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借香港码头
1952年7月，小暑那天，姑姑差使佣人买来一只活杀的母鸡，葱姜绍酒，炖了一锅汤，待到黄澄澄鸡油浮出水面，放几张新荷叶，把浮油吸了去，却留下了几许初夏的清香。浅浅的一碗，姑侄二人，静静地喝着，各自揣着各自的心思。
姑姑淡淡道：“你奶奶，这个时节，就好这一口荷叶汤，汤里还要搁面鱼，那面鱼，和太湖里的银鱼似的，细细的一条，可惜了，我不会做。”
张爱玲那边低低应了一声，搁下碗，怔了一会儿道：“姑姑，我这一走，那里的地址也是不能给你的。你是不知道的好。免得连累。”
姑姑穿一件月牙白的旗袍，周身不见一样首饰。大约是天热，她只管喝着汤，一小勺、一小勺地抿着。
窗外，夜蝉，许是累了，只鸣了一个长长的响，便落进绿阴里歇息去了。
一早，三轮车已停在公寓门前。
张爱玲不敢多带物品，只收拾了一个中号的箱子。姑姑掂了掂箱子，转身回自己房间，取来一本线装宋版书道：“里面给你压了几张金叶子，不凑手的时候，连书一起兑了。”
张爱玲接了过来，竟也来不及伤感，提了箱子进了电梯。
三轮车夫奋力踩着轮子，一直往东，去码头。
太阳渐渐地高了，晒得发晕，车夫停下来，拉起了遮阳篷。
国际饭店、跑马厅、四马路、外白渡桥、俄国领事馆，还有礼查饭店，父亲就是在这里与继母订婚的。
此番她要去的地方是香港，因为她复读香港大学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1939年，张爱玲曾赴港大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张爱玲被迫中断了在港大的学业，是托了高层的熟人，才买到回上海的船票，下船的时候才发现，与京剧名伶梅兰芳同船。下了船，也是雇了人力车，也经过这些地标建筑，只是此番顺序是相反的。
香港和上海，构成了张爱玲作品的两个重要的空间。
七月流火，张爱玲从罗湖出境，她看见乡下人挑着担子可以自由出入，很羡慕他们。
那天，她随着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警察拿了送到一个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热天，张爱玲就站在太阳地里等着。
这桥，是一个关卡，关乎命运。
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两方的军警把守。
张爱玲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过关。
香港警察严防死守，摆出一副“宁可错杀三千，不愿一人漏网”的样子。
排队的人群中充满了紧张、疲惫、忐忑的气氛。
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短袖衬衫，百慕大短裤烫得笔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倨傲，背着手踱来踱去。这边站岗的士兵，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不太合身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让你们在外头等着，这么热！去到那边站着。”他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小块荫凉的地方。
大家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那么一刹那，她觉得远离故土的惆怅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漫过。
那条地界，从此，把张爱玲的生命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
2007年11月，张爱玲的遗嘱受益人宋以朗在一箱一箱的张爱玲资料中，发现了一篇极为珍贵的文稿——《重访边城》。让人惊喜的是，它不是英文版的翻译，而是张爱玲重新写过的中文版本。这个文本，是对历史、对当代文学题材的一个重大补白。
那是1961年，距张爱玲第二次到香港又过去近十年，那时她刚刚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重回香港还债。
香港，在张爱玲眼中属于边城。文字穿越时光，张爱玲用她一笔一画拘谨的字体，描述了三次居住香港的生活次第。那文字，就如初冬的一杯佛手茶，一条棉毯。张爱玲抽丝剥茧的十指，用文字写出了颜色、味道和体温。上海人总是与香港亲的。
同是边城，香港不像台湾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乡探亲扫墓的来来去去络绎不绝，对大陆自然看得比较清楚。我这次分租的公寓有个大屋顶阳台，晚上空旷无人，闷来就上去走走，那么大的地方竟走得团团转。满城的霓虹灯混合成昏红的夜色，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大陆横躺在那里，听得见它的呼吸。
二房东太太是上海人，老是不好意思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分租：“我们都是寄包裹寄穷了呀！”
他们每月寄给她婆家娘家面条炒米咸肉，肉干笋干，砂糖酱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种英国制即溶方块鸡汤，她婆婆狂喜地来信说它“解决了我们一天两顿饭的一切问题”。砂糖他们用热水冲了吃作为补品。她弟弟在劳改营，为了窝藏一个国特嫌犯；写信来要药片治他的腰子病与腿肿。她妹妹是个医生，派到乡下工作。“她晚上要出诊，乡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这样。”她抱歉的声口就像是说她的两个女儿占用浴室时间太长，“女孩子不就是这样”。
我正赶上看见他们一次大打包。房东太太有个亲戚要回去，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可以替他们带东西。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用麻绳套住重物，挣扎得在地板上满地滚。房东太太烤了只蛋糕，又炖了一锅红烧肉。
“锅他们也用得着。”她说。
“一锅红烧肉怎么带到上海？”我说。
“冻结实了呀。火车像冰箱一样。”
她天亮就起来送行，也要帮着拎行李通过罗湖边境的检查。第二天她一看见我就叫喊起来：“哈呀！张小姐，差点回不来喽！”
“唉呀，怎么了？”
“吓咦呀！先不先，东西也是太多。”她声音一低，用串通同谋的口气，“也是这位老太，她自己的东西实在多不过。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头，压成板的咸鱼装箱，衣裳被窝毯子，锅呀水壶，样样都有，够陪嫁摆满一幢房子的。关卡上的人不耐烦起来了。后来查到她皮夹子里有点零钱，人民票，还是她上趟回来带回来的，忘了人民票不许带出来的。伙咦！这就不得了了。‘这是哪来的？哈？'……房东太太虎起一张孩儿面，竖起一双吊梢眼……窃窃私语道：“这位老太有好几打尼龙袜子缝在她棉袍里。”
“带去卖？”
“不是，去送礼。女人穿在长裤里。”
“——看都看不见！”
“不是长筒的。”她向她小腿上比划了一下，“送给干部太太。她总喜欢谁都送到。好能干呵，老太。她把香港拍的电影进口，给高干看的。要这么些钱干什么？哈？七十岁了，又没儿女，哈？”她笑了。（张爱玲：《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这简直就是一篇短篇小说。
王家卫曾说，他的电影，都是在向张爱玲致敬。
譬如，《花样年华》本没有上海女房东这一人物。一次，在电影院里，王家卫遇见潘迪华，他们用上海话打招呼。王家卫觉得，潘迪华就是张爱玲笔下的房东太太。于是重新改写了剧本。
缘，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逃都逃不掉。
张爱玲在给宋淇夫妇的书信里，提到有个香港导演王家卫要将《半生缘》拍成电影，寄了他的作品的录像带来，“我不急于拍片，全看对方从影的绩效”，末了问，“你们可听见过这个名字？”
半年后，张爱玲归天。
王家卫回应这件事：
“我和张爱玲的年代差太远了。我认为张爱玲小说是很难被拍成电影的，我很喜欢《半生缘》，但《半生缘》是拍不了的，每个读者对它都有自己的看法，就像《红楼梦》一样。对我来说，《东邪西毒》就是金庸版的《半生缘》,《花样年华》就是王家卫版的《半生缘》。”
王家卫的电影是作家电影，张爱玲的小说是纸上的电影，他们的时空都盘桓在香港和上海，他们分别用胶片和文字谋划着各自的双城记。在别处，遥望故土。
是的，在别处。
第三次来香港，张爱玲是要写电影剧本的，但因赖雅中风，只得提前返美。临走有个亲戚约了张爱玲在香港饭店见一面。晚上7点30分，在大厅里泡了红茶，叫了一碟英国蛋糕。礼节性的告别，一节课的工夫，彼此辞过。
时间还早，张爱玲想买点廉价金饰带回去送人，听说后面一条街上就有许多金铺，便散步似的走过去。
香港到处在拆建，邮筒半埋在土里也还照常收件。造出来都是灰白色大厦，用色胆怯，使人觉得建筑师与画家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族。
老房子当然是要拆。这些年源源不绝的移民快把这小岛挤塌了。这次来，张爱玲住在九龙，难得过海，怕看新的渡轮码头。从前油漆得光润的半旧枣红木质地板拆了，一条长廊伸出海中，两旁冷冷清清，张爱玲心疼本土文化的流失，因为太喜欢这个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踏上斜坡，黑洞洞的，不见人影子。青石板山道太陡，不通车，一片死寂。张爱玲暗忖：这香港也像美国了，一到了晚上，营业区就成了死城，行人绝迹，只有汽车风驰电掣来往。
到底是中环，没有灯光，连大楼的窗户里，也不见泄漏的星星点点。她有点心慌意乱，只顾得脚下，担心一不留神，摔下去。
悄无声息地走着，只听见自己的脚步。
这不是摆绸布摊的街吗？怎的，一点痕迹都不留？
距离1939年在港大读书已经二十多年，她完全迷失，没有方向了，只心里往事如潮。
一个戏院的背后，四周如喧闹的鬼市。摊子实在拥挤，小车柜上竖起高高的衣杆，挂满衣料，把沿街店面全都挡住了。
她在人群里挤着，目不暇接。她只看中了一种花布，有一种红封套的玫瑰红，鲜明得如烈日一般，亮瞎了眼，圆圆的单瓣浅粉色花朵，粉红密点代表阴影。两片并蒂的黄绿色小嫩叶子，碧绿底子，或深紫底子，那种配色只有中国民间有。她想起上海，虹口的布店，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仿制的康熙青花瓷布料，几可乱真。她的母亲曾经喜欢一种印白竹叶的青布，用来做旗袍，一身黑。中上等妇女穿唐装的，也是用黑香云纱料，或是用夏季洋服的浅色细碎小花布。
张爱玲喜欢这种土布，曾买来做裙子。在服装上，她最是别出心裁的。
尽管与港大有过不愉快的过节，张爱玲还是回母校怀旧。那是她的青春。
校园倒还没怎么改变，不过校园后面小山上的树长高了，中间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有点“面熟的陌生”。
张爱玲不敢细看，时间的重量压得她抬不起头来，只觉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树还有点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个个都是暗绿的池中暗绿的喷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咝咝哗哗地上升，在一刹那间已经把她抛下很远，成为局外人。她赶紧转身走开了。
也是经济拮据，又因为《红楼梦》剧本几经修改不得结果，第三次来香港，张爱玲借住在宋淇夫妇家里。
半山上。
杜鹃花丛中，姜黄老洋房，门前阳台上刷了漆的木柱栏杆，掩映在嫣红的花海中，配着碧海蓝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番韵味，不会太像俗艳的风景明信片。
那时，宋淇家祖孙三代，连同保姆，一大家子人，住房并不宽敞。儿子宋以朗的小房间让给了才女，十三岁的宋以朗，夜夜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心里好委屈。现在那间小房间已经改成卫生间，沙发依旧摆放在原先的位置上。
少年宋以朗的屋子里，张爱玲蜗居在那里，修改电影剧本《红楼梦》，吃着隔夜面包，无日无夜。
几十年后，在美国，她还想起，窗子面朝山林，常有迷失的杜鹃鸟来啄玻璃窗。
山道上，私家车里，派对回来的名媛绅士，带着微醺的步态，按了电梯铃，电梯咣当咣当地坠下去，又咣当咣当地奋勇上升，把人间的重量拖拽进一扇柚木的门里。旋即，天地间，重归混沌。
这样的情形，如此熟悉。是1944年上海爱丁顿公寓的移位，或者是复制，那些与姑姑、母亲在一起的日子。那些日子，如今都成了岁月，偶尔，如旧影断片，丝丝拉拉，搅动着心脏，一阵阵，慢刀子割肉似的痛楚。
一个大家庭，唯一可以独享的空间便是阳台了。晚饭后，宋淇的太太邝文美来到阳台，故意延宕着莳花弄草的时间，歇息疲惫的身子和需要自由呼吸的灵魂。
张爱玲借居此地，夜半，也悄然来此想心事。
命运自有定数。日后，张爱玲把遗产托付给了这里的主人宋淇和邝文美。
邝文美的父亲邝富灼，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1906年夏，任广州方言学堂、两广高等学堂英文教师。1907年，在学部任职。1908年4月，应张元济的邀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英文部主任。1929年前后，因和编译所所长王云五产生矛盾而选择退休。
邝文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系，曾以方馨为笔名翻译了世界名著《睡谷传说》（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她的姐夫（姐姐邝文英的丈夫），曾经担任过宋美龄的秘书，期间，邝文英偶尔也参与帮忙打理秘书事务。宋美龄本也邀请邝文美担当私人秘书，被她委婉地推辞了。
张爱玲曾对邝文美说：“S. M. L要你这样的companion （实指私人秘书）而不可得，我倒可以常常同你在一起。你不情愿那样浪费时间，而情愿这样浪费时间。”
邝文美回答：“我从来不觉得是浪费！”
香港半山，邝文美家中的柜子里，还锁着宋美龄送给她的礼物——一套珊瑚首饰，有耳环、手链和戒指。
民国上海，宋淇和邝文美都是文化圈中的闻人，住在江苏路安定坊的花园洋房里。傅雷租住在宋家的二楼。手痒的时候，常去宋家弹钢琴。
宋淇的父亲宋春舫，一生传奇。他是王国维的表弟， 1911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4年留学瑞士，攻读政治经济学，并研究戏剧，精通英语、德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1916年，宋春舫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生讲授欧洲戏剧课程。“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撰写了许多评价外国戏剧新思潮、新观念的文章。1930年代初期起，宋春舫先后辞去了在外交部、法院和私人银行等处的职务，一心钻研戏剧。宋春舫亦爱惜有才华的人，对傅雷这样的房客，不求房租，只道是，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多一户人家，多一分人气。
张爱玲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傅雷居住在宋宅时的一段婚外师生恋。张爱玲不喜欢这部作品，但文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说传神、入木三分亦不为过。
记得1952年底，张爱玲第二次来香港时，为谋生，去美国新闻处找工作。当时，宋淇和邝文美夫妇已在那里就职，他们给了张爱玲一个重要的机会：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此，张爱玲的生计有了着落。
为了省钱，张爱玲住在北角的女青年会。美丽娴雅的邝文美常陪她在女青年会的小房间里聊天，逛街，买衣料，或者拍照。有时，还煮了汤或者玉米，放在保温瓶里，下得山来，坐了公车，送到张爱玲的宿舍。很快，她们成为闺中密友。每到晚上8点钟，张爱玲便催邝文美回家。为此，张爱玲送邝文美一个雅号：“8点钟的灰姑娘”。
在宋淇夫妇的关照下，张爱玲进入电影圈，靠写剧本赚钱。宋淇和邝文美惜才，为了让香港人知晓张爱玲，特地在自家安排了张爱玲与著名影星李丽华的下午茶，宴请记者报道。
但是，这些都不是张爱玲要的。香港，只是她的一个驿站。
这些年，我去香港，也总要去北角，去上海街。
一次，路过一家上海点心店，小本生意，老板自己当垆，正在锅子里煎油条，知道我是上海人，热情得不行，只是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
1955年秋天，张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到码头送行的只有宋淇夫妇。离开后，张爱玲寄出一封六页纸的长信，向宋淇夫妇诉说：“别后我一路哭向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此后，宋淇夫妇与张爱玲一直保持联系，义务为她打理出版等事务，可说是她的文学顾问、经纪人、秘书、新闻发言人。当初夏志清计划写小说史的时候，宋淇向他推荐了张爱玲。夏志清读了张爱玲的作品十分激赏，尤其认为《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从此奠定了张爱玲的文学地位。
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去世后，张爱玲避世孤居，唯与宋淇夫妇保持着联系。她总是寥寥数语说自己的境况，比如掉了身份证啦，生病啦，搬家啦。她送书给他们，扉页上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写上“to Mae and Stephen”（邝文美和宋淇的英文名字）。
晚年的夜晚，张爱玲面壁，在心里只与邝文美说话，一说说到夜半。堕胎一事，她也只告诉了邝文美。而后者为张爱玲保守秘密终生。
更多的时候，张爱玲如一个无助的小女孩，依赖着宋淇夫妇。譬如做旗袍，买料子，找裁缝；做得不合适，寄回来，再改，领口几分，袖口几分，镶嵌宽边还是窄边，用缎子还是浅灰的麂皮；支票撕坏了转寄台湾重新开具，台湾的稿费换成美元，寄书寄药，寻找资料——张爱玲是连一块手帕都不会洗的大小姐，到了美国，束手无策，寸步难行，家道早已败落，唯有拿出母亲湖南人的那点勇敢去谋生。笃信天主、秉持博爱的宋淇和邝文美，成为她在这个世界唯一可以托付、可以信赖的朋友。
张爱玲写给邝文美的几封信似可印证。
1956年8月19日，张爱玲写道：
“……买东西时，请顺便看看有没有像你白底黑花缎子对襟夹袄那样的料子，或银灰本色花的。如有雅致的花样，请你先替我买下来，我想做一件对襟棉袄，大致如那件旧的米色袄，而更肥短些。以后再画详细图样寄来，和那几件旗袍一同叫裁缝做来。”
1956年10月12日，张爱玲写道：
“滚三道黑白边，盘黑白大花钮。如果没有你那件那么好就买淡灰本色花的，或灰白色的，同色滚边花钮。黑软缎里子。那三件旗袍通通做单的。”
1956年11月16日，张爱玲写道：
“如果裁缝还没有做我的黑旗袍，请叫他把臀部放大，其他照旧——又，黑旗袍如还没做，请叫他改滚周身一道湖色窄边，如图。”
1957年3月24日，张爱玲写道：
“几时你如果再来店里看见你那件鲜艳的蓝绿色绸袍缎料，能不能求你给我买一件（短袖），买了请放在你那里，以后再做。”
在张爱玲的信里，我摘录出一些句子，展示她和邝文美之间的温情：
“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 （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隔了这些年，还定只要是大段独白，永远是对Mae说的。以前也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告诉。”
“世事千变万化，唯一可信任的是极少数的几个人。”
“你没空千万不要给我写信，我永远像在你旁边一样，一切都可以想象。”
“有许多小事，一搁下来就觉得不值一说了，趁有空的时候便快写下来。”
“希望你一有空就写信来，但是一年半载不写信我也不会不放心的。惦记是反正一天到晚惦记着的。”
“好久没写信，但是没有一天不至少想起你两三遍，总是忽然到脑子里来一会，一瞥即逝。”
“我真怕将来到了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个谈得来的人，以前不觉得，因为我对别人要求不多，只要大家能够懂我一部分我已经满足。可是自从认识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人可以懂得我的每一个方面，我现在反而开始害怕。”
“不要担心我想念你——因为我总归是想念你的。”
“不得不信心灵感应——有时大家沉默，然后你说出的话正是我刚在想的。”
“但愿你的一切烦恼都是小事故。”
张爱玲和宋淇、邝文美他们仨，晚年的通信，几乎就是一部病历史。
邝文美曾回信给张爱玲说：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两人病后余生，今后的日子全是捡来的，能活到一九九七看看固然值得，否则也无所谓，镜花水月，只要有信心，天那头有人在等我们。”
宋淇夫妇处处以张爱玲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解除张爱玲的燃眉之急，以人格担保，提前为其预支高额稿酬。张爱玲忘事，写信给赖雅，悲情抱怨宋淇故意拖欠稿费，以至于她写剧本受累，眼睛出血云云。
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
1995年3月4日，张爱玲在给宋淇和邝文美的信里写道：
“我记性坏得会忘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卖过电影版权，害Stephen力疾写信来告诉我，我真内疚。”
1995年7月25日，距离张爱玲辞世一月余。
张爱玲给宋淇和邝文美写了一封长信，除了描述为了躲避跳蚤而四处逃离、顾此失彼、精疲力竭外，对自己又一次的错误记忆表示了歉意：
“以前信上说过《对照记》另签合同，像是卖断，连港版都没有，那是错怪了皇冠。”
张爱玲也在信中评点其他作家，其中不乏尖刻之词。宋淇夫妇坚守秘密，从不曾对外界有所披露。
父母过世后，宋以朗接手打理张爱玲的文学遗产。他以统计学的专业能力，将凌乱的资料分门别类，一一归档，免费翻阅。
从2008年起，我时常去香港拜访宋以朗先生。
香港半山的奶油色老式公寓。窗外，一串一串的蔷薇，挂在白色的墙肩上。暮春的午间，细细的风里，落红点点，大树梢头，偶尔飘来一丝淡香，是张爱玲记忆中的味道。
特地选了一瓶粉色香槟，那是邝文美喜欢的颜色。邝文美曾经不遗余力地把指甲染成粉红的，把盥洗室的浴缸、浴巾、肥皂盒、拖鞋、窗帘等，全部布置成粉红颜色。
我坐在餐桌边，把带来的法国香槟放在桌上。这张铸铁镂花餐桌，1949年从上海运来香港。随船的还有宋以朗，那时，宋以朗才刚满月。曾经，在这张桌子上，张爱玲与宋家的人一起吃水煮玉米和绿豆汤。
宋以朗的父母——宋淇和邝文美是延续张爱玲传奇的推手；这间客厅，已然成为张爱玲的秘籍档案馆，随意检出一封信，都可能在文坛荡起一阵波澜。但是不敢问，觉得唐突和造次。宋以朗学过心理学，自然一眼看穿，他总会在我欲言又止的时候，拿出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面或是张爱玲没有发表的信件，或是张爱玲写了一半的手稿。记得有一次，他出示了一份《上海懒汉》的剧本提纲，零零落落的字句里，体悟出张爱玲渴望成功的强大欲望。
对于祖父的经历，宋以朗腼腆一笑道：“很复杂，讲不清楚的。”
我多次拜访江苏路宋家的老宅。推门，上楼，踮起脚，望向那个栽种过玫瑰的花园，在失修的旧墙上寻找张爱玲笔下，傅雷砸了墨水瓶后，留下的淅淅沥沥的蓝墨汁渍。特地拍照，送给宋以朗。
问起小说《色·戒》的创作。
宋以朗起身，拿出一个文件夹，是1977年4月，张爱玲给宋淇的信。信中，画了一张南京西路的方位图，平安大戏院、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凯司令咖啡馆、常德路。她要把作品中的王佳芝安排在那里，然后执行暗杀任务。离开上海久远，一些认识已经模糊，把街道的方向完全弄颠倒了。
宋淇回信，也画了一张地图，纠正了张爱玲方向性的错误。建议刺杀当天，把刺杀组织的负责人安排在平安大戏院，平安大戏院里的咖啡馆叫什么名字，宋淇也认真地写在信里。
刺杀的场所安排在首饰店、钟表店，还是服装店？
宋淇和张爱玲颇费了一番思量。
宋淇提供了很多意见。一来一去的信中，探讨了王佳芝的刺杀动机，刺杀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心理活动，包括在哪一家馆子里请客吃湖南菜都一一坐实。
《色·戒》最后一句台词“不吃辣的怎么糊得出辣子”，完全是宋淇的灵机一动。
其时，宋淇正胃出血，累了，写不动了，夫人邝文美接着写；宋淇写完的文章，邝文美润色、修改，使得文风更加接近张爱玲的味道。
遇到有人批评张爱玲，邝文美如同自家的小孩被欺负了一样，心急火燎，恨不能提一把剑去格斗。毕竟是好人家的淑女，懂得规矩的，隔日，在文字里兜兜转转，见招拆招，为张爱玲澄清事实。其中，《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文，便是情急之下，由宋淇执笔、邝文美修改、张爱玲过目后发表的。张爱玲重回中文舞台，梅开二度，枝繁叶茂，宋淇和邝文美是大幕后的导演，有目共睹，功不可没。
1976年2月26日，宋淇写信给张爱玲：
“於梨华来信说《星岛日报》美洲版又改变了主意，本来说副刊暂时不出，所以我就将《私语张爱玲》给了《联合时报》和《世界日报》（美国版的《联合时报》由平鑫涛主编）同时发表，香港则在《明报月刊》发表（并不是我自己想写文章，而是借此机会拿你又制造成讨论的对象）。”
宋以朗说，不了解张爱玲和宋淇、邝文美夫妇间的友谊，便很难理解她将遗产留给这对夫妇的举动。由宋以朗主编的《张爱玲私语录》呈现了他们仨至死方休的友情。
宋淇、邝文美夫妇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和张爱玲的感情，是一种生命的联系，一种坚定的信仰，始终弥漫在他们存世的那个时空，在那儿，永远都在。
那个下午，坐在宋家的餐桌上阅读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通信，读张爱玲之余，也读宋淇和邝文美夫妇。
后山，枝叶繁茂，五月的浓阴里，杜鹃花毫无顾忌地绽放，浓烈、妩媚，那是张爱玲喜欢的颜色。
林子里，杜鹃鸟儿高昂地鸣叫着，一声紧接着一声，有悲悯在里面。听着，不觉心头一阵阵地痛惜。
张爱玲、宋淇、邝文美，如此美好的人儿，怎么就没了呢？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