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从自反原理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在我国古代的文字中有一种表音的方式非常重要，学者们注意得不够，以至有不少文字的谐声结构不能被正确地解释，进而被有的学者利用为构拟上古复声母的证据。这实际上是对我国古代文字造字原理理解不全面的表现。这种造字原理的名称叫“自反”。我们现在就对文字学中的这一特殊体例详加诠释。

《北齐书·废帝纪》：“废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长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性敏慧。初学反语，于‘迹’字下注云‘自反’。时侍者未达其故，太子曰：‘迹字，足傍亦为迹’，岂非自反耶?”[462]

《论衡·商虫篇》：“夫虫，风气所生，仓颉知之，故‘凡’‘虫’为‘风’之字。”“凡”与“虫”相切就是“风”音。其他例子如“舍予”反切为“舒”音；“欠金”反切为“钦”音。这种“自反”原理是很值得注意的音韵学问题。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祛妄》卷三十六[463]“矧”字下提到，唐代的文字学家李阳冰也注意到自反的问题：“《说文》云：词也。从矢引省声。矢者，取词之初所之。阳氷云：仓颉作字，无形象者，则取音以为之训。‘矢引’则为‘矧’，其类往往而有之。‘矣’字是也。”李阳冰的观察本来是有根据的，《说文》中颇有自反之例。但徐锴不能理解，他坚决不认同李阳冰的说法。徐锴反驳说：“臣锴以为《周礼》六书无形象者莫过声字，则取法于耳。又尒字则取象气散。皆有以象之，不尔则会意亦虚象也。今言‘矢引’为‘矤’，在左右皆音，六书所未闻。六书之中欲附何处。若有全以音为字，则是‘七书’，不得言‘六书’，此浅俗之甚。”徐锴的观点完全拘于“六书”之说，认为只要六书以外的观点都是外道邪说，无视文字的复杂现象，结果不能正确认识我国古文字中确实存在的自反现象。所以徐锴对李阳冰的批评是无力的。[464]

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五也早已注意到这种自反的现象和规律，沈括说：“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从‘而犬’，亦切音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这段论述中的“‘輭’字文从‘而犬’，亦切音也”一句最值得注意，意思是说“輭”字从“而”，从“犬”。“輭”字之音是“而犬切”，沈括称这也是“切音”[465]。

清代大学者俞正燮[466]《癸巳类稿》卷七“反切证义”条有精辟而翔实的论述，今引录其文如下：

“《北齐书·废帝纪》云：迹字自反，足亦反为迹，足责反为迹也。其先亦有此义，《说文》云：风动虫生，从凡声。《论衡·商虫篇》云：夫虫，风气所生，仓颉知之，故‘凡’‘虫’为‘风’之字，是仓颉从凡虫省。《太平御览》引《春秋考异邮》云：其字虫动于凡中者为风。则凡虫自切为风也。推之舍予自切为舒，赤经自切为，赤贞自切为赪，朱口自切为咮，剌（音辣）贝自切为赖，秃贵自切为穨，束疋自切疏，巾氏自切为帋，羽异自切为翼，羽立自切为翊，女襄自切为娘，女信自切为佞，至秦自切为臻，雨云自切为云，日安自切为晏，邑牙自切为邪，（音曳）邅自切为延，人自切为佾，十自切为肸，宀必自切为宓，皂亼自切为食，衣谷自切为裕，（口丂自切为号），欠金自切为钦，言台自切为诒，目少自切为眇，角奇自切为觭，火斤自切为炘，火共自切为烘，虫之自切为蚩，羊久自切为羑，月又自切为有，肉（‘育’上部偏旁的字，音突）自切为育，肉臾自切为腴，佳奚自切为鸡，目民自切为眠，麦丐自切为麫，（麦牟自切为麰，文允自切为夋），委嵬自切为魏，八弋自切为必，者竹自切为箸，如此之类，半为双声，半为叠韵。李阳冰亦言矢引为矧，《说文系传》讥为‘七书’，今略举之，其类甚多，六书中谐声一义，岂七书耶?知两合为反切，则缓读急读，古人用文字中自有反切，两合自反，则古人制文字中亦自有反切。”

俞正燮详密的论说非常精彩，尽管所举例证中或许有个别尚需讨论[467]，然而他所揭示的现象和规律是非常重要的音韵学问题，有助于澄清上古音研究中的一些疑难点。构拟复辅音的音韵学家们在利用形声字来讨论上古音的时候，很少有人重视“自反”问题，这是很大的疏忽。

顾炎武在《音学五书·音论卷下》也早已注意到自反的存在：“北齐济南王立为皇太子，初学反语，于‘跡’字下注云：‘自反。’侍者未达其故，太子曰：‘跡’字‘足旁亦’，岂非自反邪?以‘足亦’反为‘跡’也。如矢引为矧，女良为娘，舍予为舒，手延为挻，目亡为盲，目少为眇，侃言为諐，欠金为钦之类，皆自反也。赵宧光曰：释典译法，真言中，此方无字可当梵音者，即用二字聚作一体，谓之切身，乃古人自反之字。则已先有之矣。”顾炎武绝没有反对过自反原理。而且赵宧光早已指出在佛典密宗的真言翻译中，有时为了精确对音而采用自反的方法。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自叙》也注意到了我国自古就有自反的造字原理，其文曰：“目少眇而手延挻，自谐以成字。”朱骏声的意思是说“目少”相切就是“眇”音[468]，“手延”相切就是“挻”音。这正是自反原理，顾炎武早已论述到了。

林语堂《汉字中之拼音字》[469]也注意到汉字中有自反的现象，林语堂把它叫作“汉字中之拼音字”。他说：“但是古字中尚有不止如此单纯的谐声作用，而并有几乎可以说是‘拼音’的结合。所谓‘拼音’者，与纯粹形声字不同，形声字一形一声。其声乃是整个的，非合拼切成的。‘拼音’则至少要有二声合并，方合定义。我找到的这种字，虽不算多，却也不少，且至少有几条可以成立的。其中可分数类。而推其用意，无非欲使所谐之字声，与所用的偏旁比较吻合，比较精确；每有第一谐声偏旁不能完全吻合的，加上第二个谐声偏旁以补其缺。这已经可以说是一种拼音字了。”[470]我们这里仅转录三条实例。①“钦”字，上引俞正燮《癸巳类稿》已称其为自反字，所谓“欠金自切为钦”。林语堂未提及俞正燮之书，但也认为“钦”是拼音字。林语堂说：“如此说法，则‘钦’[471]原谐声字，以‘欠’为声母，而韵母不合，故又缀‘金’字，是声母k；从‘欠’，韵母及声调从‘金’，而收m音，故欠金二文皆声。”林语堂的观察颇与清儒之说相合，无疑是正确的。②“”字，《尔雅·释诂》：“鲜，善也。”《释文》：“鲜本或作。”可知“鲜”与“”相通。而“”为什么会有“鲜”音呢?林语堂解释说是“”从斯从言，斯言切正为“鲜”。③“諐”字，《诗经·荡》：“既愆尔止。”《释文》：“愆又作諐。”是“諐”与“愆”相通。林语堂说：“按‘侃言’切‘諐’（古k母声），与以‘斯言’切‘鲜’相同。”林语堂还举有其他的例证，我们不再引录。他所举出的实例有的可以商榷，但所描述的文字现象应是毋庸置疑的。马宗霍《音韵学通论》[472]第279～280页有一节专门介绍了自反现象，列举了顾炎武《音学五书》中的一些举证。马宗霍称：“且书中误处不少。今但略举其近正者，以广自反之例。”可见马宗霍并不否定有“自反”存在。

傅定淼《反切起源考》的“事实篇”七“上古合音字”坚信有自反字的造字原理，并认为自反字[473]的产生时代“同反切起源问题至关密切”。傅定淼先生此书列举了相当数量的自反字来作为例证。我们这里转录一部分以作旁证。

①《说文》：“肰，犬肉也。从肉犬，读若然。”“肰”即“犬肉”的倒纽合音词。也就是肉犬切为“肰”。傅定淼还提到现代汉语有“甭”字是“不用”二字的反切合音。这确实可以证明自反的存在（第120页）。②《说文》：“，大白，泽也。从大从白。古文以为泽字。”傅定淼先生批评了段玉裁、钮玉树、桂馥、朱骏声等人之说，认为“古文以为字是取其形义，并非取古老切之音，音则取之于字形中‘大白’合音为‘泽’，意谓肥泽之‘泽’即‘大白’的合音词。”这就是说“”之所以是古文中的“泽”，就是因为大白切为“泽”音（第120页）。③《战国策·韩策一》：“必为天下笑矣。”《史记·韩世家》作：“王必为天下大笑。”而这里的“笑”字，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芯”。帛书整理者认为“芯”是“笑”的异体字。傅定淼说：“帛书此‘芯’于形义皆无取，又非同音相借，实为‘笑’的合音别体字。此字从艹从心，艹古音幽部，汉代转入宵部。‘心、艹’凭切合音为‘笑’。《集韵》的‘芯’应是同形别构的另一字。”（第122页）[474]④《说文》：“忝，辱也。从心天声。”傅定淼认为“天心切”为“忝”（第123页）。⑤《说文》：“耎，稍前大也。从大，而声，读若畏偄。”傅定淼认为“耎”字之音当得于“而大切”。“耎”为元部，“大”为月部，为阳入对转（第123页）。孙奕《示儿编·集字二》引《缃素杂记》：“而犬为耎。”傅定淼此文还举有其他例子，我们不再逐一引述。从傅定淼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自反现象的存在。

张玉金《当代中国文字学》[475]也稍稍论及文字中自反的问题，不过张玉金的书没有自反这样的术语，其书第102页称：“另一种情况是：字的读音是由用作字符的两个字反切而成的。例如：‘’的读音是‘名夜反’。‘’的读音是‘亭音反’。‘亭夜’的读音是‘亭夜反’。”张玉金还举有三个很奇特的字：一个是结构为“左‘名’右‘养’”的字，其读音是“名养反”。一个是结构为“左‘名’右‘也’”的字，其读音为“名也反”。一个是结构为“左‘亭’右‘匠’”的字，其读音为“亭匠反”。张玉金所举的例子虽然比较生僻，但确实是汉字中的自反现象[476]。

汉字中的自反原理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仅凭孤例虚拟出来的，自反是一种重要的造字原理，是汉字形声构造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477]。自反的构造原理与汉语上古音韵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478]。构拟复辅音的音韵学家们往往因为不能正确认识自反原理，而错误地分析了汉字的谐声情况，故得到的结论不可信。现在我们具体讨论自反字的材料和上古音声母研究的关系。

例一，陆志韦《古音说略》[479]第265页在论述“上古喉牙音跟舌齿音的通转”的时候举例有“宫（居戎切）（徒冬切）”。有的音韵学者利用它来构拟上古复辅音dk。我们认为此例不能成立。《说文》：“，击空声也。从殳宫声。”大徐本注音“徒工切”，又音“火宫切”。我们认为是自反字，得音于“殳宫切”，而不是仅仅得音于“宫”。“殳”的上古音声母是禅母，在上古音中与定母非常接近[480]，不少音韵学家甚至主张上古音中的禅母要归入定母。如黄侃《音略》三“古声”称：“禅，此亦定之变声。”周祖谟《禅母古读考》[481]也考定上古音中的禅母与定母相近。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的上古音声母系统中没有禅母，而是把禅母归入了定母。音“徒冬切”，上古音正是定母。因此，“”肯定是自反字，得音于“殳宫反”。这绝不是偶合。所以不能利用“宫”这组谐声材料来证明“上古喉牙音跟舌齿音的通转”。当然也不能把这个字当作一般的从“宫”得声的形声字。古代的异读音有时是由对文字结构的不同分析造成的[482]，而与复辅音声母没有关系[483]。

例二，《说文》：“棽，木枝条棽俪皃。从林今声。”丑林切。今按，“棽”是自反字，乃是得音于“林今切”，上古音为来母，而“丑林切”的音上古为透母，本书多次说过透母与来母上古音常常可以通转，与复辅音无关。因此，“棽／今”这组材料与复辅音无关。

例三，《说文》：“，下平缶也。从缶乏声。读若。”土盖切。《说文系传》作“读若簿引”。段玉裁注本采用了小徐本[484]，且认为“下”当是“不”之误。但并没有怀疑《说文》对“”形声结构的分析和注音，且说：“与替双声。替者，一偏下也。”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对小徐本“读若簿引”注说“未详”。《说文解字诂林》所引各家注均未能对“”的读音问题作出解析。《广韵》注音为“土盖切”，《集韵》注音为“敌盖切”，都与《说文》的“读若”音相合。所以，《说文》此处的“读若”音绝对没有错误，古音本来就是如此。这从音理上怎么解释呢?许多音韵学家为此感到困惑[485]。有的音韵学者用这个例子来构拟上古复辅音声母。我们认为“”读若“”与复辅音没有关系。“”是自反字，并非仅仅得音于“乏”，而是得音于“缶”与“乏”相切。《广韵》音“缶”为“方久切”，也是唇音。但古文字材料表明：“缶”在先秦时代的古文字中有很多时候是用作“陶”字，要读定母。根据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486]第242～243页，战国的燕国陶器铭文中的“陶尹”的“陶”就是写作“缶”，燕国陶器铭文“缶攻”要读为“陶工”，韩国陶器铭文“缶”中的“缶”也要读为“陶”[487]。因此，“”所从的“缶”实际上要读为“陶”音，而不是唇音。这样，“缶”（音“陶”）与“乏”相切正是“土盖切”的“”音。这与复辅音毫无关系。这个例子也是古汉语中确实有自反原理存在的有力证据。

例四，“俋”字不见于《说文》，但出现在《庄子·天地》：“俋俋耕而不顾。”《广韵》“俋”字注：“俋俋然耕貌，出《庄子》。”“俋”大概是魏晋以后出现的字，后人用以改《庄子》。《广韵》、《集韵》、《韵会》并音“直立切”，则中古以前的音当是定母。裘锡圭先生在《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488]一文中认为这个字应该分析为从“邑”得声[489]，并据此认为影母和定母在古音中可通转。我们认为裘锡圭先生的这个看法还是有待商榷的。首先，“俋”字不见于《说文》，也不见于迄今为止发现的古文字材料中，所以本来就不适合用以讨论上古音。其次，按照我们的观点，“俋”字中古音“直立切”事实上是“俋”字分析为自反字，得音于“人”与“邑”相切，“人”的古音为日母，中古音以前读如泥母[490]，与定母旁纽为双声，音近可通，此为常识，无须举证。所以“人”与“邑”相切可以音转为定母的“俋”。这与复辅音无关，也不能说明影母和定母能够相通[491]。

例五，《说文》：“，木葉陊也。从木声，读若薄。”他各切。《唐韵》的注音为透母，而《说文》自身的注音是“读若薄”，是並母。这个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古人对“”的形声结构有不同的分析造成的。《唐韵》以降的韵书注音为“他各切”是把“”当作声符，而《说文》注音为“薄”是把“”分析为自反字，并非仅仅得音于“”，而是得音于“木切”，是明母音，与並母音近似，可以相通。所以许慎注音为“读若薄”[492]。如果不把“”分析为自反字，就不容易理解《说文》自身用“读若”来表示的注音。可见自反的原理在《说文》中肯定存在。

例六，《说文》：“聉，无知意也。从耳出声，读若蘖。”今按，“蘖”的古音是疑母三等，在古方言中的实际语音读与泥母、日母相近[493]，因此“耳出切”正与“蘖”音相通。“聉”绝不是仅从“出”得声。此例足证《说文》中有“自反”之体例。也可见“聉”的声母与复辅音无关。

例七，《说文》：“岑，山小而高。从山今声。”鉏箴切。今按，据反切，“岑”的上古音当为崇母，而“今”为见母，二者相差较大，没有相通的可能。实则，“岑”是自反字，得音于“山今反”。山母与崇母非常音近，旁纽为双声，完全可以相通。因此，不能利用“岑／今”来构拟复辅音。由此例也可进一步证明在古汉语中确实有自反字的存在，这岂能是偶合?

例八，《说文》：“龏，悫也。从廾龙声。”纪庸切。此字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今按，“龏”可以分析为自反字，得音于“廾龙反”，并非仅从“龙”得声，故不得利用此字来证明上古有复声母kl[494]。

例九，《说文》：“弯，持弓关失也。从弓声。”细读《说文》此文，可知《说文》是在用“关”来声训“弯”。这个声训关系不容置疑。因此，只能把“弯”分析为自反字，“弯”不是仅仅从“”得声，而是得声于“弓切”，“弓”是见母，与影母同为喉牙音[495]，为旁纽双声，颇为音近。只有这样解析，“关”与“弯”的声训关系才能成立。故“弯”这样的字例与复辅音无关。严学宭[496]以“弯/”为根据来构拟喉塞音加来母的复辅音，这是错误的。又，《说文》：“蛮，南蛮，蛇种。从虫声。”莫还切。很多学者利用“”是来母，而“蛮”是明母，从而推导上古音中的复声母ml。我们不赞成这样处理。古文字学材料显示出这个问题很复杂。遍考古文字，在甲骨文中没有发现“蛮”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金文中只有“”字形，没有“蛮”字。而且在金文中的一些“”明显要读为明母的“蛮”，而不是来母音。徐文镜《古籀汇编》[497]第101页引吴大澂之说称：“（）古文以为蛮字，古‘蛮’字不从‘虫’，如《虢季子白盘》‘用征方’。”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还注意到金文《鬼方戈》等中的“蛮”也不从“虫”。《金文诂林（第三册）》第1269页引方濬益曰：“蛮古止作。《禹贡》马融注‘蛮，慢也’。郑注‘蛮之言缗也’。《左氏·昭公十六年·经》‘楚子诱戎蛮子，杀之’。《公羊》作‘戎曼子’。……古读‘’为‘蛮’。”同书第1270页引高田忠周《古籀篇》曰：“按，（）元用为‘蛮’，省文假借也。”《金文编》第144页称：“孳乳为蛮。”在金文的《秦公鎛》《秦公簋》《虢季子白盘》中的“方”或“夏”都明显读为蛮。《金文诂林补编》第600页引李学勤之言称金文中的“方”要读为“方蛮”。同页引戴家祥之说与李学勤相同，《金文编》也从此说。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498]第257页也称：“通蛮。”《墙盘》中的“方”读为“方蛮”。《说文》：“新城，中。”而《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蛮中。”这分明是以“中”为“蛮中。”[499]容庚《金文编》、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汤馀惠等《战国文字编》、李守奎《楚文字编》等书都没有收入“蛮”字，因此“蛮”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秦系文字中的用字。其字后加“虫”旁，盖同于“它”后加表意的“虫”而为“蛇”[500]。我们对其读音还可以用转注法来解释：在先秦文字中的“”有两个读音，一读来母，一读明母，二者的意思本不相同，并没有同源关系，后来在秦系文字中，为了区别二者，于是在读明母的“”下加上了表意的“虫”，成为“蛮”，专门指南方蛇种的异民族，从而与来母音相区别。这可以解释宋景公的名字在金文中作“”，在《史记》作“头曼”是把“”读为明母音；在《汉书·古今人表》作“头栾”是把“”读为来母音，因为古文字中的“”本来就有明母和来母二读。《史记》和《汉书》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读法，从而形成了这样的异文。总之与复声母无关。

我们还可以从通假字系联的角度来论证，“蛮”只能是明母音。《春秋经》中“戎蛮”的“蛮”在《公羊传》中作“曼”，这只能是通假关系[501]。而上古音中的“曼”只能是明母音，不可能是复声母ml，这就反过来证明“蛮”也是明母，不是复声母ml，不然二者不会是通假字。声训的例子如：《玉篇》：“蛮，慢也。”《史记·夏本纪》：“三百里蛮。”《集解》引马融曰：“蛮，慢也。”《风俗通义》：“蛮，慢也。”类例甚多[502]。更考《史记·周本纪》：“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麻城谓之蛮中，在汝州梁县界。左传‘单浮馀围蛮氏’，杜预云‘城在河南新城东南，伊洛之戎陆浑蛮氏城也。俗以为麻蛮声相近故耳’。”此分明以“麻”与“蛮”声相近，而“麻”的上古音只能是明母，与任何复声母无关，因此“蛮”的上古音只能是明母。又如，据《说文》“”读若“蛮”，而“”声字都是明母，如“滿、瞞、鏋、襔、顢”等，所以根据这个材料也可以说“蛮”的上古音只能是单辅音的明母，与任何复声母都无关[503]。

我们还可以从民族语言学的对音角度来论证。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504]第十四章第291页有一段论述很有趣：“蛮（勉）这个部落名字可以在今日中国南部的瑶族语言中找到，‘勉’的意思是‘人’‘人们’。盘古瑶自称为‘优勉’，而叫红头瑶为‘布龙勉’。这种部落的名字是具有地方性的。闽（福建）和缅（缅甸）大概与‘蛮’很有些关系。……我想，南方蛮族的名字很可能与中国的‘民’字有关。”我认为这段简洁的论述对于从对音的角度来理解我国的民族关系有启发性。我国自古将南方的少数民族称为“南蛮”，而这个“蛮”字居然还存在于现代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就是瑶族语言中“勉”字的古代译音，也是“缅甸”的“缅”的古代译音，与“闽”也是同源词；拉铁摩尔还认为“蛮”可能与汉语的“民”是同源词。虽然尚待深入研究，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我们知道“勉、缅、闽、民”这些字的上古音都与复声母无关，因此我们说，“蛮”的上古音肯定不是复声母ml-就是单辅音的明母。

例十，有的学者认为“甜／甘”这组材料可以作为古有复辅音的证据，理由是“甜”与“甘”是同源词。我们认为“甜”与“甘”绝不是同源词，“甜”并非以“甘”为声符。考《说文》甘部：“甜，美也。从甘从舌。舌，知甘者。”根据《说文》的体例，“甜”不是形声字，应该是会意字，并非从“甘”得声。我们在前文已经说明《说文》在原则上有一个体例：每一个部中所属的字一般不会以那个部首字为声符，这是一条通则。“甜”在《说文》中属于“甘”部，一般不会是以“甘”为声符。因此“甜／甘”与复辅音无关。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甜与甘字声义并同。”这是看到了“甜”与“甘”的韵母相同，而忽视了声母上的巨大差别。朱骏声的话显然是不严谨的。但是，我们仔细考察会发现“甜”是自反字，其与“甘”叠韵并非出于偶然。“甜”当是得音于“舌甘”反，“甜”的上古音为定母，“舌”为船母，在上古音中船母读与定母相近，几乎可以相混。因此“舌甘”反正好是“甜”音。这也进一步确认“甜／甘”这组材料与复辅音无关。

例十一，有很多音韵学家用“缪、谬/翏”这组材料来构拟上古复辅音ml。我们认为这组材料不能成立。《说文》：“缪，枲之十絜也。一曰绸缪从纟、翏声。”武彪切。我们认为“缪”是自反字，得音于“纟、翏”相切，而不是仅仅得音于“翏”。“纟”正是明母字。古文字学研究表明，“缪”字确实是先秦就有的古文字。在古陶文、《诅楚文》、《睡虎地秦墓竹简》中都发现有“缪”字[505]。而“谬”虽然见于《说文》，但有证据显示“谬”是较晚才出现的字，可能是在小篆中产生的字，因为在迄今为止的大量先秦古文字材料中没有发现“谬”字[506]。在儒家十三经中，只有公认的伪古文《尚书·冏命》出现了一次：“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伪孔传释“谬”为“过误”。这显然是汉代以后才产生和混入的。“谬”实际上是“缪”的后起字，在先秦经典中多用“缪”字。《说文》：“谬，狂者之妄言也。”段玉裁注：“古差‘缪’多用从‘纟’之字，与此‘谬’义别。”《说文》：“误，谬也。”段注曰：“谬当作缪。古谬误字从纟，如绸缪相戾也。”段玉裁此说非常正确，与古文字材料相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谬，经传多以缪为之。”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错谬”最早确实写作“错缪”。先秦典籍中的“谬”字往往有别本作“缪”[507]。早在唐代的李涪《刊误》卷下“仅甥傍缪廐荐”条已经有很好的见解：“缪者，名与实爽曰缪。又‘绳愆纠缪’，又如‘织纴纰缪’。近者凡书‘缪’字悉皆从‘言’遂使‘纰缪’废而不用。”可知唐代学者已经注意到先秦古书中“谬误”的“谬”应该是作“缪”，作“谬”为后起。《说文解字诂林》引《群经正字》对这个现象论述最详，其言曰：“今经典‘疵谬’往往作‘缪’。《礼记·大传》‘五者一物纰缪’。《经解》‘差若毫氂，缪以千里’。《仲尼燕居》‘不能诗，于礼缪’。《中庸》‘考诸三王而不缪’。而《释文》载旧本亦多互用。如《易·乾》注‘不谬于果’。《释文》‘谬本或作缪’。《尔雅·序》‘并多纷缪’。而李氏《刊误》直谓‘近者凡书“缪”字，悉皆从“言”，遂使“纰缪”废而不用’。竟以‘缪’为疵谬正字，则是非倒置矣。不可不援《说文》以定之。”这本是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但最后过分拘于《说文》，认为“谬”为谬误的本字。不知“谬”是在小篆中才有的，是后起的本字。在先秦文献中的谬误字都是作“缪”。李涪、段玉裁、朱骏声等人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谬”是“缪”的后起分化字。因此，“谬”的古音不能根据“谬”字形来分析，而应该根据“缪”字形来分析。而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一样，“缪”是自反字，得音于“纟翏切”，正是明母，并不存在来母和明母相谐声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缪、谬/翏”这组材料不能作为构拟上古复辅音ml的证据[508]。

我们从通假字系联也可证明“缪”的上古音声母不会是复辅音ml。因为在古书中“缪”与“穆”相通。《礼记·大传》：“序以昭缪。”郑玄注：“缪读为穆，声之误也。”二者必为音变。《荀子·王制》：“则有昭缪。”杨注：“缪读为穆。”《汉书·韩安国传》：“昔秦缪公都雍。”颜师古注：“缪，读与穆同。”《文选·张衡·东京赋》：“而悝缪公于宫室。”薛综注：“缪，穆。”徐锴《说文系传》“稑”字下说：“臣锴曰：古者缪、穆；稑、陆声相乱。故秦缪公亦呼秦穆公。”可知“缪”与“穆”古音相通。[509]而“穆”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明母，不会是复辅音ml，因为“穆”从不与来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510]。这就可以证明与“穆”古音相通的“缪”的上古音声母也不会是复辅音ml[511]。古文献中还有一个证据似乎可以说明“翏”声字只能是单辅音声母。考《庄子·齐物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郭象注：“翏翏，长风之声。”《经典释文》：“翏翏，李本作飂。”《广雅·释训》：“飂飂，风也。”[512]可见“飂/翏”在先秦的《庄子》中可用作拟声词，描写长风之声。古往今来，有风的声音可作复声母ml的么?我以为“翏”声字只能是单辅音声母的来母。

但是在古文字中的一个材料必须加以辨明，否则将贻人口实。考金文《叔弓鎛》有个从“翏”从“攴”的字（左右结构），此字在《叔弓鎛》与“龢三军”等字连用，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513]第87页采用孙星衍的观点，将此字读为“穆”；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第47页也称此字“同缪，缪、穆古籍通用，龢同和”[514]；我们认为孙星衍、于省吾对《叔弓鎛》的从“翏”，从“攴”的字的解释是错误的，这个字不能读为“缪”或“穆”[515]，它是“戮”的异体字，是来母音。因为在古文字中，作为偏旁的“攴”与“戈”常常通用，例证甚多[516]。这个“戮”就是“戮力同心”的“戮”，后来又有后起本字作“勠”，是“并、合”的意思。考《尚书·汤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戮力”言“并力、合力”[517]。《国语·吴语》：“戮力同德。”韦注：“戮，并也。”《左传·成公十三年》：“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戮力壹心，好恶同之。”类例尚多。《叔弓鎛》乃言“戮龢三军”[518]，就是“使三军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的意思。其实，忠周《精编金石大字典》[519]第345页“戮”字条已经明确认为“戮”有异体是从“攴”，引证有金文《齐侯钟》；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520]第430页也已将此字释为“戮”，而不是“穆”；日本学者白川静《字统》第875页就将此字看作是“戮”的异体字。我们认为《叔弓鎛》的这个从“翏”从“攴”的字绝不能读为明母的“缪、穆”，而应该读为来母的“戮”。因此，这个例子与复声母ml-毫无关系。

例十二，有很多学者根据“睦／坴”这组材料来构拟复辅音ml。我们认为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睦”是自反字，并非得音于“坴”，而是得音于“目、坴”相切。因而不存在来母和明母相谐声的问题。我们同样运用通假字系联法来证明“睦”的上古音声母不会是复辅音ml。在古书中，“睦”和“穆”古音相通，二者为通假字。如《广雅·释诂一》：“睦，信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方言》曰‘穆，信也。西瓯毒屋黄石野之间曰穆’。《逸周书·谥法解》‘中情见貌曰穆’。‘穆’与‘睦’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旼旼睦睦’。《汉书》作‘穆穆’。是其证也。”《说文》：“睦，目顺也。从目，坴声。一曰敬和也。”段玉裁注：“古书‘睦、穆’通用。如《孟子》注‘君臣集穆’。《史记》‘旼旼睦睦’。《汉书》作‘旼旼穆穆’是也。‘穆’多训‘敬’，故于‘睦’曰‘敬和’。”王念孙、段玉裁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睦”和“穆”古音相通，二者应为双声。我们在上一条说过“穆”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明母，不会是复辅音ml。这就反过来证明与“穆”相通假的“睦”的上古音声母也只能是明母，不会是复辅音ml。在古书中“睦”有时会因为形近而误为“陆”，而不是说二者相通。如《说文解字诂林》引苗夔《说文系传校勘记》曰：“按古有‘睦浑’之戎，《左传》作‘陆’，‘睦’之讹。”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引钱坫之说与苗夔全同。因此不能用“睦”有“陆”的异文就说二者音近相通，从而构拟复辅音ml。古书中的异文有不少是传写之误，这是要注意的。

例十三，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个比较麻烦的例子。那就是“埋”字，从里从土。有的学者也用它来推导复声母“lm”或“ml”。“埋”字实则是一个晚起的俗字。《说文》中只作“薶”，不收“埋”。段注说：“（薶）今俗作‘埋’。”“埋”字在字书中始见于东汉的《释名·释丧制》：“葬不如礼曰埋。”毕沅《疏证》曰：“埋，俗字，《说文》作薶。”《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葬埋甚厚。”孙星衍《音义》：“埋当为薶。”《玉篇》：“薶，与埋同字。”在东汉的文献中，我们能发现不少的“埋”字，这个俗字似乎产生于东汉。从古文献中考察，“薶”在儒家十三经中只见于《尔雅》。作为“薶”的异体字，“貍”只见于《周礼》。在《尚书》《诗经》《左传》《仪礼》《尔雅》《礼记》中都有“貍”字，但都是用作“狐貍”的“貍”，是兽名，没有一例用作“薶”的异体。《尔雅》和《周礼》被公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书。《尔雅·释言》：“窒、薶，塞也。”《尔雅·释天》：“祭地曰瘗薶。”郭注：“既祭埋藏之。”阮元《校勘记》曰：“按此经作薶，注作埋。”郭注分明用后起的“埋”解释古文的“薶”。今本《左传》《仪礼》《周礼》中的“埋”当是后人从“薶”所改。《尔雅》为训诂书，容易保留古文之形，所以还留有“薶”字。但“埋”字形是早已存在的。高明、葛英会编著《古陶文字征》第58页录有古陶文中的一例“埋”字[521]。然而正如上文所论，我们怎能根据一个俗字去推论上古音呢?在古文字学中，甲骨文中有从凵，从牛的字，罗振玉最早把这个字释读为“薶”，以后古文字学界长期采用这个观点，如王襄的《古文流变臆说》第34～35页、吴其昌的《殷墟书契解诂》第34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522]第21页、高明《古文字类编》、臧克和等《说文解字新订》[523]以及屈万里等人都采用此说。但是裘锡圭先生在《甲骨文考释（八篇）》[524]一文里一反旧说，考证了甲骨文中的这个字不能释为“薶”，而应当释为“坎”。裘先生的论述详密精审，令人信服。姚孝遂在《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第1531页的按语中赞同裘先生之说，曰：“裘锡圭说是有道理的。该字可读为‘坎牛’‘坎羊’‘坎犬’‘坎女’等，较释‘薶’为优，于字形较合。”自从裘锡圭先生此说出来以后，学术界已经普遍接受。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没有发现“薶”字，“薶”这个字很有可能是在战国时期才产生的。

陈独秀《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525]就说：“读明母之埋从来母之里得声，读明母之霾、薶从来母之狸得声，狸从里得声，在来母，而古语狸曰不来。其例一。”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也有类似的观点。其他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大都举此例以论证古有复辅音声母。但我认为这些议论是不可靠的。因为“薶”是个明母字，并不是从来母的“里”得声。《说文》也只说“霾、薶”是从“貍”得声，而没有说从“里”得声[526]。《汉书·江充传》：“得桐木人。”师古曰：“《三辅黄图》云：充使胡巫作而薶之。”可知《三辅黄图》仍用“薶”，不用“埋”。今本《汉书》“薶、埋”并用。《周礼·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泽。”郑玄注以“埋”解“貍”。这是说东汉中晚期已经有了“埋”字形，而在郑玄的眼中，“貍”是先秦的古文字，所以才需要注释。《经典释文》：“貍，亡皆反；刘莫拜反。”是说“貍”有平声和去声两读，与来母无关。《周礼·鳖人》：“……鱼鳖龟蜃凡貍物。”《释文》：“貍，莫皆反。”《周礼·郁人》：“遂貍之。”《释文》：“貍，亡皆反。本亦作埋。”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包（胞）貍（埋）阴垣下。”在帛书中有多处“貍”字，均不作“埋”。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第84页引秦国的陶文曰：“志是貍封。”何琳仪说：“秦陶貍读薶。”也不作“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霾”与“薶”为通假字。

即使把俗字的“埋”字分析为形声字，也不能说“埋”就是从“里”得声。据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第275页“埋”字下注称“埋”是从土从貍省声。可知藤堂先生也认为“埋”并非从“里”得声。镰田正等著的《汉语林》第235页也说“埋”是从“貍”得声，而不是从“里”得声。足见“貍”读明母。而读来母的“貍”是狐貍和貍猫的“貍”的异体字[527]，与读“亡皆反”的“貍”是异字同形。我们认为“貍”字之形有可能是从另一个在古文字中从“鼠”（左旁）从“里”（右旁）的字演变来的。因为在包山楚简、望山楚简、曾侯乙墓竹简中的“貍”都是从“鼠”，而不是从“豸”。[528]凡是从“豸”的字如“豹、貘、豻、狸、貂”无一例外都是从“鼠”，这可以说是战国文字或至少是楚系文字的显著特色。裘锡圭、李家浩在《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529]第503页的注释15有很精辟的论述：“简文貘、豻、狸、貂等字所从的‘豸’旁，原文均写作‘鼠’。古代‘豸’‘鼠’二形旁往往混用。《隶释》所录魏三体石经《春秋》宣公三年‘叔孙豹’之‘豹’古文作‘’。‘貂’在古书中亦作‘鼦’。《集韵》所收异体有‘鼦’。故释文径书上引诸字所从鼠旁为豸旁。”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合撰的《望山楚墓竹简释文与考释》[530]第88～89页注解14根据楚简的材料也说过：“但望山二号墓遣册‘貍’‘貘’‘豻’等字皆从‘鼠’旁，似当时‘鼠’‘豸’二旁不甚区别。”另外《正字通》也收有从“鼠”的“貂”字形。正因为“豸”与“鼠”作为偏旁义近，从“鼠、里”的字由于偏旁义近替换而变为“貍”字，这一来就和“薶”的省写字“貍”变得同形了。在文字学中也有类例，如《说文》有“”字，钱玄同《说文段注小笺》[531]称：“，今作猢。”段玉裁注、桂馥注也有类似的观察。这样从战国的古文字系统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战国文字中的“貍”字只能是“薶”的省写，没有用作“狐貍”的“貍”字。在文献中的类例如《墨子·备城门》：“机长六尺，貍一尺。”孙诒让《墨子间诂》[532]第462页称：“案：貍，薶之借字。薶，《备梯篇》作埋，俗字。”而“狐貍”的“貍”在战国文字中是写作从“鼠、里”之形，根本不从“豸”。只是在秦系文字中由于偏旁义近相混，从“鼠、里”的字才变成“貍”，从而与“薶”的省写字同形。二者本来是不同系统的字，在古文字中是不相混的。

最大的问题是“薶”是从“貍”得声，“貍”也应该是从“里”得声，为什么会读明母呢?这其实是因为古文字中的“貍”是自反字，得音于“豸里反”，并不是仅仅得音于“里”。这里的“豸”不是音“直氏反”，而是如唐兰《古文字学导论》[533]第269页曰：“‘貍’就是‘猫’。可见‘豸’音当和‘埋’或‘猫’相近。”唐兰先生的观察是相当敏锐的。只是唐兰先生的书没有多少论证，所以不大被人注意。我们找到了一条铁证，《说文》：“皃，颂仪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凡皃之属皆从皃。，皃或从页豹省声。貌，籀文皃从豹省。”莫教切。王筠《说文解字句读》认为“籀文皃从豹省”后面夺“声”字。《说文》清楚地表明“貌”和“”是以左边的“豸”为声符，“豸”是“豹”之省。篆文的“皃”，《说文》明称其“象人面形”，则是以“皃”为象形字，而在籀文和异体字中，“皃”都加有“豸”旁作为声符。日本学者的著作大都同意《说文》的解释，如尾崎雄二郎等《角川大字源》1671页、镰田正等《新汉语林》第1035页都认为“貌”所从的“豸”是“豹”的省形，是“貌”的声符。也就是说“豸”作为声符有时候是“豹”之省，要读唇音，而且要稍稍音转为明母[534]。张儒等《汉字通用声素研究》第247页：“古豸、豹通用。豸即豹之象形初文，后加声符勺，是豸、勺古同声也。”[535]这个铁证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貍”要读明母。我们认为“貍”所从的“豸”也是“豹”之省，是声符的一部分，如同作为“貌”的声符一样，作为“貍”的声符的“豸”要读明母[536]。明母的“豸”与“里”相切正是古书上所标的“莫皆反”的“貍”音。在《说文》中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说文》：“貉，北方豸钟。从豸各声。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537]莫白切。”有的学者也提出“貉”从“各”声而读明母可能是源于上古复辅音的分化。实际上这与复辅音毫不相干。当“貉”读“莫北切”的时候，所从的“豸”是“豹”之省，是声符的一部分。“貉”得音于“豸”与“各”相切，正是“莫白切”的“貉”音[538]。可知“豸”作为“豹”之省而作声符在《说文》中并非孤例[539]。还有一个证据可以支持我们的观点，就是凡是从“里”得声而读明母的字[540]，实际上都是从“貍”，例如，“霾”字，也是从“貍”得声，不是从“里”得声。这就说明“貍”确实有明母一读，而单纯的“里”声字不能读明母，因为纯粹的“里”声字没有自反的问题[541]。我们也因此认为不能用“薶/里”这一组材料作为上古有复辅音ml的证据[542]。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同源字的角度对其予以论证。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第275页“薶”字下注称“薶”与“墨、默、霉”三字是同源字[543]。“墨、默”的上古音为明母职部；霉为明母之部。之、职为阴入对转。所以“薶”与“墨、默、霉”在古音上完全吻合。考《说文》：“瘗，幽薶也。”《尔雅·释言》：“瘗，幽也。”郭注：“幽亦薶也。”《全唐诗》卷381孟郊《吊元鲁山诗》：“幽埋尽洸洗。”《全唐诗》卷617陆龟蒙[544]诗：“幽埋力须掘。”知古人以“幽埋”联言[545]。“幽”有“黑”义，与“墨、默、霉”义近。可证“薶”与“墨、默、霉”音义皆近。而“墨、默、霉”三字均为明母，从不与来母字发生谐声关系和通假关系[546]。如把“薶”的上古音的声母构拟为ml这样的复声母，那么就得把作为同源字的“墨、默、霉[547]”的上古音也构拟为复声母ml。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我们从同源字的角度也可以证明“埋”或“薶”的上古音绝对不可能是复声母ml[548]。

我们再用通假字系联法来证明“里”的上古音不可能是复辅音ml。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里”和“李”古音相通。如《史记·天官书》：“左角李。”《索隐》：“‘李’即‘理’，理，法官也。故《元命包》云：左角理，物以起；右角将，帅而动。”同是《天官书》又曰：“杓携龙角。”《正义》：“案：左角为理。”《汉书·天文志》正作“理”。《管子·大匡》：“国子为李。”注：“李，狱官也。”刘绩补注：“李、理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李，假借为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李”字注曰：“古李、理同音通用，故‘行李’与‘行里’并见，‘大李’与‘大理’不分。”《潜夫论·志氏姓》：“生子舆，为李。”汪继培《笺注》曰：“‘李’，《晋语》作‘理’。理、李古字通。”《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天李正月居子。”整理者注：“天李即天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时有度，天地之李也。”整理者释“李”为“理”。《经法》又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也。”“李”也读为“理”。而“李”从来不与明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没有理由认为“李”的上古音声母是复辅音ml，其只能是来母。因此与“李”古音相同的“里”的上古音声母必然是单辅音来母，而不会是复辅音ml。

又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指出：“又帝俊之子‘中容季釐’，即《左氏传》之‘仲熊季貍’，所谓高辛氏之才子也。”郭沫若《卜辞通纂》[549]第324页在对第259片卜辞的考释中引述了王国维之说。这分明是以“釐”与“貍”相通假，二者都是来母字。而“釐”从不与明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其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复辅音ml。这就反过来证明与“釐”相通假的“貍”也不会是ml声母，而只能就是来母。

但是最近有学者根据古文字材料企图说明“里”有明母一读。如《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太一生水》有曰：“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釐。”其中的“釐”字，竹简原文虽然从“里”，但不作“釐”形，而是结构为上“来”下“里”的一个字[550]。整理者根据《古文四声韵》和金文释读为“釐”，并引《后汉书·梁统传》的李贤注：“釐，犹改也。”对这条注解，裘锡圭先生未加按语。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个从“里”的字不能释为“釐”，而应该释为“埋”[551]。吾友赵彤博士在《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552]第125页就利用这条材料来证明明母和来母可以相谐。我们认为楚简整理者的意见是正确的。《太一生水》原文的那个字应该释为“釐”，而不能释为“埋”。理由有：①上文我们已经证明了“埋”是汉代以后才有的俗字，先秦似乎没有“埋”字形。这是古代小学家的共识。上文所举的高明、葛英会编著《古陶文字征》第58页录有古陶文中的一例“埋”形，但是否就是后代的“埋”字，尚难确定。战国陶文中的那个“埋”其实是一个左“里”右“土”的字形，且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孤例。这个孤例不能作为上古有“薶”的异体字的“埋”的证据[553]。②竹简整理者引《后汉书》的注把“釐”释为“改”，是可以讲通的，只是材料的时代偏晚。我们这里提供另一种解释：《逸周书·谥法》：“有伐而还曰釐。”知上古汉语的训诂中“釐”有“伐”义。而楚简《太一生水》原文作“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釐”，正是以“天杀”与“地伐”相对应，“伐”与“杀”义近。这就是后来成语“天诛地灭”的意思。所以我们把“釐”释为“伐”[554]，这样理解，原文的意思就很通畅[555]。③《郭店楚墓竹简》中的这个字也见于西周金文，如西周晚期的铜器《史伯硕父鼎》，学者们一般也是释读为“釐”。春秋晚期的《庚壶》铭文中也出现过这个字，用作地名，似乎没有根据把它释读为“埋”。况且金文中多有“釐”字，甚至还有“釐”的繁化字，就是从“釐”从“子”[556]。④日本人编的《汉字异体字典》第298页也把此字归入“釐”的异体字。⑤今本《荀子》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颇多，清代以来的小学家们下了很大功夫来加以校勘，也还没有尽善尽美。《荀子》中的这个“埋”字也有可能是后人所改，非古本之真。我遍考六朝以前的古书，注意到只有今本《荀子》此处才有“地不能埋”这样的话，并不见于其他文献。基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楚简原文不能释为“埋”，而应当释为“釐”。因此，这条材料不能作为来母与明母相谐声的证据。

例十四，有的学者利用“／釆”这组谐声材料来构拟bk之类的上古复辅音。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考《说文》：“，抟饭也。从廾釆声。釆古文办字，读若书卷。”居劵切。《说文系传》曰：“臣锴曰：卷、眷从此，俱办反。”这是个典型的自反字，“”字得音于“廾釆”相切，并非仅仅得音于釆（音办）。“廾（音居竦切）釆”相切正是书卷的“卷”音。因此，此字与复辅音毫不相干，不能作为构拟上古复辅音的证据。

例十五，有的学者利用“变／”这组谐声字来构拟复辅音pl。这是不能成立的。《说文》：“变，更也。从攴声。”秘恋切。段玉裁没有对其谐声结构作任何注解。其实，“变”是自反字，得音于“攴切”。“攴”的上古音声母为滂母，“变”为帮母，二者旁纽为双声，音近相通。所以“攴切”近于“变”音。可知“变/”这组谐声字与复辅音无关[557]。有的学者虽然不同意滥用复辅音来解释谐声现象，但由于不懂得汉字的自反原理，因此不能有力地解释比较复杂的谐声。如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第294页、镰田正等《新汉语林》第249页的“变”字注就把“变”处理为会意字，而不看成形声字。这就是因为藤堂先生不明白自反的原理，事实上，《说文》把“变”当作形声字是对的。小川环树《角川新字源》第444页、尾崎雄二郎《角川大字源》第780页承认“变”是形声字，但认为来母的“”音能向帮母的“反”音演变，所以读为“变”音。这真有点像前人所说的“无所不通，无所不转”了。在不明确音变条件的时候，我们应当慎言音转。当然，正如上文所论，“”有明母，可以音转为帮母，所以“变”不分析为自反字也没关系。

我们深信本书强调的自反原理是汉字构造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自上古以来就一直被古人用来制造汉字的原理。自反字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形声字，不是一般的形声字。由于自反原理长期没有得到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的充分重视，所以有许多汉字的形声结构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从而被一些音韵学者利用来作为构拟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依据。我们这一节的研究无论对于文字学还是音韵学，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在后面讨论训读的时候，我们还将探讨在自反字中存在的训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