条分缕析穷说难尽，自落“言筌”，何如徒写其形？“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给会心的读者带来强烈的冲击与震撼，各以自己的体验去分解吧。这样的学术写作手法，不唯仅见，又透射着那个时代的况味。巧妙！
由是，我顿时豁然：前几年曾有挚友语予云，姜先生“不务正业”，沉心于释家，许久没有新论著面世，嘱我相机劝喻。我虽知佛教、佛学知识对研究六朝文学者是不可少缺的，却亦如此傻傻地哼哼之。当时姜先生只憨憨笑着，满脸诚恳的连声应“是”，不曾有片言分辩。现在看，他那也是一种“闭关”，从知识结构上给自己充电，只待今日破茧涅槃。这仁兄真真是要成精了！
36年前，施蛰存老师看着遵行万云骏老师教示沉入词律问学的我，敲着台子说：“年纪轻轻，这样搞死也搞不出名堂的。要想当专家，先去做杂家。”我至今受益无穷。文学既然是人学，那么，一切有关人的知识，治文学者自需掌握，越多越深越好。不然的话，纵有千柄“理论”利刃，也只能把作家“思想”、“艺术”碎割，甚至剁成臊子，再剿袭某些先验的格套重新凑集臆合，万花筒似的不断“新见”，“跨学科”地乱弹一通，莫说不入肯綮，便着边际也难。因为原本在具体的时空中活生生的有机“这一个”，被普世“理论”生硬地抽象化、概念化，成了一堆冰冷的无机散碎。如此，文学还是人文的存在么？我不断悟解着老师的话，可由于工作性质之限，尽是在“大学科”场域里思味求索，而姜、霍二先生却在“这一个”具体研究中，成功地践行着，怎不令人欢欣！
记得施蛰存老师还曾常说：“读书万卷，还要行万里路。不然的话，你对万卷书的领会总有隔膜，不真切，搞不好还会张冠李戴，把李四说成王二麻子。”万里路上，风俗百别，境况各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空间内的全部自然、人文因素，决定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性格秉赋，这是不自主的必然获得，其中虽各有差，但基本点却概莫能外。影响到创造，投映于作品，便自然会有一方之文。明代扬州王士骕编纂当地时文集《续行素编稿》,在序中就谈及这一问题：“谭吴文者，知有吾党也；吾党之文，实无以逾他邑。”“尝试与二、三子訚他邑之文而志之，‘此若邑之文’,‘此若邑之文’，则十得八、九。又尝试与二、三子訚吾党之文而志之，‘此若之文’，‘此若之文’，则十得八、九。而他邑不尽尔也。”“吾党”与“他邑”，说明一方之文的性格之别，联系“吾党”里的“若”与“若”，则揭示出一个客观现象的存在：在抽象的理论里，“个性”与“共性”是简单截然的两端；在生活中则是复杂相对的，可以根据认知目的需要，从任何适当的角度划为若干层次；下一个层次的共性，到了上一个层次就成了个性？理解作者，解读作品，除了时间维度的考察外，同样要有层层深入的空间维度追问，以还原其生活、创作的真实语境，还原鲜活真切的“这一个”。空间维度的究问或许比时间线索的建构更重要。近些年来，文学研究不分古近现当，一体文化很“热”。文化是一定空间内的存在，带着一方水土的鲜明印记，如果“理论”超拔地脱离了空间具体内含的考问，文化何存？如此研究地域作家，除了籍贯，其人其文与地域风神、样貌传统，也就断无“半毛钱”关系了。睁开空间的只眼，本应是一切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必须，遗憾的是，百余年里，“时”“空”二目皆炯炯者，鲜矣。
文学史的构成，依赖于历史中的文学存在。相较欧陆而言，中国文学犹如一派品类繁众、关系繁杂的原始森林，而英、法、德……文学是在单一民族或其一部分的单一文化土壤里生长的孤木，不管是什么科属。用某个或某几个泊来的“纯文学”理论，难以笼盖通释中国文学，也就是自然的。行万里路，睁开空间观照的眼睛，真真切切感知体会作者所生活的那一方水土赋予其人其文的独特性格，再莫守着洋理论之缺，抱着仅剩时间独眼之残，乃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亟需。
杨义先生是我的老领导、老朋友，更是我敬仰的学者。《<离骚>与屈子还原》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召开座谈会。席间，各位师友交口称赞杨先生研治方法的创新。我发言说，与其谓之“创新”，似不若许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真正带回到中国，带回到中国的历史深处。就文学的还原来说，窃以为杨先生尚未臻完足。因为在他还原呈现的屈原身上，我没有读出“多怨”、“犟骡子”的楚人性格，没有品味到从出土漆木器彤红的热烈现世期待与亮黑玄想，又延及今日湖湘人略显执拗的理想主义思想、思维方法的个性特征。这个屈子，尚莫辨东西南北何方人士。北京大学廖可斌教授，常德才俊，竟然认同我的意见，让我喜出望外。勃兰兑斯写《司汤达传》，不判优劣短长，唯图活画其人性格风采，所展示者无不可以在《红与黑》小说的方方面面找到印证。此方堪称传神，与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东西双璧也。当下许多学者所著作家诸传，或仅差此一步，然纵差半步，亦遥矣。
姜剑云、霍贵高二先生并非作“传”，更绝少有用“空间”词汇，也只存“时间”独眼么？细细品味，原当在二先生心目中，“空间”本是由一个个具体存在的化合而成，所谓“万物皆有佛性”、“一花一世界”也。而其中又“有无数个力，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恩格斯语），作用、关系极是复杂，纵千言万语也恐难穷尽描述阐说。故尔，上编便将谢氏的空间分解成与各色人众的交际往来，逐一考索，明白史实。“解读”但只略陈一二，至于最终证果，却留给读者根据自家的经验联想融合圆成。到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尽同于“若”的宝钗、黛玉。文学的审美原理在学术写作中运用，当然合理，且更饶文学的形象意趣。我以为，这乃是化了道、释二家的宇宙哲思。聪明！
佩服归佩服，编辑的“职业病”禁不住要发作：“性格决定命运”，历史从来验证不爽。谢灵运家世煊赫，自诩“八斗”之才，当遇刘宋庶俗朝世，孤高清傲在所自然。以这样的心气胸襟面对新贵们，岂不是他最后遭际的根由？其以自己之“慧”，鄙夷嘲弄孟太守，已足成一例。如此等等，也是有机完整的谢灵运的一个或一些侧面，在考察他与诸时人交际往来中，似乎不该忽略。遗落了，“各色”就难免片面，有些被既往评论传统说法“定式”束缚之嫌。
拉拉杂杂，满纸“野狐禅”，聊以塞责覆命罢了。是耶非耶，愿诸师友同仁有以教我；村率俚鄙之处，还幸剑云、贵高二先生哂恕不咎。
张国星
戊戌仲夏于京东芳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