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古有复辅音声母说的怀疑和批评概述
日本学者藤堂明保《汉字语源辞典》[20]对复辅音的态度相当慎重，他说：“汉藏语系的各语言间的比较研究，是只有在先完成了各语言自身的词族的研究之后才能着手的课题。而且，必须和与汉语关系较深的泰语系各语言首先进行比较研究。但是，根据泰语系各语言所能确认的复声母，目前只限于pl、ml、kl、tl之类，即（复辅音的）第二个要素仅有‘l’。由此看来，在上古汉语中，可以认为确实存在过的复声母还仅限于这样的程度。这种做法才稳妥。”[21]李方桂对复辅音的态度也比较慎重，他在《上古音研究》中没有把讨论复辅音的部分放在“上古声母”一节，而是放在“上古的介音”一节里。他在该书第24页说：“上古时期的复声母问题十分的复杂，其中有许多现象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满意的解决方法。这里我们亦不多去讨论。”[22]他提到高本汉所构拟的一些复辅音，我认为那些材料与复辅音无关，完全可以用单辅音去解释。虽然董同龢《汉语音韵学》[23]和《上古音韵表稿》[24]认为有些谐声材料可能反映了古有复辅音声母，但是他所构拟的上古音声母系统中并没有任何复辅音声母，这表明董同龢对复辅音声母的存在也抱有存疑的态度。
有些音韵学者甚至把在上古音中同是喉牙音声母的谐声字也构拟为复辅音，忽视了古人说的旁纽为双声[25]以及转音的道理，本书没有必要对这类明显是牵强附会的复辅音构拟予以辨析[26]。
反对古有复辅音的学者也不乏其人，我们把反对派的根据分条大致列举于下：
（1）从语言的系统性的角度反对古有复辅音。代表学者是王力[27]。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卷上第一章明确表示了不相信高本汉等人所构拟的复辅音，王力先生论述曰：“上古汉语有没有复辅音?这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谐声系统看，似乎有复辅音，但是，现代汉语为什么没有复辅音的痕迹?人们常常举‘不律为笔’为例，但是‘不律为笔’只是一种合音，正如‘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不可为叵’一样，我们不能以此证明‘笔’的上古音就是［pliet］。一般拟测上古的复辅音，都是靠谐声偏旁作为证据的。高本汉拟测的复音声母，有下列十九种。……其实依照高本汉的原则去发现上古复辅音声母，远远不止十九种。高本汉所承认的谐声偏旁，应该拟测为复辅音，而高氏撇开不讲的，有彗声的‘慧’，埶声的‘势’，嶭声的‘孽’，旨声的‘诣’，支声的‘岐歧伎技芰’，支声的‘跂’，氏声的‘祗軝痻’，岁声的‘顪翽哕’，岁声的‘秽’，岁声的‘刿’，等等。至于《说文》所说的谐音字，为高氏所不承认（或者是故意抹杀）的，那就更多。如谷声有‘俗’，公声有‘松’，区声有‘枢’，丙声有‘更’，号声有‘饕’，川声有‘训’，屰声有‘朔’，庚声有‘唐’，彦声有‘产’，多声有‘宜’等，不胜枚举。上古的声母系统，能这样杂乱无章吗?所以我不能接受高本汉上古复辅音的拟测。”王力先生虽然没有从正面反击高本汉等学者列举出的可以证明古有复辅音的材料，但是他深刻意识到构拟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必须联系到上古音的音系。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的复辅音，那么这些复辅音声母在上古音的音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上古音系该怎样建立呢?众多的复辅音声母和单辅音声母在上古音系中是怎样的关系呢?王力先生的观察显然是有说服力的。[28]我们必须将上古音声母的构拟放在整个上古音系统中来综合考虑，而不能仅凭一些彼此孤立的材料来构拟复辅音。本书在重新分析学者们排比的复辅音材料的时候，时刻不忘语言的系统性。我们用得最多的方法是通假字系联法。正是因为强调了系统性的方法，所以我们才能对学者们煞费苦心地找出的证明古有复辅音的材料做出新的分析和结论。[29]
（2）用异读现象来解释被用于论证复辅音声母的谐声字和又音、异文等材料，从而反对复辅音的假设，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学者是唐兰。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之七“中国原始语言的推测”[30]里对Cl型复辅音声母进行了批驳，他还说：“要照我们的解释，则任何声母都有转读来母的可能，但并不是每个必须转读。”他认为谐声字中声母区别较大，彼此不容易通转的现象是异读现象，也就是一字多音。唐兰先生的这种见解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一个字有不同的读音以及一个字代表不同的词，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语言中都是非常正常，极其普遍的。其书第41页总结说：“中国语言何以有这么多的声母转读呢?我不想多作假设。但是，我就听到过有人把‘顺’念作‘忿’，这种异读的偶然流布，在广大的区域、绵长的历史内，当然可能造成这种混乱的局势的。中国语言的元音部分，在古代大概比较固定，而辅音部分却非常含糊或疏忽，所以容易流动。例如：韵尾的辅音可以脱落（像入声），也可以转变。声母辅音也还有脱落，如‘影、喻’等母，那末，当然也可以转变。我想一个语言学家，如其肯虚心地，不单抄袭西方人的看法，他总会觉察出中国语言的特点就在这辅音比较容易流动这一层。”唐兰先生的观点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古有复辅音声母。他用声母比较容易流动来解释声母会发生多种较大的变化，从而产生各种异读[31]。唐兰先生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还嫌笼统，不能有力地说明谐声字的复杂现象[32]。
（3）刘又辛先生在《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33]一文里从三个方面批评了高本汉、林语堂提出来的论证古有复辅音的证据。第一是“关于古今俗语的问题”，即从语言的历史发展方面论述古无复辅音。如“角”字，刘又辛说：“‘角’的上古声母可能属来母，到隋唐时期，才渐读为见母[34]；再到后来，来母的读法就完全消失，只保存在字书和方言中了。对于这个‘角’字，如果用复辅音说加以解释，就很不容易通过。”第二是“关于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的证据”，刘又辛认为用汉藏同源词对音的方法来构拟上古音声母还没有可靠的成果，他说：“咱们研究上古汉语，不能不依靠文字材料。汉语具有四千多年的文字记载，藏语则到7世纪时才有文字，其他语言的文字更晚。如果我们根据亲属语言的近代语言材料，用以作为构拟几千年前上古汉语语音的依据，那是要十分慎重的。”他还引述了岑麒祥《普通语言学》第16页的论述：“汉藏语系的诸语言，因为它们分隔了很久，并且分布的地区很广，其间的共同点也是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词源关系上找不到足够的、确实可靠的证据。把它们加以比较就常显得软弱无力，难以令人信服。”刘又辛称岑麒祥的“这个意见值得我们深思。”孙玉文近来完成的论文《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35]批评滥用汉藏对音来构拟上古音声母。第三是“关于谐声声符的两谐问题”，刘又辛认为如果用高本汉、林语堂等人的方法根据谐声字来构拟复辅音声母，那么会出现三辅音声母、四辅音声母的情况，他认为：“这样一来，不是脱离汉语的实际情况更远了吗?”[36]
（4）从方言的角度反对古有复辅音。如刘又辛在《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中也以现代方言里没有复辅音为理由来批评古有复辅音说，因为他认为：“汉语方言是一个蕴藏丰富的语言宝库，古代汉语各个方面的早期状态，都在方言中保留着痕迹。从近几十年来构拟上古音的全面情况来看，凡是比较经得起考验的假说，大都可以在方言中找得出古音演变的线索和例证。”[37]既然现代汉语方言中没有复辅音存在，那么上古时期未必就有复辅音。有很多不相信复辅音的学者往往都会以现代汉语方言没有复辅音作为理由[38]。丁启阵近年出版了《论古无复辅音声母》[39]一书，认为支持古有复辅音的一切证据都不能成立，认为谐声字中各种复杂的谐声是古代汉语的方音现象。周长楫在《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说之辩难》[40]一文中反对古有复辅音，认为上古汉语无复辅音：第一，汉字谐声的特殊现象是汉字时空音变或俗读误读造成的，不可作为复辅音的根据；第二，汉藏语系的诸多语言有复辅音不能类推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第三，古今汉语与方言中特殊的语音现象，如切语的使用、重叠词变双声、叠韵或衍音词，是汉语语音在使用上的特点，与复辅音的性质特点不相符合。周先生还说：“我们不禁要问，像严先生为周秦古音拟定的如此庞大的复辅音系统可信吗?它符合周秦古音的实际面貌吗?如果说周秦古音真有如此纷繁复杂的复辅音系统，为什么在上古的典籍或其他书面材料里没有反应呢?注意兼顾收录古音和方音的《切韵》[41]，为什么没有记录一点复辅音的材料呢?今天汉语如此复杂的方言是丰富的语言宝库，古汉语早期的状态，应或多或少在今汉语方言里留有一些痕迹吧，尤其是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方言，例如被誉为蕴藏有上古汉语化石的闽方言，竟也找不出一个复辅音的例证来，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看法产生怀疑。”批评古有复辅音声母说的还有朱星《古汉语概论》[42]、徐德庵《论古汉语有复辅音说的片面性》[43]、蔡永贵《复辅音声母：一个并不可信的假说——谐声字“一声两谐”现象新探》[44]。刘志诚《两周金文音系的声母系统》[45]根据《金文编》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统计并编排出了《金文谐声总表》和《金文谐声几率统计表》，其文构拟的两周金文的辅音系统没有出现复辅音声母。
除了以上各条之外，本书至少还可以补充以下几条反对上古有复辅音声母的理由：
（5）迄今为止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都不能有力地说明复辅音声母消失的原因，以及比较确切的消失年代[46]。复辅音为什么会在六朝以前就消失得毫无踪影呢?这是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都不能回答的问题。
（6）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往往滥用材料来构拟复辅音，把很多与复辅音毫无关系的材料也看成复辅音的反映。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声母不同的叠韵联绵词也是来自复辅音的分化，这是毫无根据的，没有可信的证明。如他们认为联绵词“迷离、孟浪、朦胧、螟蛉”都是复辅音ml分化成的，本书对这类明显的牵强附会没有必要反驳[47]。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凡是一切可靠的通假字都不能作为构拟复辅音声母的根据。因为通假字的条件是两个字的声母本身已经相通或相近，彼此之间处于可以音变的范围之内。否则，不能成为通假字。复辅音声母如果分化为两个单辅音声母的字，那么这两个字就没有相通假的可能。反过来，如果是通假字，那么一定不会与复辅音的分化有关系。构拟复辅音的学者经常用很多通假字为根据，这在方法上和理论上就是错误的。这是我要非常强调的一点。我们在本章第五节中对此还有讨论。
（7）从高本汉以来的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在音理的分析和阐释上有很多可疑之处。高本汉、林语堂、陈独秀等人及其以后的诸多音韵学者都看到了汉字的读音与其谐声偏旁在声母上有时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别。这些学者认为这些谐声现象已经超出了声母之间相互通转的可能，于是就认为这些本身不可能相互间发生音变的单辅音声母是来自复辅音的分化。这样简单的操作就是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们的基本逻辑[48]。他们常常强调：这样的谐声材料不构拟复辅音就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要指出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大都没有能够正确认识到汉字的谐声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许多现象不利用构拟复辅音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相反，构拟复辅音却会与上古汉语本身所具有的系统性相冲突。有许多本来是可以通转的声母被他们看成不能够通转，而他们往往自命为审音派[49]，常常攻击所谓的“无所不通、无所不转”。殊不知审音只有立足于考古的基础上才能进行[50]。我们坚持以古证古的原则，在本书中将发掘出一批现代学者认为不能通转的辅音，但是其在古人的眼中确实能够音转。这样，我们只能相信古人，不能够以今律古。本书对大量谐声材料的分析，一般都是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所没有做过的工作。本书采用的某些方法和理论也往往不见于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的论著。我们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不抱任何成见。
（8）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往往拘泥于一些孤立的现象，对古汉语自身的系统性问题注意得不够。例如，上古汉语有很多的通假字、同源字，这是任何学者都承认的事实，这是古汉语的系统性的一种体现。通假字和同源字的条件至少是古音能够通转。如果在古书中能够找到确切的材料证明一些确凿无疑的通假关系或同源关系，那么学者们构拟的任何复声母都必须符合这样的通假关系或同源关系。然而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对此几乎视而不见，他们构拟的大量复声母都经不住通假字或同源字的检验。由于确定同源字的方法在学术界还有分歧，所以本书将主要运用通假字系联法来剖析既往关于复声母的构拟。后文对此还有说明。
（9）本章用专门的一节来讨论对音材料的问题，指出不能滥用对音材料。因为要确定古汉语的音译词所对应的外语原始词很多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能主观地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某一种意见。而且现在的学者常常不容易了解古代的人们音译外语词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所根据的方言特征。正如《释氏要览》卷上称：“沙门。肇师云：出家之都名也。梵云：沙迦懑（懑门字上声呼之）曩。唐言‘勤息’，谓此人勤修善品、息诸恶故。又秦译云‘勤行’，谓勤修善法行趣涅槃也。或云‘沙门那’。或云‘桑门’。皆译人楚夏尔。”所谓“译人楚夏”就是指翻译家所根据的方言不同，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翻译家所根据的佛经的原文可能有不同语言的版本，有的是中亚语。第二，翻译家所根据的汉语可能是不同的方言[51]。《释氏要览》卷中称：“佛宝：梵语‘佛陀’或云‘浮屠’。或云‘部多’。或云‘母驮’或‘没陀’。皆是五天竺语楚夏也。并译为觉。所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今略称佛也。”可知在五天竺语中也有楚夏之别，同样方言复杂。这是利用对音材料的学者不能忽视的。
（10）我们想引述陈寅恪先生一段关于语言学的论述。懂得20多种外语的陈寅恪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52]中有一段话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于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话强调了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大前提必须是一个共同的语系，不能将不同语系的语言规律彼此套用，虽然语言类型学的观点也必须重视[53]。世界上语言众多，情形异常复杂，一般学者所知有限。如果要根据语言类型学的观点来下判断，那么一定要多方列举语言事实，而不能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批评的一样：“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我们在古文献中发现东汉时代的大学者服虔似乎不知道汉语有过复声母[54]。而且有迹象表明，在东汉时代的异民族语言中，有的就没有复声母。我们有证据可以说明复辅音声母未必是古今世界各语言的通律，我将自己收集到的材料排比如下：
日语是与汉语不同源的一种语言，而日语从古到今从没有存在过复声母。[55]南印度的泰米尔语也没有任何复辅音声母[56]，其祖语是古印度的原始土著语言达罗毗荼语，据学者研究也没有复辅音声母，其复辅音是由于非重读元音失落而产生的，非原始语音形态。[57]
据赵明鸣《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58]第172～173页的论述，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词典》虽然有16种复辅音，但并没有复辅音声母存在。赵明鸣说：“在《突厥语词典》语言中，复辅音都分布于音节的末尾。在多音节词中，有的复辅音还可以处于词间。但是，我们未发现有复辅音处于词首的例证。这表明，《突厥语词典》语言中复辅音的音势结构是典型的后置型结构而非前置型结构。这是古代突厥语文献语言复辅音音势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突厥诸语言在基本保留《突厥语词典》语言复辅音音势结构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与此同时，现代突厥诸语言中还出现了相当一批与古代突厥语复辅音的分布完全相反的前置型复辅音结构，以维吾尔语为例，……毫无疑问，这种前置型复辅音的出现表明，分布于我国新疆境内的突厥诸语言近代以来与属于印欧语系的俄语发生了密切的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赵明鸣的研究说明：古代突厥语没有复辅音声母存在，现代突厥诸语言的前置型复辅音是后来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才产生的，是晚起的现象。
据哈尔马塔《印度—伊朗人的出现：印度—伊朗语》[59]提到：“达罗毗荼语的辅音系统甚为贫乏，尤其是缺少辅音丛，以致难以建立原始印度语与原始达罗毗荼语进行最古交流的语言学依据。”可知印度最古老的土著语言达罗毗荼语缺少复辅音，也就是辅音丛[60]。属于达罗毗荼语系的泰米尔语是现在还活着的语言，明显没有复辅音。
蒙古语的权威学者清格尔泰在《蒙古语巴林土语的语音和词汇》[61]一文中提到：“在蒙古书面语中，出现复辅音是极个别的现象，可是在现代巴林土语和许多蒙古语方言土语中复辅音是很普遍的。这是语言发展过程中词的非重读音节的短元音弱化，进而脱落的结果。巴林土语里虽有以开音节结尾的词，但只有以长元音、复元音结尾的，而没有像蒙古书面语和某些土语（如鄂尔多斯）那样以短元音结尾的开音节词。因此，非重读音节的短元音的失落，特别是闭音节下面的辅音加元音的音节中的短元音的失落，是产生复辅音的主要来源。……某些相邻的两个辅音当中可以听到极弱化的元音，有时也会完全脱落，如：arad（人民）可以说[arat]，也可以说[art]。”清格尔泰先生的研究清楚地说明蒙古语的复辅音一般是后起的，是由于短元音的弱化乃至失落而造成的[62]，古代的蒙古语极少有复辅音。[63]据德力格尔玛、波·索德编著《蒙古语族语言概论》[64]第二章第79～80页论述：蒙古语族语言“复辅音是现代蒙古语族语言语音发展的共同趋势。只是由于重音位置不同而复辅音出现的位置有所不同而已。现代蒙古语、达斡尔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等语言的词重音落在第一音节，同时非重读音节的短元音产生了弱化或失落，因而在词中或词末出现一系列复辅音。土族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东乡语等语言的重音一般都落在词的最末一个音节，词的第一音节的元音往往产生清化或失落，因而它们的复辅音一般出现在词首”。可见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复辅音都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后起的。另外，据同书第80页，莫戈勒语的复辅音是受外来语影响而产生的。我通检过日本著名蒙古语学者小泽重男的《元朝秘史蒙古语辞典》[65]，可知在《元朝秘史》中所记录的蒙古语似乎没有复辅音声母存在。[66]
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67]一书中的第二篇“日语和琉球语、朝鲜语、阿尔泰语的亲族关系”第四节“（日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族等的关系”提到乌拉尔阿尔泰语族有一些与印欧语不同的特征，例如：没有复辅音声母；没有以r开头的词汇[68]；有元音和谐律；无冠词；无“性”；动词有胶着变化，而无屈折变化等[69]。可知没有复辅音声母是乌拉尔阿尔泰语族的共同特征。在非洲赤道以南的班图诸语言包含150种语言，这些语言不属于同一个语系，但其通例是没有复辅音。[70]
据日本学者北村甫主编《世界的语言》[71]中的“闪含语族”[72]章第66～67页指出：在古典阿拉伯语中“音节必以辅音开头，在同一音节内没有复辅音[73]，也没有不同的元音所构成的复合元音。因此，在借入外语（例如法语）的时候，如果该法语词是二合复辅音开头的，那么或者是在该词的最前面加上辅助性的元音，或者在那二合复辅音之间插入元音，从而阿拉伯语化”[74]。又据同书大江孝男所撰“阿尔泰诸语言”章第122页指出：在阿尔泰诸语言中“单词的音韵构造比较简单，其固有词汇没有复辅音声母，一般也没有以r开头的词汇”。可见在阿尔泰语系和闪含语系的固有词汇中没有复辅音声母。据同书“乌拉尔诸语言”章（小泉保所撰）第91页指出：在乌拉尔语系中，二合复辅音的例子很少，令人怀疑其原始母语到底有没有二合复辅音。这些事实必须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不得专门用英语等印欧语或藏缅语来作汉语有复声母的旁证。以语言类型学为证据而主张汉语古有复辅音声母的学者难道可以抹杀这些事实么?
我最近注意到古埃及神话众多古老的神名中似乎没有一个神名是复辅音声母，当然我根据的是其英文转写的名称。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希望能引起有关专家的关注。只有一个例外是Ptah，然而这个例子也可以有其他的解释，就是其最前面的声母P很可能是不发音的，如同“Ptolemy”一般音译为“托勒密”，其P并不发音。类似的例证甚多，翻开一部英文词典，凡是以Pt开头的词汇，其中的P都不发音，无一例外[75]。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尚待进一步的考证。还有一个现象也有参考价值：聂鸿音先生《道光<石泉县志>中的羌语词》[76]一文根据道光年间编撰的《石泉县志》（1833年赵德林等修）所记录的羌语的译音词和现代的羌语方言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认为《石泉县志》中的羌语所显出的复辅音声母没有现代的羌语方言的复声母多。这就说明现代羌语方言中的有些复声母是后起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复声母都当作该语言中的原始形式。这个现象在蒙古语的发展史上极为明显。
这些语言类型学上的证据，足以摧破上古汉语一定有复声母的神话。
（11）声母之间能否通转不能取决于人为的想象，而要从语言事实本身得出结论[77]。今天的学者不能自命为审音派[78]，任意规定古代的语音哪些能够通转，哪些不能通转。事实上，现代汉语方言所反映出的复杂的音变现象就常常出人意料，本书经常利用方言的音变现象来作为讨论的旁证，以阐释音变的规律。有的外语提供的语音演变的信息，复声母派学者并不十分重视。复声母派学者信奉的一些所谓音变原理有许多经不住西方历史语言学的检验。例如，在英语中有“aphaeresis”这种音变。据R.L.Trask《历史语言学》[79]第66页的介绍，这叫做“首音失落”。英语的knee一词本来是发声的复声母kn，但语音演变的结果是前面的塞音k的发音失落了，而n的发音却得以保留。如果按照古汉语复声母派的学者的审音观点，应该是n失落，k保留才合于音理。然而，英语语音演变的事实却正好与这个审音原理相反。类似的例子如knight、know、knock、knob、knot、knuckle、knife、knit、knave、knead、knavish、knap、knack，这些词中的kn无一例外都是读n音，本来的k失落了。再举数例：第一，英语的recognize中的舌根塞音g本来是要发音的，但在英语世界中，很多人已经失落了这个g。虽然按照orthography，还是写出g来，但已经不发音了。这也是鼻音前的塞音失落的例子。第二，英语adjacent中的d居然失落了发音成分（non-rhotic）。第三，Wednesday中的第一个d本来也是发音的，但后来也失落了。这些在英语都叫syncope。第四，英语pneumonia的起首辅音p本来是发音的，但后来也失落了，而不是鼻音成分的n失落。
我们再举一个有参考价值的例子：布龙菲尔德《语言论》[80]第十八章“比较法”论述到：“波罗的—斯拉夫语就这样同印度—伊朗语、亚美利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一致，在某些形式里出现咝音，而其他语言却用软腭音，例如‘百’这个词。”这个例子在西方历史音韵学中已是常识。“百”在阿维斯塔语中是s声母，在拉丁语、古爱尔兰语中是k声母[81]，但语言学家们构拟的原始印欧语是唇化的k声母，也有学者认为是硬腭塞音的c，总之不是复辅音sk-之类。[82]
据日本学者佐藤圭四郎《古代印度》[83]第58页提及的一个音变例子：原始雅利安语中的g，相对应的梵语有的作j，在古伊朗语作z或s。例如希腊语表示“神圣的”一词是agnos，在梵语作yajña（意思是“牺牲”），阿维斯塔语的同义词作yasna。我们认为这个音变的过程也许是g→j→z→s。无论如何，西方的语言学家并没有用复声母来解释从g→z或s的音变。
再如，据欧阳觉亚等《黎语调查研究》[84]第278页“方言、土语之间的语音比较”所提供的资料，保定黎语中的复声母pl-，对应中沙和黑土黎语的单声母l-，从此可知其复声母pl的演变不是失落l，而是失落了p，保留l。作者总结：保定的pl声母，中沙和黑土一律并入l。但一般的复声母派学者根据自己的审音原理认为，pl这样的复声母的演变方向应该是失落l，保留p（因为p是清塞音，相对其中的l来说是强势音）。据同书第572页对壮侗语族诸语言的演变趋势的总结：“原始共同语的复辅音声母，大部分语言都简化了，大部分地区的壮语及布依、侗、仫佬、水、毛南语变成唇化或腭化声母。黎语只保留一个pl。”这段简要的总结显示在壮侗语族的复声母的演变趋势是变成唇化或腭化声母，而不是简单地分化为普通的单辅音声母，但古汉语复辅音派的学者一般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音变情况。古汉语复辅音派学者往往以精于西方历史语言学自居，然而他们构拟复辅音的方法常常不与西方历史语言学及我国的民族语言学相符合。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据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85]第119页称：藏语的Cl-型复辅音“在单辅音化的过程中，往往是前一辅音（C）脱落，后一辅音l-保留下来”。可见藏语的Cl-型复辅音的演变趋势是前一辅音（C）脱落，不论这个前辅音的清浊。这与古汉语复声母派学者构拟的Cl-型复辅音的音变规律显然不同。
我们现在从西方语言词汇的历史音变来仔细地考察一些具体的例子。如kleptomania（偷窃狂）一词有极其古老的来源。根据权威的《钱伯斯语源学辞典》第567页，其音变的过程是从原始印欧语klep-→希腊语kléptein，拉丁语clepere，哥特语hlifan、hliftus→新拉丁语kleptomania→英语kleptoma-nia。可见其复辅音声母从来没有消失或单辅音化，其中的-l-始终存在，直到现在的英语；据同书同页，美国俗语klutz（笨人、傻瓜）一词的渊源是中古高地德语，其复声母kl-在其辗转相借中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没有简化成单辅音k或l。我们发现英语中的kl-开头的单词，凡是有古老词源可考的，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特别的音变，从古到今都大抵是如此。而古汉语复声母派学者坚决主张上古时代的复声母kl-无一例外地简化为单辅音声母k-。这与西方语源学不合。再如，古汉语复声母派学者主张上古汉语的gl-型复声母的演变趋势是无一例外地简化为单声母l-，失去前面的浊塞音（因为他们的审音认为浊音的强度较弱，所以容易脱落）。我们认为这与西方的历史音韵学完全不符。根据《钱伯斯语源学辞典》第434～438页的考察和研究，英语中大量的以gl-开头的词汇，从远古到现在其复辅音类型基本未变，如glad、glade、glamour、glance、gland、glare、glass、glaze、gleam、glee、glen、glint、glory……例子非常多，其复辅音声母从来没有分化为g或l，或简化为任何单辅音。类似的英语中的cl-型复声母的词汇在语源学上也是复声母，而没有分化为单辅音声母；再如，古汉语复声母派的学者构拟了sk-这样的复声母，并说到中古分化为s-和k-这样的单辅音。但是，英语中的由复声母sk-构成的词汇非常多，从古到今始终没有分化为s-和k-这样的单辅音声母，而且sk-中的s从来没有失落，一直都要发音，例如skald、skate、skein、skeleton、skeptic、sketch、skid、skiff、skill、skillet、skim、skimp、skin、skink、skip、skipper等等，其例甚多。我从《钱伯斯语源学辞典》中还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证，表明汉语复声母派学者所构拟的复辅音类型的演变规律与西方语源学不合，不能得到西方历史语言学的支持。奇怪的是古汉语复辅音派学者往往有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背景。这种现象不是发人深省吗?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复辅音派学者口中的西方历史语言学只是一个幌子，与他们构拟的古汉语复声母及其演变规律根本毫无关系。因此，如果古汉语真的有复辅音声母，那么绝不可能在现代汉语的众多方言中消失得毫无踪迹，一定会有残余现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宁可相信古汉语从来就没有过复辅音声母。
（12）学者们在根据形声字来构拟复声母的时候，往往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在上古汉语中，一个汉字只能有一个音，其分化出的音必定与这个古本音有密切的关系，二者只能在古音通转的范围内。一旦一个汉字的两个音的声母彼此之间的关系超出了古音通转的范围，学者们便认为这是来自上古音复声母的分化。这个“字有定音”的说法居然一直没有受到怀疑，然而这显然是错误的[86]。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有专节讨论在古文字学中广泛存在的异字同形现象，也就是一个汉字可以表示不同的词，二者只是字形相同，往往音义皆殊，其例甚多，此不详及。汉字中的异字同形的问题牵涉到文字学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难题，那就是“转注”，我们这里对此予以研究，举例如下：
先秦的“立”字形有喻三和来母两个音，后来在战国的楚系文字中从“立”分化出了“位”来专门读喻三音，而“立”的喻三音后来消失了，专门读来母。我认为这种类型的分化字就是《说文解字叙》说的“转注”，也就是说“位”是“立”的转注字。《说文叙》在论及“转注”的时候所举“考、老”关系的例子，应该分析为“老”字在先秦古文字中有来母的“老”音和溪母的“考”音，但最先没有“考”的字形。后来为了区分同一个“老”字具有的这两个音，就造了一个后起的分化字“考”，以专读溪母音，从而“老”的溪母音消失，专读来母音。因此可以说“考”是“老”的转注字。又如“辟”字形本来包含的意思很多，读音也有不同。后来表示“劈柴”的意思就分化出“劈”字形，表示“回避”的意思就分化出“避”字形，表示“偏僻”的意思就分化出“僻”字形，表示“便嬖”的意思分化出“嬖”字形。本来在上古时代，“劈柴、回避、偏僻、便嬖”等都是用“辟”字来表达，[87]因此可以说“劈、避、僻、嬖”等都是“辟”的转注字。“大”字古有“大、太”二音二义，后分化出“太”表示最大之义，因此“太”是“大”的转注字。“弟”古有“兄弟、孝悌”二音二义，后分化出“悌”专门表示“孝悌”，因此“悌”是“弟”的转注字。“竟”古有“终竟、边境”等义，后分化出“境”专门表示“边境”，因此“境”是“竟”的转注字。“县”古有“郡县、悬挂”等义，战国中期以后分化出“悬”专门表示“悬挂、倒悬”，因此“悬”是“县”的转注字。“共”古有“恭敬、共同、供给”等义，后分化出“恭”专门表示“恭敬”，分化出“供”专门表示“供给”，因此“恭、供”是“共”的转注字。“田”古有“田地、田猎”等义，后分化出“畋”专门表示“畋猎”，因此，“畋”是“田”的转注字。“反”古有“反叛、返还”等义，后分化出“返”专门表示“返还、返回”义，因此“返”是“反”的转注字。“责”古有“责任、债务”等义，后分化出“债”专门表示“债务”，因此“债”是“责”的转注字。“舍”古有“舍去、舍留”等义，后分化出“捨”专门表示“舍去”，因此“捨”是“舍”的转注字。“亨”古有“亨通、烹饪”等义，后分化出“烹”专门表示“烹饪”，因此“烹”是“亨”的转注字。“它”古有“蛇、其它”等义，后分化出“蛇”专门表示“虫蛇”，因此“蛇”是“它”的转注字。“孰”古有“煮熟、谁”等义，后分化出“熟”专门表示“煮熟、烧熟”，因此“熟”是“孰”的转注字。“曾”古有“增加、层、曾经”以及作为副词的用法，后分化出“增”专门表示“增加”，分化出“層”表示“层级”，因此“增、層”是“曾”的转注字。“然”古有“燃烧、然而”以及表示“肯定”等义，后分化出“燃”专门表示“燃烧”，因此“燃”是“然”的转注字。“莫”古有“表示否定、日晚”等义，后分化出“暮”专门表示“日晚”，因此“暮”是“莫”的转注字。“何”古有“表示疑问、担扛”等义，后分化出“荷”专门表示“担扛”，因此“荷”是“何”的转注字。“女”古有“女人、第二人称代词”等义，后分化出“汝”专门表示第二人称代词，因此“汝”是“女”的转注字。“见”古有“看见、出现”等义，后分化出“现”专门表示“出现”，因此“现”是“见”的转注字。“自”古有“自我、鼻子”等义，后分化出“鼻”专门表示“鼻子”，因此“鼻”是“自”的转注字。“前”古有“前进、剪断”等义，后分化出“翦”专门表示“剪断”，因此“翦”是“前”的转注字。“正”古有“正确、征讨”等义，后分化出“征”专门表示“征讨”，因此“征”是“正”的转注字。“师”古有“军队长官、狮子”等义，后分化出“狮”专门表示“狮子”，因此“狮”是“师”的转注字。“取”古有“夺取、娶妻”等义，后分化出“娶”专门表示“娶妻”，因此“娶”是“取”的转注字。“韦”古有“皮革、违背”等义，后分化出“违”专门表示“违背”，因此“违”是“韦”的转注字。“北”古有“北方、后背”等义，后分化出“背”专门表示“后背”，因此“背”是“北”的转注字。“因”古有“婚姻、沿袭”等义，后分化出“姻”专门表示“婚姻”，因此“姻”是“因”的转注字。“昏”古有“昏暗、婚姻”等义，后分化出“婚”专门表示“婚姻”，因此“婚”是“昏”的转注字。类例甚多，断非偶然。文字学者多谓《说文》中的“转注”只有“考老”二字（后人多不知《说文叙》的意思是：“考”是“老”的转注字），今知其不然。
这样的分化字由于是造字法的一种（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造字之本”），所以《说文》将转注列为六书之一，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并列。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桐乡徐氏印谱序》误以为“转注”是六书之用，与“假借”相同，非造字之法。其说非是。我以为六书都是造字之体，非有体用之分[88]。“假借”也是用同音字来临时当作另一个字，结果造成一个字形表示多个词；而“转注”是把一个本来包含多音多义的字造出分化字来，这跟“假借”刚好方向相反。这两种方法在汉字发展史上长期共存，但二者均为造字之法则不可疑。我关于“转注”的解释，与《林沄学术文集·古文字转注举例》中的观点相似而不相同。因为林沄《古文字转注举例》指出金文中的“考”与“老”同形：“同一字形兼具老、考两字之用。因为，这个字形不但可以表示年老之意，也可以表示父亲之意。……至于‘考’字，是在原有的‘老’字上加注声符‘丂’而产生的分化字。……总之，‘老’字本来兼作‘考’字用，是不添新字形的造字，这就是转注。西周已出现了加注‘丂’声符的‘考’字。出现专用的‘考’字后，‘老’字仍有按旧习惯用作‘考’者，‘考’字则不能用作‘老’字。大概到东周后期才完全分化为用各有当的两个字。”可见林沄说的“转注”是指同一个字形可以表示意思相关的不同的词（也就是“一形多用”），与我认为“转注”是通过分化字来造新字的观点不同。我的观点明确地说：转注字就是分化字。我对“转注”的解释完全符合《说文叙》说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我讲的这些本字和分化字都具有同一个字根（或称“母字”），这就是“建类一首”；把字根中包含的各种音义用专门的分化字来表达，这就是“同意相受”。我们的解释应该无困难。如果按照林沄说的，“转注”是“一形多用”，那么转注就不会是一种造字法。而《说文》的六书分明是在讲造字法，这是很清楚的。林沄说的“一形多用”是非常重要的古文字现象，是“转注字”产生的基础，但其本身并不是“转注”。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干脆主张放弃“转注”不提，这有蔑古之嫌[89]。实际上，“转注”现象和规律在古文字中大量存在，许慎明指其为六书之一，厥功甚伟，不可等闲视之。本书第二章讨论异字同形的一节表明在古文字中有大量的同形字或一形多用的现象，从同形字中分化出后起字，这就是转注的规律。根据我这里对“转注”的解释和后面对“异字同形”的论述，上古汉语中的一个汉字包含多种读音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些读音彼此之间有的有同源关系，有的没有同源关系，不是从一个古本音分化出来的。因此，学者们不能用一个字有多种异读音来构拟复声母，其原因就是一个汉字本来就可以表示没有同源关系的不同的读音。我对六书中的“转注”的解释希望能引起学者的注意[90]。
（13）日本学者春日和男《新编国语史概说》[91]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日语的系统”[92]第62～66页提出作者研究意见，认为日语和藏缅语同源。作者假设了原始日语本来有复辅音声母，但都是单音节。后来在奈良时代的日语已经在复声母的两个辅音之间插入了元音，从而演变为多音节的语言，码化出来是CCV→CVCV的音变。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所设想的音变规律是单音节的复辅音声母的两个辅音之间插入了元音从而演变为多音节，绝对不是其中的一个辅音脱落从而变为单辅音声母，也即CCV→CV的音变。因此，日本学者的这个复辅音声母的音变假设明显不同于我国的复声母派学者。也就是说，日本语言学者的这个假设也可以作为我们反驳汉语有复声母说的一个理由。
（14）汉藏语系的观点是19世纪的西方学者提出的假设，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汉语与藏缅语之间的关系词未必能够用同源词的观点来解释。[93]因为在先秦时期汉民族与藏民族的祖先就有很多的交流。本章后面会列举出很多材料表明先秦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及各种交通相当频繁，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落后。[94]我们还可据以举出旁证：古代印度的梵文与巴利文被公认为是关系密切的语言，其间的关系词多得不可胜数，其对应关系非常明显。但是，《大英百科全书》“pāli language”条明确地称巴利语并非从吠陀语、梵语发展出来，这是发人深思的。日本学者服部四郎认为日语和日本的阿伊努语虽然在上古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但要证明二者同源是极其困难的。[95]法国著名历史语言学家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96]第27页早就说过：“反过来，远东的那些语言，如汉语和越南语，就差不多没有一点形态上的特点，所以语言学家想从形态的特点上找出一些与汉语或越南语的各种土语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就无所凭借，而想根据汉语、西藏语等后代语言构拟出一种‘共同语’，是要遇到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阻力的。”[97]这真是名家的通达之见。[98]本章后面有专节讨论汉藏对音的问题。总之，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关系词不可随意用同源关系来解释。研究和构拟汉语上古音，断不能立足于汉藏语同源这一假设。